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征伐与封建的古代法国

早在亚述人与法老们存在之前，
这里已经是人类的首都之一了。

在法国的诸多光辉荣耀中，位于多尔多涅省与比利牛斯山的神秘彩绘洞穴算是其中一个。这些洞穴见证了自冰河时代后半期或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35000年前）起，人类发展史所经历的革命性巨变。随着尼安德特人的逐渐消失，随后出现的智人开始通过这些惊人的欧洲野牛、猛犸象与野马画像，展现他们的出色技艺。如今，经历了城市化过程的观赏者看到这些画作，不仅感到钦佩，还会苦恼不已。因为，尽管35000年只代表了地质年代中的一瞬间，但我们无法明确地与这些早期祖先产生共鸣，无法理解在这些幽深黑暗的洞穴里发生的事情，这让我们感到不安。

千万年来，许多洞穴对自己幽暗的秘密“守口如瓶”，这一点无疑加重了洞穴的神秘感。1940年，几个男孩在寻找丢失的小狗时，发现了著名的拉斯科洞穴；直到1994年，重要的肖维-蓬达尔克洞穴才被发现；2005年年末，同样位于多尔多涅省的维约纳洞穴（Vilhonneur cave）为世人所知。诚然，旧石器时代的艺术遗迹遍布欧洲大陆，最远可至俄国，同时也见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大洲，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例证出土于法兰克—坎塔布里亚一带（Franco-Cantabrian region）的石灰岩地区，尤其是多尔多涅省、比利牛斯山与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单是多尔多涅省就有将近200处史前遗址。而且，19世纪史前研究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在韦泽尔峡谷开展的勘探工作，因此，这门学科主要起源于法国。此外，莱塞济-德泰亚克镇凭借其国家史前博物馆，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不仅是世界史前时代史之都，而且早在亚述人与法老们存在之前，这里已经是人类的首都之一了。

这些通常由地下水道侵蚀石灰岩所形成的洞穴系统往往分布广泛。例如，法国南部的派许摩尔（Pech Merle）洞穴有2千米长，而有着158幅猛犸象绘画的鲁菲尼亚克（Rouffignac）洞穴则有着至少8千米长的画廊。洞穴入口处见得到日光的部分也许成了当时狩猎采集者的庇护所，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没有将漆黑的洞穴深处用作自己的栖身地，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想被迫与在那里冬眠的体形庞大的熊类同穴而居。如此看来，这些洞穴画出现的位置就至关重要了：它们不是位于靠近洞口的位置，而是在漆黑的洞穴深处。例如，在法国阿列日省的尼奥（Niaux）洞穴中，岩画就出现在距洞口1千米远的位置。鉴于当时要完成这些画作，人们不得不艰难地借助于燃烧动物油脂所产生的光亮—这也使得这些幽暗的洞穴变得更加令人不安—因此，绘制洞穴画既不是一项休闲娱乐活动，也不是装饰艺术，而是更为重要、更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些岩画不是风景画，画中没有对山丘、树木或植被一类的自然风貌进行描绘。它们也不是日常生活风貌图，不管是集体、个人活动，还是某一事件，均没有出现在画中。事实上，它们几乎全都是独立存在于背景之外的单幅图像。大多数洞穴画都是关于动物的，有时只是黑色轮廓，有时则是使用了红、棕、黄色，偶尔用到白色的彩绘，而且在画作中心点上刷上或是通过空心管吹上了颜色。这些图像，不管是描画了整只动物的，还是只有动物部分躯体的，都雄浑有力、栩栩如生，令人敬畏。它们显示了绘画者运用线条的娴熟，还妙用了岩石表面的凹陷与凸起。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如拉斯科洞穴中的公牛，或是尼奥洞穴中的彩绘欧洲野牛一样—洞穴画中的动物往往都比例失衡，奇大无比。每个洞穴的主题各不相同，描绘的动物包括马、欧洲野牛、猛犸象、鹿、野公牛、狮子、熊与狼，但洞穴画似乎有将掠食性食肉动物置于洞穴最深处的倾向。在本质上，这些洞穴是动物的黑暗宫殿，而洞穴画则是怪诞的旧石器时代动物寓言集。因为，洞穴画中除了动物，别无其他—显然没有几乎不曾入画的人类。

