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经济学学科创新困难与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肯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创新面临非常多的难题，既面临认识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也面临基础理论缺乏、研究方法难以创新等难题，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下面主要谈谈对国民经济学创新面临的困难与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一）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面临的困难

首先，从理论学习和应用的角度看，无论如何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是有相对吸引力的，毕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体系已较为成熟，研究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度，其内容大多非常贴近市场经济问题，人们一般很容易接受和运用这样的理论。要指出西方经济学还存在什么基本问题，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客观认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主要面临两大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学习一般经济学方法论和提高认识水平的。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基本指导思想是企图把经济学作为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来研究，大量引入物理学概念和数学方法就是明证，但问题是这个基本思想是否存在问题呢？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类基本问题。要做到较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有关方法论问题及其意义，既要全面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特别要深入思考和认识其研究方法（实证方法）的哲学基础和存在的问题，又要学习和了解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内容（这一方面国内经济理论界较为落后），显然要同时完成这些学习、思考和认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个困难是认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类问题，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其生产力相对来说是一元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生产力却是多元结构，实际上这两种生产力结构在现实世界中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却又有巨大的区别。我们认为，在这两种不同生产力结构下的市场经济，将形成市场经济的不同特征并引发不同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总量问题，因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而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从分析方法上看应主要采用结构分析方法。从研究方法这一角度看，结构问题的分析方法的应用比总量问题的分析方法要难得多，而且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几乎难以分析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均衡”问题。

其次，即使认识到西方经济学不完全适合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由于目前人们的认识相对落后于改革形势和理论上“结构分析方法”的学术难度，特别是目前学术研究评价片面追求发表符合西方经济学研究标准的论文，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受到了较大影响。

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已强烈地显示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一党制）的生命力，同时也呈现出了大量新的问题，很有必要从国民经济学角度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创新。但现实情况是，在西方经济学“学术权威”和“研究方法榜样”无处不在的影响下，我们要重新提出国民经济学新的研究思想或方法的确有相当大的困难。实际上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应用的深刻局限性，没有认识到中国市场机制独特特征的客观性，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央一再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首先从指导思想、观念上形成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及研究思路是当务之急。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相信有关方法论问题终将引起人们注意，改变人们现在的许多观念。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一元化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特征非常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特征，生产力一元化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也完全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仅从研究方法上看，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永远只能是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发展下的相对“均衡”，在这里，其产业、地区和人口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种常态，远离所谓“均衡”状态也是一种常态，这种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这里西方经济学中所谓总量的、平均的、边际的分析方法意义不大，而必须采用所谓的“结构分析方法”，这里的“结构”应该是对应那种生产力多元结构的“结构”。可以说所谓“结构分析方法”将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建立“结构分析方法”的难度很大，同时也许难以在理论上得到像“均衡”分析那样漂亮、精巧的结论。因此，在成熟的西方经济学面前，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形成或得到承认显然是十分不容易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体系化，其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熟，许多研究经济学的人难以摆脱其影响和指导。这实际上也是现实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研究本国经济问题时，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的现实经济、学术、政治背景。

最后，我们应该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深层次的观念必然也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独立认识和创造，不可能依赖别人。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既有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又有近代以来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独特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这样的大国都不能具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和理论，那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呢？！

总之，从我国三十多年较为成功的改革的实践看，我们认为，中央在政治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方面，完全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并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正是因为在最重要的思想和原则上或者说在政治上，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自己的深刻而独立的认识，因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才能够较好地把握和控制国家经济改革的方向，这也正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和原因。因此，国民经济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进行重大的基础理论创新研究，这种创新研究将决定我国国民经济学研究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改革以来，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独立的认识，更多的只是模仿西方经济学的东西，而且经济学界一些基本思想和认识与中央基本政治原则和精神有时不一致，是值得深思的。

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在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结构及人口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国民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特征及发展趋势非常不同于发达国家，也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即生产力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区别），因此，对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而必须首先把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搞清楚，因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的正确与否基本就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有意义。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条件的改变将对其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新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问题没有解决前，也许我们在理论研究中难以应用较为精致、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数学方法，而只能应用较为简单、初级的研究方法。但这也许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也是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实际水平相一致的。我们必须在较为充分地认识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的基础上、立场上，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因为现实世界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什么“世界经济学”。

（二）国民经济学创新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我们慎重提出，国民经济学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应以分析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为己任，不追求所谓“统一”的宏观经济学，赞成宏观经济学的“多样性”。

