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新民主主义论

虽然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便已开始，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帝国主义大工业与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尚处于一种均势状态。伴随着传统自然经济最后的抵抗和坚挺的是封建势力面临外来冲击的仇恨、重走封闭老路的粗暴与恢复旧有秩序的幻想，这种旧制度行将就木前的挣扎便以保守派的“主观拒斥”态度表现出来。当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进一步深入，自然经济在大工业的压迫下无可抗拒地解体时，旧势力只能试图抓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命稻草，因而在理论上反映为开放派与洋务派对保守派的否定。此时，认识史已经有了走出单纯、直接的“主观拒斥”的冲动。既然要“师夷长技”，就必须对“夷狄”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工作是由洋务派完成的。洋务派的一些开明绅士与进步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做了较早的铺垫工作，做了“重商”“工商立国”“兵商一体”“商之掠夺敝国无形”等一些外部直观性的描述；一些洋务派的实务大臣也进行了不少利用外资的最初尝试。然而，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及维系旧框架的保守政治立场，洋务派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识高度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而定型了。

旧框架既然不可能也无须维系，那么继而登场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便开始尝试新框架的构建。从旧框架的维系者转为新框架的建构者，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改良派对保守派的终结，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闭关锁国、焚货绝舶的终结。然而改良派的尝试与建构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一种单纯的“模仿”，模仿的对象正是自身的敌人——资本帝国主义，尽管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无法与强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因此，其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知只不过是从一个片面走向了另一个片面，从“主观排斥”走向了“客观接纳”，即片面地强调开放通商的好处，忽略了经济侵略的实质。当然，改良派的“客观接纳”并不仅仅把对外开放看作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因而当作一种宿命接受下来，而是努力在不利的形势中看到有利的因素，主张因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手段为我所用，以求反制对方。因而，改良派的“客观接纳”已经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揭示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自否定”的辩证逻辑，这种不自觉性表现为改良派提出的旨在反制对方的若干方案的幼稚性。改良派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上的认识的停顿，归根结底源于它的探索仅是简单的“模仿”，将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民族资产阶级掌权之上，其理想中认为其可以驾驭外资、发展中国的国家政权并不具有现实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本质认识的止步不前；另一方面，使中国反抗经济侵略、摆脱列强控制的主张又找不到可以诉诸的物质力量，改良派的困境已经在呼唤着马克思主义曙光的出现。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6]在代表着封建主义的保守派、洋务派与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革命派陆续表现出了在认识以及解决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上的历史局限性之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给了这个内外交困的国家此时最需要的思想武器。知识界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其看待问题的目光也逐渐由外而内、由表象到本质，从此前改良派对积极因素的片面突出转而重新回归揭露对象的侵略本质，因而从“客观接纳”走向了“客观批判”。在认识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必然性与内在机制，帝国主义最终要走向“自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必然胜利等核心观点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知识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该问题上完成了会师。当然，这次会师不仅是对马恩基本论述的理论理解，更保存了此前认识史以及革命史的全部艰辛、曲折、丰富的内容，保存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这些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基本原理之上的丰富内容和特殊国情，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生根发芽的土壤。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此前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认识史，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左翼知识界的研究成果之上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属性的一些基本判断，如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封建主义的瓦解作用、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活动的侵略本质、封建军阀地主作为帝国主义侵华代理人的身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等已经在此前知识界的讨论中陆续形成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站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对这些渐次累积的理论经验予以了高度抽象和升华。特别是“驳资产阶级专政”一节，通过着重论述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特质——软弱性、妥协性——的来源与必然性，彻底终结了将反帝反封建的希望寄托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提出了一条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切实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使认识史、理论史积蓄多年的能量重新释放于革命实践之中。[37]当然，由于当时敌人的强大，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对于帝国主义在华资产主要采取没收的方式，因此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视野当中没有讨论的必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获取苏联援助、处理对苏关系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引进外资中，用鲜活的实践回答了梁启超、孙中山提出的那个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由什么样的党和主义来领导，才能用好外资这把双刃剑，才能做到“操之在我”。这样的国家政权必须是能够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国家政权，这样的党和主义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