史述篇：在华犹太难民社区的形成、发展和结束

本篇在掌握充分资料的基础上对犹太难民来华的全过程做一个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和考察，主要剖析犹太难民来华的远因近由、犹太难民来华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犹太难民社区或群体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演变，德日法西斯对在华犹太难民的迫害，正处于反抗日本侵略之剧烈变动之中的中国社会与犹太难民的关系，在华犹太人的离去和来华犹太难民社团的结束。

第一章 欧洲犹太难民来华避难的远因近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纳粹疯狂反犹，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当时通过上海进入中国的犹太难民有3万左右，除数千人又去了他国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避难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仅后一个数字就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数还多。为什么当时欧洲犹太难民选择中国，特别是上海作为避难的落脚点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其成因错综复杂，需要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犹太人来华的历史背景、中犹文化的可融通性，以及上海的特殊地位等角度进行多方位的探讨。

一、犹太难民来中国避难的国际背景

希特勒于1933年初在德国上台，随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这场运动从没间断，而且逐步升级，就其全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1938），主要是在德国本土颁布一系列反犹法令，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无孔不入的迫害。第二阶段（1938—1941），随着德国吞并和占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粹的反犹政策和法令被照搬到德占地区，并发展为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行动方针。第三阶段（1941—1945），纳粹当局转而实行“最后解决”政策—即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

当时，面对大批犹太人的出逃，世界各国所作出的反应却十分令人费解。许多国家除了口头上的同情之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援救行动。随着犹太难民人数的增加，不少国家甚至逐渐采取了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的政策，就连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毫无例外。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场空前的危机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使各国政府疲于应付国内问题，而无暇他顾。当时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倾向，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一些国家面对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和大批犹太难民的外逃，依然无动于衷，反而把犹太难民看作是可能增添麻烦的包袱。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会议，与会国对犹太难民都表示同情，但没有采取救助犹太难民的具体措施，甚至在对犹太难民“部分开放”这个问题上也未达成一致意见。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只是“文明政府用以掩盖它们无能为力的门面。”此外，对纳粹淫威和战争威胁的一种恐惧心理，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对犹太人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战争威胁与日俱增。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为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竭力推行“绥靖政策”，对侵略者处处妥协退让。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如瑞典、瑞士等，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更是小心谨慎，唯恐得罪纳粹德国。由于希特勒已经把反犹看作是德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以致任何偏袒犹太人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德国不友好的表示，这就使许多中立国家都不敢碰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上面谈到的只是两个全球性的原因，而对各国来讲，又有不同的情况。下面试对与犹太难民问题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分别进行剖析。

首先，看一看英法等西欧国家及其属地对犹太难民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英法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特别沉重。据统计，在那场危机中，英法工业生产指数以危机前的最高点和危机中的最低点比较，分别下降了23%和36.2%。英国失业情况最严重，到1932年已接近300万人。西欧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国内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对此，西方国家竭力向殖民地附属国转嫁危机，从而将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推入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重振国内经济成为西欧各国政府及其属地的当务之急。为此，各国政府普遍奉行紧缩通货、节约开支、平衡预算的方针。因此，他们不愿意因接受犹太难民而背上新的包袱，对犹太难民都采取拒之门外的政策。英法等国属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南非联邦原来对欧洲人移入没有任何限制，但从1936年起转而拒绝犹太人移入。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也对犹太移民实行了严格控制。众所周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是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所赞同的，但在1939年5月，英政府却发表白皮书规定：在以后五年中，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人数不得超过7.5万人；五年后，将不再允许犹太人移入，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移入。同时，白皮书对非法移民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英国之所以这样做绝非偶然。众所周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英国支持锡安主义的政策一直不满，反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英国政府为了拉拢阿拉伯人抵抗德意对中东的进逼，不得不全面调整其巴勒斯坦政策。

