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CER

2014年7月10日

昨天我在北大1898大讲堂做讲座——《系统化思维》，20年前的CCER主任赵普生老师带了几位CCER的老师、同学也来现场给我加油打气，这么多年过去，老师仍没有忘记我，真的让我感到北大就是我们永远的家，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母校的老师和同学，由衷感谢，无以言表！回想起许许多多在CCER时的往事，似乎仍历历在目，想起几个月前写的文章——《我的CCER》，经济学对我这近20年来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帮助都太大了。

鸣谢：北大未名心理群、北大1898咖啡馆、北大CCER Club

今天在微信里看到一篇文章：《北大国发院：影响中南海的经济学家“特区”》，勾起一些回忆。

文中提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那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的创业史，20年前林毅夫、易纲、海闻、周其仁这批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留学的经济学者回国在北大创办了一个学术中心，叫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CCER），后来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最早还没有朗润园那片地，办公地点就是老化学楼对面那栋楼（好像是老地质楼）一楼的几间办公室而已.1996年暑假，这里第一次面向本校非经济专业学生招收双学位学生，我有幸成为他们的第一届毕业生。

大二暑期放假前，收到一份通知，说有兴趣读经济学的同学可以报名，本专业成绩良好者，提交一份申请书，说明自己对经济学的认识和为什么申请经济学双学位。当时我已经学了两年计算机，没学出什么感觉.20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IT业大发展时期，外系的同学都觉得我们系的同学是捧着金饭碗的，可我却不以为然。看到那个通知，有了一种“家有仙妻还可再娶一房”的希望，便兴冲冲地写了一份申请。

一个大二的计算机系学生对经济学能有多少认识呢？北大那几年要求理工男必须有些文化素养，毕业前必须修满一定学分的文科或艺术类科目。艺术之类的好科目通常都是小班，早被有心思的学生抢先报满了，我这人懒，跑去经济学院报他们的大课，和我们计算机系一样，总是几百人的大课、大阶梯教室，从来都不怕课堂会坐满。选了一门《宏观经济学》听了一个学期，最后考了63分，很对不起我在那门课上的付出。记得当时买的第一本宏观经济学的教材，是国内的一个人写的，开篇序言就长达好几十页，把西方经济学各门各派都指点评论了一番，颇有一种华山论剑的感觉。光是里面一堆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就把我看得云山雾罩，记着这个就忘了那个。当时俺刚从天山脚下放完羊来到京城又没出过国，读那些外国人的名字颇费劲，于是自创了一个办法：每人封他一个中华武学门派——那个研究挖大坑的凯恩斯就是华山派，那个研究理性预期的卢卡斯就是武当派，那个研究每个毛孔都流着劳动工人血汗的马克思做丐帮帮主最合适不过（你知道原因的），那个电影《美丽心灵》里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那斯（约翰·纳什），把自己练得走火入魔了，有点黄老邪、梅超风的味道，后来我读博士的时候还常常用到他的博弈论。说来也怪，这“斯”那“斯”都带个“斯”字。对了，差点漏掉一个最重要的——他们这行的鼻祖，那个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他得算少林派，又是一个“斯”。好了，我知道申请书里可以写点什么了，于是我在申请书里写下了我对经济学的一个惊天大发现，这“斯”那“斯”要成为经济学家，名字里就少不了得有个“斯”字，并用无比虔诚的语气表达了希望全面深入研习这“斯”那“斯”的盖世绝学。申请书结尾立下豪言壮志，将来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一定要改个名字，不能辱没了我对只有这“斯”那“斯”才能当上经济学家的这一惊天发现，至于叫萝卜丝还是土豆丝，还得看我师从哪个门派。

那年CCER第一次招收双学位学生，录取主要看本专业成绩，可是我们计算机系好些成绩比我好的人都没有申请成功，我竟然被录取了。我估计一定是我对西方经济学的惊天大发现雷倒了众位老师，也就不拘一格降人才了。

等真正上了CCER的西方经济学的课才发现，其实经济学没有那么难。最先修的两门课分别是“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微观经济学”，用的教材是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和哈尔·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萨缪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尔·范里安是谷歌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把各种复杂的经济活动都表述成数学问题，就像是大学生做小学的应用题，简单明了。我当时基本上每门课的考分都在90分上下，后来宏观经济学期中考试差点考了个满分，助教说不能有满分所以最终只能给我99分。洗清了我之前在经济学院的那个63分的不白之冤。

后来海闻老师给我们上“国际贸易”，用的是他自己编写的一本教材，书非常短小精悍，道理说得也非常简单明了，用几幅图、几个公式和变量就把很复杂的问题简化得浅显明了。经济学简而言之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读这些用西式逻辑写出的经济学教科书，逻辑清晰、简明扼要，没有一句废话或者东拉西扯的鸿篇大论，所以我对有些国内作者的鸿篇大论有了另一种见解——哄骗大论。经济学对我们来讲最难的地方不是算算术，而是研究市场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包括个人的理性逻辑以及社会性的博弈。如果对人的把握不准确，算算术就是白搭。