女人同样未在画中呈现，除非是以女性构造的形式，作为象征着女性性器官的符号出现。与此同时，画作通常描绘了一些怀孕的动物，这印证了生殖崇拜的观念。同时代的手工艺品也反映了这种观念，如出土于奥地利的著名雕像《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男人在洞穴画中也是缺席的，个别情况除外。例如，在派许摩尔洞穴画里，用粗略的线条勾勒出的猎人仰卧着，几支矛从他身上伸出。更神奇的是在拉斯科洞穴画中，简笔画的猎人俯卧着，也许已经死了，但阴茎勃起。在他面前的是一只凶猛的欧洲野牛，他之前也许已经打伤了这头牛，因为牛的内脏正在垂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鉴于这些洞穴画均特别强调猎杀体形较大的食肉动物，而非那些似乎为人类提供日常食物来源的动物，那么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在原始的、神奇的生命意识中，猎人的性冲动与人及野兽共有的死亡融为一体了呢？正如一位知名专家所暗示的那样，这些地方是不是举行集体宗教礼拜的神殿，而这些位于洞穴最深处的圣所是不是只对巫师开放呢？

事实是，虽然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我们除了知道如何解读某些神秘符号外，对其他的均一无所知：手印或者手的轮廓、有时用手印绘制的成排的点，还有线条、三角形与四边形图案。这些符号是一个表意的宗教崇拜体系中的元素吗？或者说，这些手印只是签名而已，而四边形图案则象征着动物陷阱？是否正如一项美国研究所暗示的那样，红色的赭石点象征着从受伤动物身上流下的血滴，而精明的猎人正沿着这些雪地里的血迹，按图索骥、一路追踪？要想解释清楚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两点：其一，这些画作既是非写实的，又是功能性的；其二，洞穴画对轮廓的强调，以及将鹿角或动物前腿特别向外扭的独特画法具有标志性，因为这些画作是通过侧面与正面来对动物加以区分的。画中对兽首与蹄子所进行的单独的仔细研究，以及有时对某些重要的动物身体部位所给予的异乎寻常的关注，是出于相同的目的。画中为达到透视与动态效果所使用的一些窍门也是如此。

这些图像表明了猎人需具备的知识，而这是以一种庆贺的方式来展现的。如果洞穴画未对图像进行分类，如果动物是在仓促之中画成，彼此叠落，这是因为猎人对单只动物具体特征的专注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生活在冰河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在现实生活中无力驾驭这些危险的大型野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超乎人类控制的更强大力量的话，那么这些人仍可以通过艺术象征性地控制它们。但是，他们除了以无足轻重的形象出现之外，在洞穴画中基本是缺席的。这本身意味着，狩猎采集者还无法想象自己与大型野兽及不可控力量平等共生的情景。

因为洞穴画家并未描绘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们很难看清他们的样子。同样，我们也不易明辨高卢人的形象。由于高卢人的传统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的，他们也未留下任何重要的书面记录，因此人们通常是透过他者扭曲的棱镜来看待高卢人的—事实上，高卢人这个名字本身也是由罗马人命名的。关于高卢人的最早记述出自尤利乌斯·恺撒自私自利的说法。他在描述高卢战争时，把高卢人说成是容易上当受骗的蛮族，更危险的是他们喜怒无常、难以捉摸。自此以后，在法国动荡历史中的某些时刻，高卢人被迫效力于一些自相矛盾的事业，这些事业都宣称，自己代表了法兰西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延续—高卢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étorix）被强行用于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宣传，又被第三共和国中的反德派政治家、“二战”期间维希卖国政府的亲德发言人，以及战后反德的学校教科书所利用。由于历史学家、小说家与艺术家对高卢人的解读均是如此飘忽不定，所以高卢人的形象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此外，另一个著名的高卢人也被用于传递一种政治信息。