其次，也来分析一下美国对犹太难民的态度。美国当时已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理应多接收一些犹太难民，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美国对犹太难民进入也奉行严格的限制政策。美国对犹太难民实行这样的政策，与当时孤立主义在美国泛滥，并直接影响其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对外应实行一种“不干涉”的自我保护政策，以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和国际冲突中去，强调外交首先要服从国内需要。在这一孤立主义外交方针指导下，美国当局当然不愿意背上犹太难民这一包袱，更不愿因此而与希特勒发生冲突。另外，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也对政府采取的限制犹太难民入境的政策产生了一些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反犹活动非常猖獗。当时，一些美国人把国内经济衰退的责任推在犹太人身上，理由是犹太人在金融事业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声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发明”的制度，大肆渲染犹太人将对美国社会产生危险。一些美国人受此煽动，掀起了反犹鼓噪。南方各州的一些白人政治家要求限制迁入并详细审查所有来叩新大陆之门的犹太移民，有些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反犹暴力行动。这种反犹主义思潮同样也反映到美国的政坛上，以致替犹太难民说话成了一件相当冒险的事，为欧洲犹太人的利益呼吁常被那些具有反犹情绪的人视为“不爱国”的行为。

最后要谈一谈欧洲中立国家及部分亚非拉国家对犹太难民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后期，欧洲中立国家对犹太难民的态度要比英法等国好一些。它们一般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较为同情，并能够主动提供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但对难民问题的解决依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它们虽然接受了一些犹太难民，但数量十分有限。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5年，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国所接受的难民，总共也不过几万人而已。中立国家之所以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不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既是由于战前和战时国内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大量外来移民，也是由于怕得罪纳粹德国。实际上，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及中立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国家的行动。它们只能在处处考虑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帮助犹太难民，这种帮助也只能在暗中进行。因此，这些帮助必然是有限的。人们也曾提出了将犹太难民集体移居到一些亚非拉国家去的想法，如马达加斯加、肯尼亚、阿根廷、菲律宾等。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一是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如要为犹太难民建立新的生活区需要大笔经费，而这笔资金是很难筹集的；二是那里生活水平低，民间习俗、文化环境都与犹太宗教、民族特性格格不入，因此许多犹太难民并不愿意去。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面临绝境的犹太难民想到了中国，特别是上海。

二、历史上来华犹太人安居乐业

处在困境中的犹太人想到了中国，特别是上海，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一直友好相处。犹太人到中国至少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他们在中华大地上一直受到中国人的善待，开封犹太人甚至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中国，上海则成了犹太人在中国的最大聚居地。从古到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对中国怀有好感。

虽然有人认为犹太人在汉代，甚至周代就已来到了中国，但均缺乏确凿的证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犹太人至少在唐代（约7—8世纪）就已进入中国，宋元时期犹太人来华达到高潮。当时，仅开封犹太人就有5000之多。开封犹太人被允许自由地信奉犹太教，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能的。开封犹太人拥有自己的犹太会堂，他们严格按照犹太教教规行礼拜，礼拜时面朝圣地耶路撒冷。在政治、文化方面，开封犹太人享受与汉人平等的权利。犹太人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与汉人平等竞争，不少人考取秀才、中举人，甚至成为进士。犹太人还可参与政治生活，担任重要官职。在经济领域，犹太人也未受到排挤和任何歧视，许多人靠经商致富。中国人与犹太人的友好同样也反映在社会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婚姻关系上。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开封犹太人后裔的55户中，男性都娶汉族女性，女性都嫁汉族男性。从总体看，犹太人与回族通婚的更多。这反映了历史上中国人与来华犹太人之间的通婚已很普遍。开封的犹太人也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他们对中国的儒学非常崇拜，认为自己的“一赐乐业教”与儒教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尊天崇祖，重视伦理道德。开封犹太人非常尊敬孔子，每年春秋两季都去文庙参与祭孔典礼。他们也按照汉人的习惯祭祖。在逐渐儒化的过程中，开封犹太人也开始采用儒家婚娶丧葬之礼，改用中国姓氏。如列维（Levy）家改姓“李”，艾茲拉（Ezra）家改姓“艾”等。经过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安居乐业的开封犹太人终于逐步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需要指出，当开封犹太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过着一种安宁、愉快的生活之时，欧洲的犹太人却受到排挤、迫害，甚至屠杀，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大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中国，大都聚居在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上海是1840年后犹太人来华的主要聚居地，先是英籍塞法迪犹太人前来上海经商办实业，后来又有大批俄国犹太人涌入上海谋生，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形成了一个5000多人的犹太社团。他们拥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养老院、商会、政治团体、报刊，乃至公墓。上海犹太社团兴旺发展的时候，欧洲再次出现反犹恶浪，这就又一次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提供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诬陷、迫害、驱逐、屠杀，另一边是友好相处、安居乐业、发财致富。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乃至远东最西化的国际大都市，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侨民，这也为欧洲犹太难民提供了合适的谋生条件和生活环境。正因为此，在20世纪30年代又一场空前灾难降临之时，犹太人马上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大都市上海。