要创新中国国民经济学，既要提高对有关科学方法论（如范式思想）、经济学方法论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又要解决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内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创新其基础理论。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主要在于其实证方法论。一般观点认为，实证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是：提出理论假设条件—逻辑推理（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结论并进行经验检验。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实证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提出假设条件，即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按照“范式”思想理解，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构成“范式”的核心要件。无论是“证伪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表明，任何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和客观性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一定价值观、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主观认识的反映而已。因此，创新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要有创新性地归纳和提炼出能够反映中国长期基本特征的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1.中国国民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初探

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既要能简单概括其最基本的特征，又要有囊括我国宏观经济所有主要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还要能够清楚反映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关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因此，提出基本假设条件是中国国民经济学创新最困难和关键的问题，需要经过反复探讨才能够最终形成。下面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1）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设。生产力平衡结构与不平衡结构是我们提出的两个基本概念，分别用来表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总体特征及其本质区别。有必要首先明确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在西方理论分析中，其长期经济演变过程，可以概略地描述为许多“均衡”与非均衡状态交替出现的过程，均衡是其动态演变的轴心。西方理论中的均衡可以由一组能刻画经济状态的变量结构描述，主要可概括为供给与需求变量在纯粹市场机制下的状态。我们认为，均衡概念表面上描述的是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一种特定状态，实质上描述的是决定其状态的生产力（结构）的一种特定状态（一元化结构或平衡结构）。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演变特征正是其经济动态过程的本质特征。其生产力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可概括如下：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内生作用的结果；生产力结构演变常态中各部分的水平只具有量（级）差别，而无质（代）的差别，亦即不存在多代生产力并存的现象。我们把具有这样特征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状态称作生产力平衡结构，其演变过程称作生产力平衡结构演变。

现实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状态及过程特征的本质区别不宜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类型来入手分析，而应该从其社会经济的基础——生产力——的状态入手分析。与发达国家生产力结构的特征相对照，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其生产力演变过程受到相对发达的生产力所形成的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其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引入外来生产力的结果；其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始终处于多元状态，亦即多代生产力并存状态。我们把具有这样特征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状态称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其演变过程称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

生产力平衡结构与不平衡结构的概念的提出，是试图从这两种类型的经济状态及其演变过程中的深层基础——生产力结构及其演变——的特征去把握其经济发展总体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只有从这个深层基点出发，才能明确提出并分析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基本概念对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研究的局限性和可借鉴性，并找到我们分析的最基本出发点或前提。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而国内各地区之间、各行业之间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平衡状态及不平衡演变。这一特征充分表明，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是既存在巨大差异又互为组成部分。在生产力结构不平衡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中所揭示的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将产生它所没有涉及的变化和结果，这些变化和结果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分析或难以解释的。

（2）引进和创新技术进步机制假设。这一特征是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特征形成和长期延续的客观因素，也是形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征的基本因素。众多研究表明，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外）投资高速增长。实际上投资快速增长背后，真正影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是技术的快速发展，因而我国高速投资增长方式就是技术进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主要在于，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过程或方式完全不一样，或者说技术进步的形成方式不一样。总体上讲，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原发技术方式，而我国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引进技术或简单模仿技术的方式，可分别称为“原发技术机制”和“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技术增长方式深刻影响着投资方式和过程，进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下的投资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定条件下，在高端生产力部门，可以迅速集中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形成产能，进而促使经济迅速增长。正是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在我国，只要占有了投资，就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引进技术、利用技术、迅速形成产能和利润。在一定环境、政策和市场条件下，我国不同时期的相对高端的生产力部门，常常出现大量争投资、争项目，形成过度和重复投资的现象就十分正常了。同时，由于投资的趋利本性，低端生产力部门投资增长相对十分缓慢，进而进一步加大了与高端生产力部门增长的差距，使得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程度进一步拉大。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般是以高端生产力部门技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而低端生产力部门技术（劳动生产率）缓慢增长这样一种不平衡发展方式达到的。当然，这两种机制所形成的技术进步效率也是非常不同的，即“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下的科学技术的扩散能力、进一步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影响力等都是相对较低的，也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这方面的问题本章暂不讨论。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内外投资，特别是外资能够在我国持续高速增长呢？除了“引进和创新技术机制”特征外，还必须有其他重要经济特征或原因的配合。

（3）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这一特征及其影响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经济基础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历史基础，也是影响我国改革进程和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现实因素。

首先，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自改革以来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其基本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仍被保留，某些重要影响和习惯仍然是一致的。特别是政治体制、国有经济、宏观调控行政手段等仍与传统计划经济有着深刻的联系，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仍然是巨大的。完全否定这些因素对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一切，而是期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必然是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历史基础或起点。对改革过程稍加观察即可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的许多重要基础对三十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下面暂不分析我国政治体制、基本经济制度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而着重谈谈几个重要经济因素。

