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虚拟R&D组织研究进展

2.3.1 虚拟R&D组织研究现状

虚拟研发组织作为一种新的研发组织模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对虚拟研发组织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对虚拟组织的研究逐步从介绍概念阶段向系统研究阶段迈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虚拟研发组织的内涵。奇萨和曼津尼（Chiesa & Manzini,1997）研究了医药产业中的虚拟研发组织，提出虚拟研发组织是一个借助外部知识和资源来形成和发展创新活动的组织。奥利弗·加斯曼和马克斯米廉·泽德特维茨（Gasmsnna &Zedhvizt,2003）认为虚拟研发组织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紧密联结的，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工作，超越时空和组织边界的人和团队的组合。金周英（1998）最早提出了虚拟研究所的定义，认为虚拟研究所即围绕某一研究目标和内容，及时把所需各种研究资源和必要的组织功能联合在一个新的“柔性研究所”中，建立一个较紧密的，跨越时空和地点的合作联盟。汪应洛（1999）则认为虚拟研究开发中心是一种完善的网络组织结构，它是组织的人力、技术、信息等资源的有效集成。方世建、郭志军（2000）提出了建立虚拟研发组织，整合分散资源，联合进行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策略。

（2）虚拟研发组织的特点。刘漩华、夏洪胜、肖君、惠青山（2002）认为虚拟研究中心具有信息网络化、工作方式并行化、组织规模动态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产权模糊性的特点，并提出了虚拟研究中心运作的五大机制：信任机制、协调机制、激励机制、分配机制和决策机制。吴国彬、孙圣兰、李海燕（2001）指出了地方虚拟研究中心具有动态性、平等性、多样性、松散性等特点，研究了其运作基础和运作阶段。

（3）虚拟研发组织产生的动因虚拟研发组织是对技术创新本质不断发生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因为，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不能完全在一个企业内部获得，企业不得不发展核心和关键技术的同时借助于外部资源。除了通常人们所谈到的可以减少研发投资费用、分散风险、资源共享、能力互补、技术容易扩散外，开展虚拟研发还与市场进入和寻找机遇有关，即由于合作伙伴可以更加有效地共享信息、知识和经验，因此使共同的监测环境变化和市场机遇的能力得到提高。竞争的全球化是导致虚拟研发的又一个原因，并且使研发合作范围扩大到国外。

（4）虚拟研发组织的管理。奇萨和曼津尼（Chiesa & Manzini,1997）认为管理一个虚拟研发组织就是控制整个研发联盟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六个部分：规定企业自身目标、选择伙伴、达成联盟合作协议、实施联盟运作、评价联盟功效及介绍正确的联盟行为。蔡德军、梁祥君、黄世祥（2005）在分析VR&DO伙伴关系的管理复杂性基础上，提出伙伴关系管理的“契约/制度+行为/规范”的有效方法，建立起一种适用的基于信任/文化的伙伴关系及其过程模型。骆品亮、周勇、郭晖（2004）从虚拟研发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出发，着力探讨其中的知识转移机制，力求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理清虚拟研发组织知识转移理论的研究脉络，展示虚拟研发组织中知识转移的最新研究进展，指出其研究重点与难点并给出未来研究方向。张远征、骆品亮（2005）通过构建虚拟研发组织成员间的博弈模型，对其研发激励的非合作决策Nash均衡解、合作决策帕雷托最优解和社会福利最优解进行比较，指出由于虚拟研发组织知识共享过程中的学习效应的存在，一定条件下虚拟研发组织能够有效自激励，并给出了其有效自激励的参数区域。骆品亮、周勇（2005）通过两人对策的简单博弈模型分析，揭示虚拟组织内部知识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并结合知识转移的成功因子，构建虚拟研发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体系框架。

2.3.2 虚拟R&D组织在生物医药产业的应用研究

国际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生物技术产业中的R&D活动。Powell等人（1996, 2002,2004）研究了生物技术产业中的组织间合作和创新网络问题，做出了极富影响的原创性工作。Tyebjee等人（2004）认为，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开始相互结盟，资源互补，以获取更大利润。Newell（2003）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生物技术的治理更加重要和复杂，生产、投资、管制和政治权利对于治理模式意义重大。White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制药产业中网络和激励问题。Tapon等人（1996,1999,2001）通过对医药企业的持续研究，认为R&D垂直整合仍然是最好的组织选择；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医药企业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也将会持续强化的，但这种合作型R&D的有效治理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Calero等人（2007）通过对企业内外共同出版物网络的分析，探讨了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合作。Orsenigo, Pammolli和Riccaboni以生物医药产业的企业间合作关系网络为例，研究搜索和开发技术能力的组织机制。Mcklvey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在瑞典生物制药行业内，同一地点（co-location）对正式的知识合作的作用是相对重要的。