尽管从古至今有这么多的犹太人在中国定居，但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当然，一些白俄、日本法西斯分子、纳粹党徒和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曾在上海、哈尔滨等地搞过反犹活动，但那不是在中国土地上自发产生的，被称为“输入的”或“强加”的反犹动作，也没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其二，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历经磨难。过去几个世纪世界一些地方的反华行动，与在欧洲蔓延多个世纪的反犹恶行极其相似。相同的经历和磨难使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1920年4月24日，“中华民国”的创建人孙中山先生在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埃兹拉的信中就表达了对于复兴犹太民族的锡安主义运动的理解和支持。这在后面还要详述。

其三，中犹两大文明之间具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三、中犹文化的可融通性

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屡遭排斥迫害，而在中国则受到如此友好的对待呢？这绝非是欧洲人比中国更加排外，而是因为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与犹太文化有许多碰撞冲突的地方，而中国文化却与犹太文化有许多相互通融之处。从文化上对这个问题作深层次分析，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上海成为犹太难民避难地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文化，但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能始终维护本文化主体精神而一脉相承的，仅存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犹太文化从萌芽至今已逾5000年，虽历经盛衰，与各种文化碰撞、冲突、交汇、融合，但其主体犹太教却一以贯之，始终是维系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纽带。同样，中华文化虽屡遭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主体儒教却保留着最初的特征。而在这同时，其他许多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却失去了原有的特征，如历史悠久的古罗马文化和古埃及文化就先后被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融合。当然，这只是中犹两大文化最根本的共同点。如具体研究中犹两大文化之内涵，它们还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共同之处，也正是反犹主义难以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封犹太人在1489年树立的石碑上写道：“我们的宗教与儒家学说只有很小的区别。两者都在言行上尊重天道，敬重祖先，忠于君王，孝敬父母，善待妻室。两者都重天伦，敬官长，广交友。”（原文为“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这在后面还要详细分析。

总体来看，中犹文化的可融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重视家庭伦理，是中犹两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中国人和犹太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家庭伦理。在中国，重视家庭的观念早在奴隶社会后期就已萌生。秦汉时期这种道德规范更加系统化。《孝经》开宗明义讲：“孝为百行之首”，把孝看成是一切德行之根本。“三纲五常”中的“三纲”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就是家长统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孝”和“顺”。这种家庭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长期沿袭，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同样，犹太人也自古就重视家庭伦理，历来有孝敬父母的传统。“摩西十戒”把孝敬父母当作一条道德标准加以确立，希伯来律法则把敬重父母进一步规范化，这种道德规范千百年来一直沿袭，被犹太家庭奉为经典。维持家庭和睦，注重长子作用，也是中犹家庭伦理中一个重要的相通之处。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家庭意识一般都很强。无论是中国家庭还是在犹太家庭，三世同堂和四世同堂的情况都十分普遍。相比之下，基督教文化中家庭观念就比较淡薄。在中犹家庭观念中，长子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犹太人历来注重长子的作用，长子的权利在《圣经》中就被加以肯定。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长幼的区别也很突出。长子的地位仅次于父亲，所以封建伦理“孝佛”并提，就是要人们树立尊敬父兄的道德风尚。

