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

从党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举措

彭大成 周树辉

摘要 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阶级路线和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脱贫，走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 阶级路线 群众路线 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党的性质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一条坚定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因而得到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支持与帮助，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过去的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建设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正在由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隐伏着某些不可忽视的社会危机。这就是在市场经济大发展中所出现的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国家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我国，10%富裕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财产的45%，而10%贫困家庭的财产只占城市居民财产的1.4%，已经超越欧美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财产的两极分化。”很显然，这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是相悖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可能危及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甚至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本文准备从党所长期执行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这一关系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阐释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及其伟大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被称为“穷人的党”。她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党，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精辟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段精辟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即谁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谁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谁是应该团结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亦称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在此文中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是因为：“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这就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反动性或革命性，主要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即由财产占有的多寡所决定的。那些处于社会上层，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土地和财产的阶级，如“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就是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而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生活贫困，一无所有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就越具有革命性，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除了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力量，城市广大其他贫苦劳工也值得重视。他们“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早认识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另一个是彭湃）。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最先敏锐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毛泽东在那时就已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一个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以上，而其中70%～80%是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的工人阶级虽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当时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只有200多万，且大多数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大城市中，仅仅依靠工人运动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在中国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当中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只要将他们发动起来，那就“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反动势力“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由此得出结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为北伐军迅速攻克湖南、湖北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援，也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又于9月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当秋收起义的部队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受挫之后，毛泽东果断地放弃了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带领剩余的部队开向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在创建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激烈的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忘记为广大农民谋幸福，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当时共产党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进行农村土地革命，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也是亿万农民拥护共产党、热爱共产党、积极参加红军、勇于浴血奋战的巨大动力源。为了把这种革命热情持久保持下去，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我们不仅要以“分田分地”来发动广大农民“参军参战”，还要以发展生产来提供革命战争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关心群众生活”温暖广大人心，给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为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认为，只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才是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这种“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领导下，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当时由于很多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很多地方的妇女也参加了田间劳动，到处传唱着这样的民歌：“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犁田，妇女赛过男子汉，多打粮食上前线。”“多铲草皮多开荒，粮丰林茂人畜旺。自种棉花自织布，自造枪炮熬硝盐；赤色农民总动员，支援红军把敌歼。”在根据地内，生产合作社、犁牛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社普遍建立。兵工厂、织布厂、被服厂、草鞋厂、造纸厂、农具厂等也开办得红红火火。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红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中央苏区还在瑞金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十几所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其他各地也开办了很多列宁小学、农民夜校和扫盲识字班。中央苏区的文艺、新闻、卫生等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毛泽东当时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身体力行，吃红薯，穿草鞋，和群众一起开荒种菜，熬制硝盐，亲自带领瑞金沙洲坝百姓开挖水井，解决当地饮水困难；还经常帮烈军属挑水劈柴，插田割禾；和群众一道车水抗旱，真正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呼吸，心连心。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占据全党统治地位，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苏区损失殆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进行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也随之中断。

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同时又要减轻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党把在十年内战时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经过减租减息，农民不仅得到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也有了发展。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新发展，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还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和自然科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文学艺术人才及科学技术人才。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的军事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企图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困死”“饿死”。为了克服极端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毛泽东在做出“精兵简政”的重大决策之后，又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这就是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经济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

当时大生产运动的一个伟大新创造，就是军队、党政机关和学校自己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自给经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并改善自身的生活。1941年，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自制生产工具，学习耕作技术，动手开荒种地，把过去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富饶美丽的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成果显著，不仅摆脱了军民都将挨饿的困境，而且大大改善了边区居民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使农业和工商业迅速发展。1942～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八路军359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而当地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人民解放战争从中国亿万农民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三分之二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共有60万农民参军，6000万人支援前线。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不断深入发展，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在东北地区实行土改以后，3年之中就有150万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发挥了无比巨大的作用。在淮海战役中，翻身农民共出动民工543万余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约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约130万人；出动担架20余万副，大小车辆88万余辆，挑子30余万副，船8500余艘，筹运粮食9.6亿斤。陈毅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正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我们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党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贫下中农为依靠力量，团结中农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团结和提防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所总结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正因为我们党在过去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坚持和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坚持和运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最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定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得到人民的无限热爱、坚决拥护与无与伦比的巨大支持，从而战胜了内外一切强大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新中国广大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幸福感与自豪感