在当下，许多人是通过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与阿尔伯特·尤德佐（Albert Uderzo）所创作的阿斯泰利克斯（Astérix）系列漫画来审视高卢人的。这让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如今已被译为近100种语言。你可能天真地认为，漫画吸引人之处在于将儿童喜闻乐见的卡通片的特征—灵巧的绘图、滑稽的场景与激烈的打斗—与对学校历史课程的滑稽模仿相结合，而且大人们也能对其中的暗指心领神会。诚然，在这部描绘罗马占领下高卢地区的漫画中，政治信息也许并不是那么昭然若揭。该漫画基于一个想象中的不可征服的村庄，尽管已被挤压在大海与四个倒霉的罗马军营形成的夹缝中，它依然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这四个军营的名字意为鸦片酊（Laudanum）、养鱼缸（Aquarium）之类。事实上，漫画中的这个村庄是疯狂的，但由于疯狂的秘密源于当地祭司调制出的一种神奇药水，这种疯狂也就可以接受了。这位祭司名叫帕诺哈米克斯（Panoramix），鉴于他比其他人更为高瞻远瞩，所以他的名字可以恰如其分地译为“包办好”（Getafix）。正是这种灵丹妙药让我们的主人公阿斯泰利克斯能够短暂地爆发出超人般的力量，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以勇士的标准来衡量，阿斯泰利克斯也许显得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是他和任何一个奥德修斯式的希腊英雄一样勇敢而狡黠。而且，他还有一个彪悍的同伴，体形庞大、动作笨拙的奥贝利克斯（Obélix）。此人因摄入过量的神奇药水，而尴尬地被超人般的神力所困。有这个巨柱般的男人，以及奥贝利克斯那条充满执念、唤作伊黛菲克斯（Idéfix）的狗—可恰当地译为“教条狗”—相伴，阿斯泰利克斯不仅能挫败尤利乌斯·恺撒的罗马军团，还能征服广阔的外部世界，将美貌的盘尼西亚抛诸脑后，因为他身为勇士的使命容不下山盟海誓。漫画的幽默在于双关，难以置信的情境、年代的错位，以及对于国家与地区刻板印象的夸张呈现。例如，英国人有着恰到好处的沉闷无聊与正式拘谨，食用任何东西时都要配上薄荷酱，还把战车开在道路中错误的一侧。与此同时，一些卡通人物与政治家或电影明星惊人地相似。例如，“劳伦苏利比乌斯”就像极了阿诺德·施瓦辛格。而“疯狂的”罗马人则装腔作势地用拉丁格言交谈—这些格言是他们直接从《小拉鲁斯词典》的经典表达列表中撷取出来的。鉴于这一系列连环漫画明显讽刺了法国人及其他所有人的荒谬怪诞之处，人们需要花些功夫，才能将阿斯泰利克斯看作充满爱国情怀的、戴高乐主义法国的代表，这类人敢于与美国相抗衡，正如20世纪60年代时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此外，将这个米老鼠式的身材矮小的英雄比之于庄严肃穆、伟岸超凡的罗马将军，是否会使后者看上去特别可笑，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关于高卢人，我们切切实实知道些什么呢？首先，他们是至少自公元前600年起就生活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国、比利时与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凯尔特人。在铁器时代，凯尔特人遍布欧洲大陆。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390年曾洗劫了罗马。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一直郁积在罗马人心中，并在后来激化了罗马人征服高卢的野心。高卢人是半游牧民族，他们向更加安稳的农业社会慢慢发展着。他们由一系列的部落组成，完全没有固定版图或独立国家的意识。社会秩序由武士贵族阶层、强大的祭司阶层以及从属的平民阶层构成。武士贵族阶层耽于耀武扬威、抢劫掠夺，祭司集牧师、教育者与立法者的职责于一身，而平民则包括了被奴役的战俘。

由于高卢人有相当多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国王—许多法国城镇名就来源于当地部落名—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热衷于打猎、痛饮狂欢与进行绚丽多彩的表演的浪漫秉性。高卢文化基本上是口头的，因此传播传统习俗的不仅有祭司，还有吟游诗人。而且，高卢人还将这种传统与无所不在的多神万物有灵论宗教—这种宗教将神性归因于自然风貌—结合在一起，其中涉及了轮回转世与活人献祭。然而，这些“野蛮人”是十分心灵手巧的。他们会做手术，擅长制作金属制品与珠宝首饰，有阳历与阴历。此外，人们还将肥皂、葡萄酒桶与锁子铠甲的发明归功于高卢人。正如最近的考古研究所揭示的，高卢人的建筑不仅限于圆形茅草屋，还包括有瓦顶的优雅房屋和秩序井然的公共广场。

事实上，希腊人先于罗马人来到高卢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建立了马萨利亚（今马赛）商栈。罗马人正是通过与这个重要的港口联盟才开始参与高卢地区事务的。公元前123年，罗马人修建了阿克韦-塞克斯提亚（今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堡垒。没几年，他们就控制了罗讷河上游河谷地区，并建立了纳博-马蒂乌斯（今纳博讷）殖民地。但是，罗马人一旦投身于高卢地区，就发现自己不但要应对当地诸部落，还要抵御来自东面的日耳曼入侵，后者对意大利北部构成了潜在威胁。正是发生在公元前58年的一次日耳曼入侵将恺撒带到了高卢地区。恺撒不仅果敢地击退了那次入侵，并挫败了后续日耳曼的一系列入侵企图，还在此期间占领了高卢全部地区。这一做法让高卢诸部落坐立不安，并最终导致由维钦托利（约公元前82—前46年）领导的重要叛乱在公元前52年爆发。维钦托利是阿维尔尼（Arverni）部落首领之子—法国奥弗涅（Auvergne）大区之名即源于这个部落的名字。

