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范围界定

一 外资的定义与分类

本研究所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如无特别说明，均按照国家统计局定义，指的是“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本研究后续研究中部分区别了西方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对外资的企业组织形式所做的区分，是根据研究主要选用的国泰安中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库（China Non－listed Enterprise Database）中的定义进行区分的。其中，西方外资企业形式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在数据库中的代码分别为310、320和330、340；港、澳、台资企业组织形式中的合资经营企业（港、澳、台资）、合作经营企业（港、澳、台资）、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在数据库代码分别为210、220和230、240。数据库代码中，企业注册类型代码330和340分别表示西方外商独资及西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定义为西方外商独资企业；同样，企业注册类型代码230和240表示港、澳、台商独资及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定义为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二 外资进入市场效应的界定

关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产生的各种影响，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各自定义了外资进入效应。如Sembenelli和Siotis（2008）检验了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与技术转移效应；陈琳和林珏（2009）定义了两类外资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示范效应。关于外资进入的生产率效应这一界定，应用得更为广泛（Javorcik, 2004; Arnold ＆ Javorcik, 2009）。本研究将外资的竞争与垄断效应、生产率外溢效应、技术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福利变动效应统称为广义的外资进入市场效应。之所以这样定义，一方面在于外资进入后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市场运行有方方面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影响都是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结果，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的效应：

第一，外资的竞争与垄断效应。从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来看，可以将外资进入的效应分为竞争效应与垄断效应。前者指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在市场上表现出互相竞争的关系，两类企业同在一个市场进行价格或非价格竞争；后者则意味着外资企业凭借其强大的自身实力、所有权优势和垄断优势地位，对在位本土企业进行排挤，进而施加自身市场势力，进行垄断市场、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二，外资的生产率外溢效应。一般来说，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普遍有着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外资进入本地市场，与本土企业进行竞争、合作、合资的过程中，本土企业可能从中学习到先进的管理方式、生产技术，从而提升本土企业的生产率。与现有文献一致，将这种市场效应称为外资的生产率外溢效应。

第三，外资的技术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现有文献表明，生产率的增长源于两方面：一是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 TE）的增长，表现为要素投入结构和总量不变情形下产出的增长；二是资源配置效率（Reallocation Efficiency, RE）的改善，表现为特定技术水平下要素投入结构转换和要素的高效率流动带来的产出增长。外资的进入可以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间接影响本土企业的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资进入的技术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与外资的生产率外溢效应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第四，外资进入引致的福利效应。外资进入产生的福利变动效应，本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或垄断导致的福利所得或损失，本研究的第三章通过检验外资进入对市场势力溢价水平的影响，测度了因为外资进入带来的良性竞争所得到的福利改善。另一类是因外资进入导致要素资源配置优化而带来的福利改善，第六章和第七章将对这类福利变动进行实证检验和测度。

三 考察对象：中国制造业

外资对中国产业的影响相当广泛，最近几年外资主要流入产业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外资进入不同的行业，产生的市场效应也不尽相同。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外资对中国制造业将会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泛、投资项目居多。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所有外资企业总数的63.75%，合同外资金额比重高达56.33%; 从产业结构来看，截至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的企业数为519768家，占比66.11%，第二产业合同利用外资金额高达1.84万亿美元，占比60.04%, 而制造业是第二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制造业中外资的市场效应可能更复杂、更具代表性。平新乔（2007）计算了FDI在中国的分布，结论表明，“到2004年年底，外资企业在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已上升至18%，在制造业的资本形成中约占17%，在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已占到19%的比重”。这也证实了制造业中外资行为的影响举足轻重，因此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

第二，制造业中的外资活动频繁，外资企业进退市场行为较显著，为计量外资进入市场效应提供了天然的实证研究素材。与其他产业相比，制造业中的外资行为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与其他产业相比，每年新增的外商投资中，投资在制造业的外资波动性相对较大。最近四年的数据显示出了这样的波动：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成立企业数量占当年所有新成立外资企业数量的比重为65.78%，制造业外资金额比重占57.19%，两个指标均为四年内最高水平；而2013年，新成立外资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比重仅占28.5%，制造业外资金额仅占36.76%, 为四年内最低水平。实证研究中正需要波动幅度较大的经济变量，从技术角度更容易识别出特定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现实经济运行中，外资进入和退出制造业的行为也频繁发生，尤其是当市场外部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制造业中的外资市场行为表现更明显。2007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劳动力短缺、土地成本上涨、外资“超国民待遇”终结，一系列因素叠加，使得外资撤离中国制造业的现象开始出现。这种外部冲击，是经济学中难得的天然实验。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选择制造业进行研究具有微观计量方法上的便利性。

第三，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更适用于新实证产业组织的前沿研究方法。经典的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是新实证产业组织领域最为常用的简单生产函数，采用建立在企业异质性生产率上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好地描绘了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 DEA）等其他参数或非参方法则无法还原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本研究采用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因此计算的企业异质性生产率更加准确。同制造业相比，非制造业产业的要素投入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要素的异质性问题更加突出，获得非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更为困难。即便可以计算出相应的结果，由于要素异质性难以度量，也难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甚至估计结果可能都是有偏的。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得到的结果更加精准。

关于制造业的定义，采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关于C类制造业的定义与分类：该门类包括代码为13—43的门类，该分类中对各子行业的界定也非常清晰。在实证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是国泰安非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产业代码，经过比对研究，两者的代码内容指向一致，不存在制造业代码指代内容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