新中国的成立，使过去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亿万工农劳苦大众获得解放，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种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不仅大批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参加革命的千百万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走上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岗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的各项运动中，又涌现出了千万工农积极分子，成为工会、农会的中坚骨干，被光荣地吸收加入共产党，成为新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最主要的代表来源，也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最广大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所以，广大工农大众最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早在大革命时期，广大农民所唱的：“往日穷人短三寸，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现在完全变成了现实。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我们不如路边一棵草，新社会把我们当成宝。”他们齐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

同时是经济上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分到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去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沉重地租。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基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消灭了。

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提高与改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人增加到1600万人，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先后在企业中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同期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

为了把中国尽快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党中央在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运用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用“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现了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将原定10年至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在3年之内即1956年就顺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大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到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各项经济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实现。其中工业生产总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这种工业增长速度，不仅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当时中国的农业发展速度与工业相比，虽然相对落后了，但跟世界同期各国相比，则并不低。与此相联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新的提高，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1/3，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平均消费水平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当时老百姓都充满幸福感地说：“新社会的日子越过越好，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

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举措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党终于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中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健康轨道上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得到飞速发展，已超过了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革命战争年代很多革命战士所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成为过去式。新中国成立初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普通老百姓省吃俭用努力追求的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也早已被摩托车、电视机、电冰箱所取代。原来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享用的小轿车，已成千上万地驶入寻常百姓家。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气候等各种自然条件的差异，及各种历史因素，中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其中的老、少、边、穷地区，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到21世纪初，这些地方还有几千万没有脱贫的农民。在很多城市，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产品老化，没有销路；资源枯竭，生产难以为继，加上国有企业改制，大量企业“关、停、转、并”等各种原因，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几千万下岗失业职工，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城市贫困居民群体。这些新老问题叠加在一起，确实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至于当时国际上出现了一股甚嚣尘上的“中国即将崩溃”的鼓噪言论。

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始终没有忘记开国领袖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坚持不懈、奋发图强地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围绕党的奋斗目标与根本宗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此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当选为总书记第一次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正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历届党中央、国务院，都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来不断满足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及一系列“扶贫攻坚计划”，采取的措施包括：实施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就实施了这样对口支援的具体安排：北京帮内蒙古，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江苏帮陕西，浙江帮四川，山东帮新疆，辽宁帮青海，福建帮宁夏，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帮贵州。中央还专门制订了帮扶西藏的长期计划。通过实施连续不断的“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93年的8000万人。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党更加注意分好蛋糕，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党的十七大在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这就是从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变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社会底层贫困群体的关爱力度：在城市，连年提高企业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工资和养老金；在农村，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和牲畜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实行“种粮直补”。其中最大的一项惠农措施，就是免除了农业税，使在中国奉行了几千年的“种田交皇粮”的国家主要税种从此成为历史。同时还实施了“村村通”工程，即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线。经过国家近十年的连续不断的巨大投资，如今，从中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到最偏僻的山区农村，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线。千万普通农民、牧民、渔民，从内蒙古大草原、新疆天山南北、“世界屋脊”西藏，到茫茫大海中的孤岛，都已实现电灯照明，能看上电视，用上手机，能够随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解党的政策，并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差，反映了党中央必须在21世纪头二十年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决心！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军令状”，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甚至在世界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几千年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与追求。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在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7万亿美元，中国人民将在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普遍过上比较殷实富足的生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跨越，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瓶颈，就是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以及因之形成的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居民是很难互相流动的。城市居民有每月定量的粮、油、猪肉以及各种副食品计划供应，可以在城市就业、读书，享有企业的固定工资、劳保福利等待遇，而这一切都是农村居民所没有的。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城里人”与“乡里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农民主要是贫下中农虽然政治地位很高，但经济生活是比较贫困的，与城市职工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特别是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从而形成世所罕见的农民工进城潮，到春节等节假日期间又出现农民工返乡潮，造成农村出现大量“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以及大量土地搁荒，并由此产生海量社会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大做出了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就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时，“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就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决定》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农户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财产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付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与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相配套，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大了扶贫攻坚的力度。截至2014年底，中国仍有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不少群众贫困程度还很深，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按现行标准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全国所有贫困县全部脱掉贫困帽。脱贫攻坚已经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提出：“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此，党中央进一步完善了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计划”期间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并要求各级党委与政府，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保证在2020年前，自己管辖的地区，实现全部脱贫。党中央、国务院还决定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同时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加快建立反映客观实际的贫困县、贫困户的退出机制，努力做到精准脱贫。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脱困攻坚的重点地区，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从2014年开始，国家把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进一步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扶贫攻坚的高度重视与坚强决心。