维钦托利成功使各自为政的诸部落团结一致，并发动攻击，让恺撒初尝失败滋味。他还顺利地通过焦土政策夺去了恺撒的补给。但是，维钦托利随后遇到了麻烦：比图里吉人拒绝摧毁他们珍视的筑有防御工事的首都，勉强同意会守卫好自己的都城。他们以不顾后果的勇猛坚决对抗围城达一个月之久。恺撒满怀钦佩地记录下了他们的勇敢，但这并未阻止他屠城—除及时逃出，加入了维钦托利的数百人之外，其余40000名居民均被恺撒屠杀。

同年末，恺撒将维钦托利及其军队困于修筑了防御工事的阿莱西亚城之中，此地位于如今的第戎附近。恺撒为迫使敌人因饥饿而投降，在那里构筑了最为精密的围城工事，防止有人突围。高卢人的粮草只够维持一个月，因此他们对恺撒的围城工事发动了猛烈攻击。为此，恺撒又在沟渠中、堤坝上插满了尖木桩，进一步巩固防御。按照恺撒的说法，为抵御一支由8000名骑兵与25万名步兵构成的援军，他在向外的地方也建起了相似的防御工事。高卢援军赶到，并在城内守军的策应下发起猛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勇猛、热情难敌罗马体制，援军溃散后落荒而逃。与此同时，饥饿的居民从城中走了出来，自愿为奴，听凭罗马人处置，然而，他们被罗马人放逐在了无人之地，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下，维钦托利除了将自己的武器扔在这个身披暗红色袍子、可怕的罗马将军脚下外（而不是像大不敬的《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中所描绘的那样，把武器扔到人脚上，让人吃尽苦头），别无选择。对此，恺撒仅以不带感情的方式记述道：“部落首领们被带上前来，维钦托利被移交过来，他的武器扔在了地上。”恺撒接着说，自己将剩余的俘虏当作战利品分给手下的士兵，一人一个俘虏。

与浪漫传奇所讲述的故事相反，维钦托利的战败对高卢而言也许是件好事。正如伏尔泰所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高卢远离了祭司的迷信，成了罗马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在接下来的300年间享受了罗马和平的庇护。罗马控制下的高卢地区被划分为4个行省，有了自己的行政组织机构，定都卢格杜努姆（今里昂）。而且，修建的新公路带来了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罗马人兴建了城镇，推动了由商人与技工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发展。简言之，他们带来了按照当时社会标准而言，可谓象征着现代性与文明的事物—这意味着，随着作为法语之基础的拉丁语的兴起，新秩序带来了社会稳定。然而，如果这一切果真是幸事的话，那也是掩盖在极强伪装之下的幸事。这也许是因为在耗时逾7年的高卢战争中，有多达100万人丧生，还有100万人沦为奴隶。同时，各大部落分崩离析，成百上千的城镇被毁。为获得文明与和平，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至于维钦托利，他不得不等待恺撒抽空来对付他，因为胜利者还有别的胜仗要打—对阵庞培的战争，还有在埃及与非洲其他地区的战争。直到5年后，恺撒才有时间重返罗马，然后举行了4场凯旋式，以这些铺张浪费的活动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在第一场凯旋式上，维钦托利被人从图利亚努姆监狱漆黑的地牢中带了出来，之前他一直在地牢中慢慢腐烂着。维钦托利戴着镣铐，在游行队伍中跌跌撞撞地走着，两边挤满了欢呼雀跃、讥笑嘲讽的人群。在这次对恺撒实力的展示之后，他重新被关进监狱，后被处决。行刑方式无疑是惯常的扼杀—维钦托利之死与不到两年后恺撒在罗马元老院的遇刺身亡相比，显得有些寂寂无名。

然而，尽管罗马帝国实力强大，但它在混乱的人口迁移面前，在公元后头一个千年内即将出现的世界观的转变面前，也没能永立不倒。人口迁移与世界观的转变所释放出的动乱与暴力最终击溃了罗马，并使西欧陷入了黑暗时代的深渊。