我们那一批学生见证了这些影响中国决策层的经济学家的起家史。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海外留学的经济学者，也是第一批回国改造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人是第一批把西方经济学引入国内大学课堂的学者，通过他们，我们有幸成为第一批在国内接触西式思维和西方经济学的学生。这些老师都非常和蔼可亲，鼓励我们将来一定要去西方学习。

有一次海闻老师说法国某大学招收经济学博士，有会法语者他可以帮忙推荐，我下了课就跑到讲台前面堵住他说：“法语系的学生会说法语，但是他们的数学不好，我们计算机系学的是北大数学系A类数学，您也说经济学要数学好，我现在距离毕业还有大半年，我现在开始学法语您看咋样？”海闻老师还没来得及收拾讲义和书本，听到这些有点目瞪口呆。现在回想一下当时那种愣头小子的情形，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事情哪有一蹴而就的，后来我还是读了计算机专业的博士。

我的博士论文课题还真用了不少经济学的理论，用市场的方法让各种不同的搜索推荐方法在同一个市场系统中竞争，让用户最终看到的是市场竞争中获胜的、针对每一个用户都是最好的搜索推荐方法给出的结果.21世纪初，搜索推荐是IT领域最热门的应用和研究课题之一，谷歌、亚马逊都是最重要的推手。全世界从事这类研究课题的学者基本都是纯计算机出身，尽管大家都觉得用市场的方法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多种不同方案竞争稀缺资源的方法，都提到基于市场的控制、投标、拍卖等经济学术语，但大家仍然用计算机惯用的各种纯数学算法和逻辑去设计系统，所以仅仅是挂了个“市场”的名字而已。我当时看过世界上计算机领域挂着“市场”名字的许多论文和书籍，这些纯计算机出身的人设计的市场里，连经济学最基本的“供给、需求、价格”的概念都没有定义，实在有名无实。因为曾经读过经济学的缘故，明白一个真正的市场，应该用价格来组织供求双方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在我们那套系统中，竞争的对象就是搜索引擎最终呈现给用户的“前五行显示位置”，这五行显示位置就是供给有限的稀缺资源，经济学简而言之就是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价格”找出“需求”和“供给”的平衡点的问题；反过来，每次用户真正浏览某条推荐结果时，推荐这条搜索结果的算法就会得到一定的奖励，从而让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算法去感知和学习用户的偏好。所以，市场方法并不是简单的竞价排名（只要出钱足够多就排在第一位，但没准是用户不需要的垃圾广告），“有效”的市场方法应该让用户最喜欢的推荐结果显示在最前面，通过奖励推荐了这条结果的那种搜索推荐方法而鼓励它推荐更好的搜索结果，而让那些出钱多但并非用户喜欢的推荐结果自动淡出（出了钱，得到的却是惩罚）。我们设计的良性市场系统应该能指导参与者理性地花钱竞标（买前几条显示位置）并获得相应价值的回报（有正有负），让每个参与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福利也达到最大化。注意，我前述的打引号的“有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效”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看到我说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你应该明白经济学上的“有效”是有特殊意义的。这样一来，让我的导师、后来论文投到的杂志（计算机、电子两类最大的学术组织国际计算机学会以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学术杂志），以及当时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对“如何组织竞争这一问题”耳目一新——这是真正的市场的方法。我的论文递交到这些总是需要改了又改还要排期排个一年半载后才能发表的杂志，基本每次都是不用多少修改就直接当期发表，这就是跨界的优势吧。直到现在，我已离开学术界10年，国际计算机学会以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一些人工智能及信息系统的学术杂志仍然不时地邀请我帮助他们审稿。

我读博士时的导师是当时英国最年轻的皇家科学院院士，他起初对我说的一些经济学方法将信将疑，因为我的“二老板”也是个计算机教授，在我还没有入学加入那个项目之前已经带领十几号人把那个项目进行了一年有余，而我却是一副推翻重构整个体系的架势。后来有一次他指着我的报告中的一个地方问我：“你定义了一堆变量、函数和效用曲线，那么什么是‘帕累托有效’？”我当时的英语还处于磕磕巴巴、一句话要组织两三次才能表达清楚的水平，而我回答他这个问题时却不假思索干脆利落地一遍就说清楚了。我看出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帕累托有效，但我的回答干脆利落，他因此对我并不怀疑。之后他又问了我几个相关问题，我都是用经济学原理中的话很快答复了他。他问我跟谁学过经济学，我说我的经济学老师全都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等一流院校的老师（芝加哥大学出了最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又问我那个帕累托有效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我告诉他，我来英国买的第一本教材不是计算机方面的，而是因为怀旧的缘故买了本大学时学过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尔·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的英文原版，这个范里安现在是谷歌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于是他对我把“二老板”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工作推倒重来的做法有了信心，后来几乎不再过问。我们当初在CCER时教微观经济学的老师是毕业自芝加哥大学的赵耀辉老师：一位个子高高的总是面带微笑的年轻女老师——当初我们CCER双学位学生心目中的女神。