（2）重视教育的作用，是中犹文化价值观接近的又一表现。犹太人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千百年来，不管处境如何恶劣，他们的重教传统始终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注重教育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在《劝学》中就系统地阐发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后，历朝历代注重教育一直兴盛不衰。当然，除了中犹两民族外，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很重视教育。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是，中犹两民族的教育价值观中还有许多具体的相同之处。下面试举两例。一是重视知识教育。犹太人十分重视实际知识教育。他们有一句名言“知识是最可靠的财富”。在犹太家庭中，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可以不惜倾家荡产。犹太人中的识字率不论古今都一直是很高的，即使在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时代，犹太人中文盲也很少。在中国，知识也一向被当作万能的法宝，古人云“人有知学，则有力量”“书乃随身之宝”“家有万金，不如藏书万卷”都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道理。二是重视德育。犹太教育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旧约：利未记》号召人们“要爱人如己”。这种以善为根本的宗教观念，成为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希伯来儿童从小就接受这种德育教育。中国重视德育的传统也由来已久。孔丘可谓是中国古时推行德教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提出的德育内容，可以用“仁”“德”两个字来概括。孔丘的这种思想在我国的影响很大，在二千年封建社会中基本上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伦理教育。

（3）善于经商理财，是中犹两民族经济文化的相同之处。犹太人是有名的理财家，他们的经商才能早在欧洲的中世纪就已很有影响，当时“犹太人”和“商人”几乎成了同义词。同样，中国人的经商才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很大，海外华侨、华人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在东南亚，华侨、华人就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在中国国内，温州人、上海人和潮州人也都曾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这些共性，自然为欧洲犹太难民来中国避难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

四、战时上海所处的特殊环境

上海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也是犹太难民得以从上海进入中国，并能在上海幸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上海自开埠之后，一直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城市，特别对欧美人来说，进出上海一直十分方便。1843年后近一个世纪，上海的外国租界更是“国中之国”，任何外来的移民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许许多多的难民和政治流亡者也把上海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处。如日本占领朝鲜后，许多朝鲜流亡者就避难上海，并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部分地区，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与外部的联系只能通过海路维持。当时，政府机构已撤出上海，无法对上海地区继续行使其职权。日本占领军当局一度还来不及在上海扶植傀儡政权，也无法对上海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对租界更难以插手。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在一段时间里处于“大门洞开”的特殊开放状态，以致外国人从水路进入上海根本无须办理通常所需的一切手续。特别是1939年9月前，外国人进入上海不但不需要签证，而且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预先找到工作和出具警方提供的品德证明，上海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大都市。这对于逃离纳粹控制区的欧洲犹太难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从集中营出来的“犯人”，往往没有签证甚至没有护照，有的还是以“非法途径”逃离欧洲的，而且几乎都身无分文。许多抵沪的犹太难民称，他们本来都是富商巨贾，但这次被驱逐出境，每人只准带现款10镑。在当时情况下，像这样的难民几乎不可能进入需办理正常入境手续的国家，更不要说进入严格控制外国人入境的国家了。只有上海，也只有在当时特殊条件下的上海，才为这些欧洲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登陆地和避难所。

 

综上所述，希特勒的疯狂反犹，“文明世界”对犹太难民关上大门，历史上来华犹太人的安居乐业，中犹两大古老文明的众多相同之处，以及上海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开放状态，使上海这个东方的“冒险家乐园”成了逃脱纳粹暴政亡命东来的成千上万犹太难民进入中国的落脚点，从而在上海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在中犹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上写下了辛酸而又令人难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