不过，在高卢被征服后的数百年间，只要罗马的好景还在，其控制下的高卢地区就可与帝国其他地方相媲美。高卢南部地区特别值得展示，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手工出口商品以及今天依然见于尼姆、阿尔勒与奥朗日的庄严肃穆的公共建筑物。至于巴黎，尽管直到公元4世纪初它还叫作鲁特西亚（Lutetia），尽管彼时当地居民宁可烧毁城池也不向恺撒投降，但它此后同样发展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罗马城镇。随着时间流逝，那里的居民罗马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渐渐弃用高卢语，改用俗拉丁语或曰拉丁语口语了—除去一些地名外，如今的法语中只有少数几个凯尔特词源的表达—而且他们也乐意捍卫新的社会秩序，抵御来自东部的断断续续的蛮族进攻。

但是，公元257年法兰克人的一次侵入，以及354—355年阿勒曼尼人远赴里昂的另一次进攻，仅仅奏响了日耳曼民族长时期、大规模的系列进攻战的序曲而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耳曼人的进攻始于公元406年的最后一天，他们全线进攻，跨过了上冻的莱茵河冰面。在匈奴自亚洲大举进犯的压力之下，这些民族被驱赶着向东进发。他们不仅威胁到了高卢地区，还危及罗马本身—罗马再遭洗劫，410年西哥特人、455年汪达尔人劫掠了罗马城。高卢联军在一位罗马将军的指挥下，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凝聚力。451年，匈奴王阿提拉进犯，在特鲁瓦附近的一场极其血腥的战斗中，他被高卢军打败了。然而，截至5世纪末，随着罗马帝国自身在476年的崩溃，外族不断入侵造成的死亡、毁灭与混乱等影响被加重，高卢-罗马文明几乎遭到彻底摧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机构是基督教教会。事实上，罗马人对被占领地区的宗教习俗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主要是因为其他多神论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而且，正如塔西佗所观察到的，这些多神论体系可被纳入罗马原本的宗教体系之中。但是，一神论的基督教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如果说帝国大肆迫害这种正在侵蚀罗马本身的新兴宗教的话，那是因为帝国将其视为对国家的威胁—能够在来世获得平等地位的平民或者奴隶，也许就不太愿意接受现世的社会秩序了。因此，高卢像其他地方一样，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殉道士：公元177年，圣白郎弟娜（St Blandine）与另外47人在里昂被喂了狮子；一个世纪之后，圣德尼（St Denis）在经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后被斩首。但是，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自己在公元313年接受基督教，迫害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因此，教会成了唯一一个超越了高卢本身而存在的组织，成了保存读写能力与传统习俗的唯一宝库。

自一片混沌中崛起，创造了法兰克王国的人物是克洛维一世（481—511年在位）。他是一支萨利昂法兰克部落的首领，也是以图尔奈地区为中心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尽管克洛维将教会与俗权合在了一起，他却并不是一个圣人。不过，在蒙昧时代，如果他是个圣人，我们也许就不大会听闻他的名字了。公元486年，克洛维在周边地区的萨利昂诸国国王的拥护下，在苏瓦松打败了那里最后一名罗马指挥官，控制了高卢北部地区。随后，他努力刺杀盟友，让自己的处境变得不那么复杂。著名的“苏瓦松花瓶”的故事讲的就是克洛维：当大家要通过抽签来分配从教会劫掠来的财富时，克洛维接受了主教的恳求，决定将一个特别的银质花瓶归还给教会。因此，在他应得的战利品之外，他还让手下把这件银质花瓶也分给他。手下人都同意了，只有一人例外。这个人说，这么做是不公平的，还愤怒地用自己的战斧将花瓶击得粉碎。一年后，克洛维在阅兵时又看到了这个人，于是便提醒该人之前发生的那件事，以及面对教会时应有的尊重—提醒的方式是用斧头劈开了这个人的头。

克洛维对权力有着不懈的追求。他把自己的一个姊妹嫁给了东哥特国王，通过这种政治联姻使东哥特人保持中立。因为没能占领勃艮第，他转而与之结盟，目的是打败托比亚克的阿勒曼尼人，以接管他们在东部的领土。当时发生了著名的克洛维皈依基督教的事件。主教雷米吉乌斯在兰斯对克洛维施洗礼。