与此同时，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我国研究者关注。总的来说，研究的内容涵盖生物医药产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产业集群式创新模式研究、问题与对策研究、创新活动研究四个方面。张蕊和田澎（2005）通过中外生物制药企业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资金融集、规范管理等各方面与国际水平均存在一定差距。程跃和银路等人（2010）通过对我国生物技术制药领域1999—2008年的专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这十年来该领域的技术创新现状进行可视化研究。高超（2011）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专题中探讨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的特点，这种三高一长的特性，决定了该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空间特征。美国是生物医药产业最重要的集聚区，波士顿的“基因城”、旧金山湾的“生物技术湾”等产业集群都是全球生物医药创新最为活跃、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美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研究，得出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借鉴作用的意见。吴晓隽和高汝熹（2008）等在分析了美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和特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集群化具有必然性，而集群成功的关键在于知识源及其与产业的互动，集群形成的基础是多种资源的高度汇聚和相互支持。李天柱、银路、程跃（2010）采用国外典型集群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并以美国波士顿基因城、旧金山生物技术湾，瑞士日内瓦—洛桑生物科技园（BioAlps），德国生技河（BioRiver）和英国伦敦生物制药集群为例，研究了生物技术创新集群网络的主要网络成员、网络结构及网络运行机制。邬亮和戴伟辉等人（2007）分析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自主创新生态链。

生物医药创新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其有别于一般的创新活动，鉴于此，我国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汪凯和洪进等人（2009）在回顾了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历史发展的同时，深入研究了其治理机制，提出了行动者网络治理的设想。而张岚等人（2000）则以产业经济学为视角，认为生物制药产业会因采用合同生产方式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刘传铭等人（2003）提出生物医药的特点决定了企业间必须进行合作，发展战略联盟是必然趋势。陆长生等人（2004）指出现有的生物药品研发活动流程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再造。郝凤霞（2005）认为创新网络是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尹忠（2008）研究了影响我国生物医药创新战略的诸多因素。

尽管对于生物医药产业这个朝阳产业，学者们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做了相应的研究。从专利数量角度出发的量化研究也有一些，但是以专利质量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却还是比较缺乏的甚至是没有的。专利数量不足以全面反映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质量，而专利质量则能更好地度量自主创新能力。因此，本论文在分析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专利数量方面的各种态势的同时，更加关注于该产业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探讨。

2.3.3 虚拟R&D组织研究进展评述

从以上对虚拟研发组织理论研究状况的回顾可以看出，当前对虚拟研发组织的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与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另外，由于虚拟研发组织赖以生存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发展，决定了对虚拟研发组织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虚拟研发组织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相当多的，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虚拟研发组织及其运行的基本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虽然，目前对虚拟研发组织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但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些方面，缺乏对虚拟研发组织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虚拟研发组织理论在整个管理学框架的定位不明晰，使得当前的研究难以形成体系，零散的研究成果不利于指导虚拟研发组织的成功组建与运行。因此，有必要对虚拟研发组织的组建与运行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是对虚拟研发组织管理方式和方法的研究不够深入。当前的研究以描述性的研究为主，只对虚拟研发组织这一新生事物进行归纳总结，缺乏理论上的论证；不仅如此当前的研究主要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研究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对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把虚拟研发组织理论作为一个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虚拟研发组织运营过程中蕴含的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涉及较少，致使虚拟研发组织管理方式和方法与整个管理学理论的融合不够。

三是对我国虚拟研发组织发展的对策研究不够。目前，学者更多的是注重应用一些数学方法来解决虚拟研发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特定问题，如合作伙伴的选择、收益的分配等，很少有人涉及研究我国发展虚拟研发组织的对策。使得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虚拟研发组织实施的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应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而降低了虚拟研发组织理论的可操作性与价值。

[1] 笔者认为，从概念的基本内涵看，虚拟组织与网络组织的含义是最为接近的，但网络组织的表述过于一般化，不能反映目前组织变迁的时代特质，也不能突出组织变迁的本质内容，即组织资源和能力的扩展和延伸。简而言之，虚拟组织预示着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并将随着全球化的深度拓展以及信息技术影响力的充分释放而显示出愈来愈强的生命力，成为未来最有价值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