农村地区、贫困人群之所以贫困，就是所受的教育落后，“乡里人”与“城里人”不能受到同等的优质教育。对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我们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实施了“希望工程”，号召社会各界献爱心捐资在农村贫困地区创办“希望小学”“希望中学”，资助贫困学生。2000年又出台了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学杂费并逐步提高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2010年又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制”，大幅度提升了农村教育福利水平。例如，在全国贫困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建立精准扶贫免费资助体系；大面积推行“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千百万贫困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在城市实行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读书；重点大学增加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招生录取名额；强化对口支援，实施国家藏区“9+3”免费中职教育项目；长期开办内地西藏、新疆中职班和高中民族班；等等。为了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促进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本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党中央、国务院正在做好教育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构建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教师队伍、学生资助、考试招生等全方位的精准扶贫、脱贫体系，实施“由点到面”的一揽子计划，确保教育精准扶贫、脱贫政策惠及广大贫困群众，整体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

同时，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地健全与提高。第一，在面向全体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新农合（新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不断上升，从2007年的86.2%上升到2013年的98.7%，补偿受益人次达19.42亿，到2015年，国家财政对参合农民医疗的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80元，较2007年增长了8.5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也不断增加，至2011年底，参保人数已达32643.5万，达到领取待遇年龄的参保人数为8921.8万。第二，在有限范围享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人数不断增加，至2014年底覆盖人数达5207.2万，与2007年相比增长46%，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也从2007年每人平均840元提高到2014年每人平均2777元。农村社会保障受益群体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近年来，随着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也日益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至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8亿人，本地农民工为1.06亿。农业转移人口不仅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城市贫困群体的重要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60美元，2012年为574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行列。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中国自2012年以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城镇化率超过50%，2014年则达到54.77%，中国正逐步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如何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就已经明确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党中央的决策引领下，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正在中国出现。近十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城市就业人员都在数百万人之上。中国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近十年来每年得到一定比例的提高，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居民的温饱问题。

关于全国人民包括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做出“社会政策托底”的重大决策。这就是要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底，托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底。通过“社会政策托底”，来保障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各种权利，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冲突，解决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为了取缔非法收入，遏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一直坚持惩治腐败不放松。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反腐治腐的力度，以坚定不移的决心，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提出“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仅在中央的党、政、军领导层揪出了一些“大老虎”，更在全国各层级党政军机关里揪出了一大批中老虎、小老虎，而且惩处了成千上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吸血虫、小蚊子。同时还推行和强化了中央和省市巡视制度，推进巡视和派驻监督全覆盖。近年还推行了海外追逃、“猎狐行动”，编成反腐治腐的天罗地网，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这就能有效地堵住国家财产、人民血汗大量流失的一个巨大漏洞，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保证了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工人阶级和亿万劳苦大众夺取了全国政权。在革命胜利之后，党又依靠和代表工人阶级与全国人民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尽管很多具体的方针政策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但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密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群众路线永远不能丢。在我们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信念，牢记宗旨，不忘初心，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同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