一是国有经济基础及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基础性国有企业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和发展，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经济改革和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和进入市场竞争，其经营机制和市场竞争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涌现出很多知名企业和品牌，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仍然较大。因此，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不断改革和发展当然是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是低成本且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基础。许多研究表明，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大规模低成本且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个重要因素的存在同样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关。资料表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文盲率达80%以上，到70年代末已下降到20%以下，现在已降到4%以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医疗体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8年的68岁。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用不到2％的世界卫生总费用解决了近1/4的世界人口的基本医疗问题。[1]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在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形成现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群体的历史基础，是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是土地公有制基础。我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土地公有制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吸引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固定资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是决定投资收益的基本因素。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在我国进行投资的土地成本大多是非常低的。另外，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占用土地的成本也较低。因此，我国土地公有制是降低投资的土地成本、简化手续，进而吸引大规模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条件，由此形成了我国投资规模出现持续高增长现象的重要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就单纯解释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而言，这里提出计划经济的历史基础和传统特征，主要是想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传统计划经济中某些成功的经验和基础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传统计划经济中有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部分，它们有的在消失，有的仍然存在，因而需要进一步改革。但是我们反对在理论研究中把传统计划经济的一切，特别是成功的经验统统视为改革和消灭的对象。那种要么绝对正确，要么绝对错误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实证方法规范的。按照这种角度分析是无法真实解释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增长方式问题的，而且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

2.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确认了以上三个基础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那么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其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变了，则意味着其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及结论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基本假设条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在。当然，严格说来，在中国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是不可能完全清晰的，以下只是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初步认识而已，不可能是确定性的结论。

（1）研究对象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经济总量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从逻辑上分析，生产力水平高低决定了竞争力高低，同一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同一竞争市场，不同生产力水平范围属于不同的竞争市场，而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其各自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我国，市场至少可分为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因此，有关同一竞争市场内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而不同竞争市场之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不平等竞争、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则是一类全新的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力量去解决，而必须在充分重视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经济制度安排并主要依靠创新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去解决。因此，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必须从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跳出来，突出对国际、国内不平等竞争，不平衡结构发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突出对运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解决有关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基本原理的研究；突出对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及其特殊意义等问题的研究。

（2）研究内容问题。在上面的基本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宏观经济问题。首先，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的意义及作用问题。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等条件下，将长期存在大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结果被扭曲的现象。有关研究内容包括：与生产力和市场多元化一致，如何合理布局国有经济体系（多元化体系）；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与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与国有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关系等。其次，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的意义和原则问题。有关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有效地解决不同生产力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这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难点在于，与追求个体最大利益的市场原则不同，必须也只能由国家采取长期有效的手段、政策，甚至是建立有关制度保证，来尽力提高或支撑低端生产力的竞争力，促进低端生产力较顺利地向更高生产力转化。例如，如何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协调起来？如何正确制定国家调控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市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如何保障低端生产力和市场的发展重点解决弱势人口利益等问题？最后，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问题。由于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性质及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方法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具体地说，与西方经济学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量、间接调控手段相比，将有如下重大变化：强调结构性调控方法，用其取代总量调控方法；对高端生产力（市场）和低端生产力（市场）的调控问题应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重大的经济结构问题（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一致）应采取强制性、计划性手段进行调控；等等。

（3）研究方法问题。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具体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生产力平衡结构下（发达的生产力）国家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适合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国家的经济问题。简单地说，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等条件下，其经济的基本形态是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多元市场格局，而不同市场之间的竞争始终存在不平等、不平衡结构发展的问题，亦即“一般均衡”的假设条件遭到巨大破坏。这样，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的有关假设就完全不成立了，其“加总问题”假设将产生重大偏差，其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也就大大丧失了。因此，西方宏观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所依赖的前提条件，与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及不同国情条件非常不一致，用所谓“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是不适用的、有较大局限性的，因而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为此我们提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应是“不平衡结构分析方法”。

从我们系的传统优势看，从研究方法上应该重新重视“投入产出分析”的重要意义。投入产出分析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理论。我们认为，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意义在我国并没有引起重视，我国更多是把它单纯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投入产出是一种“结构”分析理论和方法，对于理解“结构”概念有一定意义，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当然，投入产出讲的“结构”有自己的理论意义，即是在一般均衡意义上讲的。与前面我们要求的“结构”含义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可以对投入产出进行理论创新，如得出一个反映“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结构模型则是最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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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李玲：《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和对策》，世纪大讲堂播出文稿，200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