克洛维的妻子确实是基督徒。之前有一次，她试着祈求自己的上帝助克洛维赢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于是克洛维就觉得这魔法是灵验的。但是，他也受到了来自主教雷米吉乌斯的压力。克洛维当初一即位掌权，就收到了主教不揣冒昧地写给他这个异教徒少年的一封“令人震惊的信”。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描述说，这封信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克洛维遵从他的主教们。^[2]显然，正如雷米吉乌斯意识到教会需要得到一个可靠的世俗权威的保护一样，克洛维也认识到获得教会的支持与认可是有利的。当他将阿基坦大部分地区加入到自己征服的区域中之后，当把巴黎定为自己新王国的都城之后，他立马兴建了一座修道院，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来自教会的祝圣。虽然这并未阻止他有计划地屠杀包括其亲属在内的几个法兰克潜在对手，但他在公元511年临终前不久，召开了一次天主教的教会会议。

在克洛维之死所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后果背后，存在什么谜团吗？不论他道德品质如何，克洛维生前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不仅占领了高卢地区，给法兰克人带来统一，还通过自己与教会建立起的统一阵线，促进了法兰克人与罗马控制下的高卢地区在文化上的融合。这种文化融合在他生前已然发生，尤其是通过精英阶层间相互通婚的形式。法兰克人渐渐接受了以拉丁语为行政、文化用语，而这种语言也正向日常拉丁语口语或曰罗曼语转变，尽管法兰克人仍将自己原始的日耳曼语掺杂其中。多种语言的混杂导致了奥依语（the langue d'oïl）的出现，现代法语正是由这种北方方言演变而来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南方方言奥克语（the langue d'oc），它有着更深厚的拉丁语基础。奥依与奥克是现代语法中“是的”（oui）一词的两个变体。

因此，克洛维在国家统一方面取得的成就意义重大。但是，他似乎将这一切都毁掉了。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拉开了将在接下来的300年间反复出现的一系列续发事件的序幕：克洛维临死时将自己的国土分给了四个儿子，自此开始了分裂—重新统一—进一步分裂的模式。这一模式致使冲突频发，并因此削弱了墨洛温王朝国王们的实力，这些国王要么头脑简单，要么还未成年，以至于他们被称作“无为王”，最终被自己的副手或曰“宫相”取代，这些宫相在公元754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加洛林王朝。在此之外，上述模式甚至发展到了近乎可笑的程度。一些国王被人起了卡通画般的绰号—矮子丕平、胖子查理、口吃者路易—这快要让我们回到阿斯泰利克斯的世界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模式呢？

这一点儿也不神秘。这样讲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惯于以事后之见，用目的论的眼光，或者说是前后颠倒的方式来看问题，并且无意识地以为，这些统治者都窥见了法国最终的可能性，看到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这个均衡对称的六边形。因此，我们也许倾向于把所有阻碍了向着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前进的东西视为衰落或失败。如果克洛维与其他国王遵照了法兰克式的王位继承模式，那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个人与家庭权力。然而，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外在组织不是国家—当时并不存在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教会。在当时欧洲的混乱年代里，无人预见也没人觉得有必要非得让法国变成如今这副模样，恰恰相反，当时存在很多运气的成分—正如查理·马特的经历。

查理·马特（737—741年在位）在许多方面都宛如巨人。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他被人们称为“铁锤查理”。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宫相，在王位继承战中，查理一路披荆斩棘，到达权力顶峰。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行政官，还是一名极有创造才能的将军。法兰克王国此前分裂成了三个争吵不休的王国，查理·马特在这三个王国中都树立起了威信。从爱德华·吉本到亨利·皮雷纳，各路历史学家均拥立查理·马特为欧洲文明的救世主，他们大加歌颂的成就是，公元732年，查理打败了自西班牙向北进犯的倭马亚军队，取得了图尔战役的大捷。

查理率领30000名士兵，经过精心备战，在由他选定的高地上打得敌军措手不及。结果敌人的骑兵不得不沿着山坡向上进攻，以应对查理集结的方形步兵编队。尽管敌军在其指挥官死后停止攻击，无疑是想节省自己的战利品，但这场战役仍是步兵有效抵御骑兵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这也许是世界史上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因为伊斯兰教的扩张已席卷西班牙，如果查理未能击退这一扩张的话，那么法国与欧洲的历史很可能会因此改写。但是，胜利的取得绝非必然，毕竟查理一方是迎难而上，而且多亏了其非凡的战略技巧，才取得了这次的胜利。