经济学对我后来的帮助也非常多。在英国电信研究院工作时，面对的不再是纯学术问题，更多的是各种商业风险，要对未来的商业模式的盈利负责，而不像大学里把技术研究这种能力当作服务来出售，却并不对最终产品的市场成功负责。后来到华为营销体系工作，对市场成功负责更加成为绝对的第一要素。此后经济学思维能够帮助到的地方就更多了。记得2011年年底，和无线产品线的总裁、专家们还有外聘的许多欧美的高级专家们一起讨论2012年巴塞罗那世界通讯展的无线策略时，大家谈到一个模型，应用的基本原理又是帕累托有效。但国内一帮纯技术专家们却把材料中Pareto想当然地根据音译翻译成了“柏拉图”——哲学家Plato,两个词的拼法和发音确实挺像，真是贻笑大方——自然没有一个人涉及Pareto的真实含义。我看出在场的人确实没有人知道Pareto到底是什么意思。紧接着在电话会议的那头，一位被华为作为高级顾问聘请进来的前英国电信研究院的高级技术负责人也对此进行评论，但也没有触及帕累托有效的本意。于是我再次向大家利落地解释了一遍帕累托有效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其实，帕累托有效在经济学中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知识，但隔行如隔山，再次体现了知识跨界的优势。

北大校长胡适曾在某届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说，你们现在所学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会白费，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用得上。他让学生们记住，“功不唐捐”！我深信不疑。大三到大四的两年，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排满了经济学的课（白天是计算机本系的课），每个周六周日从早到晚也都是经济学的课。记得冬天周末的每个早晨，同宿舍的同学们都躲在暖和的被窝里打着呼噜，我却只能非常不情愿地背上书包在冰冷的雨雪中赶往教室。当初读第二学位的时候，没有看出什么时候能用上，但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大事小事都会屡屡用到经济学原理，因为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书本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法，一种站在问题以外看问题的思想高度。

大学是交朋友的好地方，大二那年通过团校认识了不少外系的朋友。大三在CCER读经济学时认识了更多外系的同学。没想到毕业十几年后还能通过CCER交到朋友。记得去年年底在北京一个不大不小的校友会上认识了一些CCER BiMBA的校友。其中一位叫朱晖的，是布丁酒店的创始人兼CEO（后记：2016年1月我手术失血过多，他组织了20位同事来上海为我献血，7月时用药紧急，上海却又断货，4个月用的药他当天就从杭州给我送来了），今天他在北大1898咖啡馆举办讲座：《布丁酒店移动营销及在物联网领域的创想》。因为身在上海，没能参加很遗憾，但是看到不少校友转发的照片和分享，知道人气很旺、听讲者爆满。估计用过布丁酒店服务的人都应该很熟悉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服务创新吧。讲座中提到应该如何确定价值客户，以及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因为真正的客户数量＝流量×转化率。这个转化率尤为重要。经济学无处不在！

今天写这篇文章还因为看到几个BiMBA校友转发的2014福布斯对国内高校商学院的一个排名：北大CCER的BiMBA连续几年荣登榜首.20年来，林毅夫、周其仁、易纲、海闻这些老师在北大最北边一个偏僻的角落“朗润园”里创业，并开花结果。当年他们在讲台上讲课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他们都好年轻。记得一次易纲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他的儿子躲在电教厅外的门帘后跟他要家里的钥匙。小朋友非常可爱，怕打扰父亲讲课。易纲老师让儿子悄悄跑过来拿了钥匙然后悄悄离去，后来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对大家说，“闯荡半生，这个小朋友是我最大的成就”。如今我也身为人父，想起易纲老师当年那个情景，父亲对孩子的慈爱，感同身受。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他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都不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在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大家常常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慨叹。易纲老师说，“让你们提前体会一下西方的教育方式，让你们自己动手，知识掌握得才更扎实”。后来我在英国读博士期间，做助教，更深切地体会了西方教育的灵活和学生的主动性。整个学期都是听学生们自己讨论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得到机会站在讲台上给他们讲过任何一个知识点，他们从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听我讲什么，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作为助教能给他们提供一点思路而已，而事实上我几乎什么也没做。

CCER的教学形式不拘一格。记得“计量经济学”那门课，胡大源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讲述当年他去广东到某乡下做社会调查时的种种奇遇，课堂上大家的欢笑声战胜了那些令人绝望的无穷无尽的数理统计公式。后来胡老师也让我们在CCER和北京市政府的一个公共项目中出了一点力，我们也背着包走街串巷地为市政府做了一些社会调查。我记得我负责调查的是宣武区的好几条街区，有些地方虽然紧邻长安街，但是很老、很破旧，你听听街道的名字就知道它们有多古老了——“西旧帘子胡同”。

转眼已近20年。记得毕业前的一次大会上，所有CCER的老师都到场，向大家作别。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毕业后这个双学位能不能得到教育部的认可？老师回答说，我们北大的学位还需要得到谁的认可吗？全世界都认可！

是啊，功不唐捐！那一纸文凭仅仅是一张纸而已。真正得到的是那些知识，还有对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