在该事件中，法兰克统治者与教会的关系变得极其紧密，以至于二者结成了同盟。当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罢黜了名义上的国王之后，他让教皇不仅接受了他发动的政变，还为他新建立的加洛林王朝祝圣。而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768—814年在位）被人赞为基督教模范统治者、教会的盾与剑。事实上，作为当时欧洲的一位杰出人物，他至少暂时性地终结了黑暗时代。查理曼的杰出体现在许多方面，顺带一提，他与父亲丕平不同，个子奇高。查理曼通过铲除亲属中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一惯常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紧接着，他又入侵了伦巴第、波希米亚与西班牙北部，继续壮大自己的王国。但是，他遭到了摩尔人的反抗—这场战役后来为著名的12世纪编年体史诗《罗兰之歌》所称颂。他还一再尝试让异教的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具体做法是向他们提出一个难以拒绝的提案：要么皈依，要么死。一些人未能领会这项提议的利害关系，于是被处决了—有一次，一天就处死了超过4000人—结果表明，这项措施很有效，尽管在朝臣之中引来了个别人的侧目。

公元799年，天主教教皇利奥三世受到了来自罗马贵族阶层的攻击，因为这些人对他升为教皇一事愤恨不已。他们为了使利奥丧失主教资格，派出一伙人去剜他的双眼、割他的舌头。但是，利奥及时逃走，跑去向查理曼寻求帮助。尽管查理曼对教皇不感兴趣，但他还是派出了一支代表团，护送利奥返回罗马，重登教皇宝座。此后，查理曼还亲自访问了罗马。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的罗马城内，利奥加冕查理曼为皇帝。查理曼宣称自己对这场册封典礼并不知情，但这听起来不大可信。如果说教皇通过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获利的话，那么这场盛大的授职仪式也极大地提高了查理曼的地位，他成了日耳曼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如今，查理曼坐镇自己的首都亚琛（或曰艾克斯拉沙佩勒），统治着大一统的法兰克王国。他的疆域从大西洋沿岸延伸到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从北海扩展到地中海。而且，查理曼与教会的正式结盟确立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观念，这种观念将贯穿整个中世纪。正如顽皮、矮小的伏尔泰那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所言，这个叫作神圣罗马帝国的集合体也许“既不神圣，也不属于罗马，还不是个帝国”。然而，这一宏图贯穿了受战争蹂躏的中世纪始终，而且强化了统一欧洲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为后来的拿破仑与如今的欧盟所秉持，无论变得多么面目全非。

与此同时，查理曼作为一位君主，精力充沛得令人咂舌。他建立了行政中心，招募唯一有文化的群体—神职人员充当公务员。他向王国各地派出了钦差大臣，举办由朝臣、治安官与贵族出席的年度大会，实行司法改革，统一重量单位与例行的通行税。而且，他还就关乎公共秩序的事务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他颁布了关于教会组织构造与宗教教育的法令—在时人看来，社会、法律与宗教问题没有本质区别。他还大力提高王宫的文化水平，通过学习拉丁文提升自己的读写能力，为教育年轻的法兰克骑士而创办了一所专门的学校，还邀请英国神学家阿尔昆来亚琛担任他的宗教兼教育顾问。他的的确确带来了加洛林王朝的复兴。诚然，就基本特征—政治组织、永久性军队或者道路基础设施，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给国家带来了稳定与持续性—而言，他的帝国无法与真正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然而，这个强大、坚定的男人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仍震古烁今。遗憾的是，这并未阻止他留下的帝国遗产再度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

尽管查理曼在公元814年去世前曾下令将王国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但是最后王国完好无损地传给了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这只是因为他的另外两个儿子碰巧死在了父亲前面。但是，当路易一世于公元840年去世时，这次轮到他将王国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了。可以猜到正是他促成了内战的到来。然而，这种王国分裂的惯常局面，这种由统一与分裂交替所导致的具有破坏性的中断，只是问题的一半。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体制过分依赖偶尔才出现的查理·马特、查理曼式的强大领袖；事实是，一位强大领袖在统一并扩大自己的王国上越成功，他就越容易遭遇体制内在的矛盾性。这是因为部落首领实行独裁统治，将自己的王国视为个人财产，为选定的继承人随意分配遗产的时代正在逐渐衰落，王国越大，面临的困难就越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理曼如此成功地将王国版图拓展到惊人的程度，也为帝国体系带来了严峻考验并最终导致国家破灭。

查理曼王国的分裂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未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顺便一提，路易的两个儿子，即日耳曼人路易与秃头查理，在公元842年签署了《斯特拉斯堡誓言》，宣誓结盟，共同反对他们的长兄洛泰尔一世。这是首部用最初的法语形式写成的官方文件。次年签署的《凡尔登条约》将王国领土一分为三：西法兰克王国大致相当于将来的法国，东法兰克王国等同于讲日耳曼语的莱茵河以东地区，而中法兰克王国则是从荷兰向南延伸至莱茵河，并最终延伸至地中海的狭长区域。这一分割导致后来法国与德国之间出现了毁灭性的紧张局势，二者的争端聚焦于两国间一块模糊不清的缓冲地带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秃头查理（840—877年在位）的遗产将会成为中世纪时期法兰西王国的基础。但是，由于领土的分割主要是基于行政上的便利，所以秃头查理的王国边境线多少有些人为干涉的痕迹。同时，旧有的分裂—部分统一—进一步分裂的模式依然存在。因此，国王们依然软弱，王国也处于动荡不安中。9世纪与10世纪时阿拉伯自南方发起的攻击加重了局势的动荡。而且，最重要的是，令人胆寒的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及其对诺曼底的有效殖民，无异于为严峻的态势雪上加霜。

正是出于对权力分化，以及人们普遍感觉到的秩序混乱与安全感缺乏的回应，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当然，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通过其授予土地的行为，封建制度已然存在。土地是当时值钱的重要资产，查理曼将土地授予他的封臣，反过来，他们需宣誓效忠，并作为武士与行政官为他服务。但是，随着城堡—起先只是些简单的木制防御工事—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制度日益在区域与地方层面得到复制。于是，贵族也有了效忠于自己的身份尊贵的封臣，即骑士，或曰骑在马背上、身披铠甲的武士。正是基于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时髦阶层的行为准则，才衍生出了骑士精神的说法。而且，贵族与骑士间的相互依赖性自上而下地渗透进各个阶层之中，因为地方上的封臣会效忠于更高阶层的出身名门的封臣；农民则为自己的主人而工作、奋斗，以在必要时换取主人的保护。

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善的法律与财产关系体系。它意味着一方以保护与供养，换取另一方的效力与顺从。尽管它回应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问题，却往往会削弱国王们的实力，尤其是因为国王授予封臣的采邑渐渐变成了世代相传的，封臣自身也因此变得更加独立。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实力强大的贵族甚至能够威胁皇权。国王可以通过授予更多的采邑与战利品来换取他们的忠诚，但是这些奖励往往有赖于发动战争才能获得，而战争又会进一步扰乱局势。因此，国王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软实力，通过传统观念与教会认可所获得的道德权威来统治这些贵族。

这样一来，来自法兰西岛（Île-de-France）的贵族雨果·卡佩（987—996年在位）从摇摇欲坠的加洛林王朝那里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由于法兰克人、布列塔尼人以及其他族群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从东北部的德语到西南部的巴斯克语，更别提讲罗曼语的地区中，奥依语与奥克语之间的差异了—王国并不具备民族或语言上的一致性。实际上，雨果·卡佩的诏书只在他自己的法兰西岛中部地区与奥尔良地区（Orléanais）有效。如果他冒险越过这些地区，就可能被人绑架并被迫交纳赎金。因为，王国其他地区处于基本独立区域的统治者控制之下，这些统治者包括阿基坦公爵、诺曼底公爵或者是奥弗涅伯爵。另外，王国也没有通用货币与法律体系，当时的社会秩序通常是混乱的。人们不难想见统治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雨果在其统治期间不得不进行权力斗争，且在公元993年挫败了一场针对他的阴谋，但他的地位过于薄弱，以至于无法惩罚行凶作恶之人。

即便如此，雨果·卡佩还有一些优势。首先，由于他是由贵族大会选举产生的，因而拥有一些权威。其次，他有来自教会的强大支持。之前，教会将其封为“法兰克人的国王”—事实上，兰斯大主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他的当选。再次，虽然他从巴黎直接控制的中央地区相对较小，但此地是王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此外，他一登上王位就立自己的儿子为继任者：他佯装自己要发动一场抗击摩尔人入侵西班牙的战役，这样一来就需要在自己不在时，确保有一位国王理政。以上这一切使他强化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并建立了一直延续到1328年的卡佩王朝。尽管王室的其他支族后来会接管法国，但卡佩王朝通过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巴黎伯爵，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家族世系而一直存在着。

显然，截至第一个千禧年末，还没有出现一个正好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知的法国那样的王国。除非这些弱小的卡佩国王成功地扭转了自己与他们势力过于强大的封臣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王国。但是，回顾往昔，卡佩王朝的到来也许可被看作是这片土地在不经意间向独立法兰西王国发展的漫长历程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