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作为社会商品生产活动，手工业是为市场流通而组织生产的重要部门。相对南方地区而言，中国手工业的重心曾长期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北方地区的手工业品不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不断发展，这种状况在唐代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江南地区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及至中唐以后，南方地区的手工业经济超过北方，手工业重心逐渐向南移动，这与我国古代整个社会经济重心南移是基本一致的。[1]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内部分工的不断精细，手工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不断扩大，部分民间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手工业者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经济收益，解决了大量失业者的生计问题，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的繁荣。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元代杭州手工业有这样的描述：“此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然亦有仆役不少，以供主人指使之用。”[2]明代科技水平的进步更是给手工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从瓷器、砖瓦的生产，石灰、矾石、硫黄、煤炭的利用，到五金的采冶、器皿的创制，再到农业机械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处处都反映出生产技术的提高对手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3]

明末清初，手工业虽然受到战乱的影响，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匠籍制度的废除，以及清政府对手工业种种限制的进一步放宽，为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4]这个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白纻，苘属粗者为纻，吴地出纻独良，今乡园所产，女工手绩，亦极精妙也”，“比户勤纺织，妇女熬脂夜作，成纱线及布，侵城入市，易棉花以归，积有羡余，挟纩赖此，糊口亦赖此”。[5]农村家庭手工业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同时，积极为市场商品性生产、流通提供服务。第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发展得益于商人资本的经营扩张，“武安商人初皆贸易河北，以药材称，每年春季推车而往，岁终推车而归，习以为常，频年跋涉，不能大有成就，迨至乾、嘉之际，乃渐从行转为坐贾，同时，也扩大了武安商人的活动地区”。[6]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商人资本有助于促进手工业的专业分工，如丝织业，“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7]“茶厂既多，除（建）阳、崇（安）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8]手工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和手工工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经营关系的改变，在原料发放、成品销售方面，割断了个体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联系，但这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形式，仅是农民为了糊口而已，不足以改变其自给自足的性质。[9]正如王亚南所说，“据一般统计的综合，中国农民的产品，仅有50%以下留给自用，其余都需售出。但是，就商品化程度到了这种程度的农产品，仍不易在它上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迹象”。[10]另外，富商的资金除了继续从事商业外，绝大多数更倾向于投资土地，“广东十三行商吴绍荣、潘正炜等，也以其对外贸易所获巨额财富，购置大量地产”。[11]商业资本对农村土地的直接投资，加强了传统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固化了人口流动，制约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对手工业发展形成顽强的阻碍力量。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产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虽然有助于瓦解以耕织为主的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加快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但是它也抑制了传统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一种社会化新技术基础上的高层次商品经济，对囿于个体性手工技术基础上的低层次商品经济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古老经济体中的‘自给性’生产部分，而恰恰是它的商品性生产部分”。[12]如铁、针、火柴、煤油等行业，在外国同类商品竞争和排挤下，逐渐被洋货替代。“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之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13]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洋货的销售还是十分有限，“只有约8个传统手工行业受到摧残，除了手纺纱外都非重要行业。迄1920年，绝大多数手工行业都是发展的，手工业总产值也是增长的，并且，机制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14]有些行业依托国际市场，使用机器设备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制茶业等。“手压机每日出产60篓，有25%的废品，而蒸汽压机每日出产80篓，只有5%的废品，并且因使用机器而节约的费用，每篓计银1两，按照以上产量计算计每日即达银80两或金20磅”。[15]相比外来经济冲击，中国内部税厘制度、商业高利贷、战争等因素给手工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更为严重。[16]

20世纪初，在“实业救国”“抵制外货”等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大部分手工业不管是在产值，还是在人数规模方面都有较大的增长，尤其是因欧战关系，外贸中止，如棉纱、制皂、卷烟等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1915年25种手工工场数达到16140家，职工人数406222人。[17]并且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原先传统单一的商品交换，开始向发料加工的商人雇主制转变。从地域上看，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步向全国延伸，到1933年，全国制造工业净产值1889026800元，其中手工业净产值1359374000元，占制造工业净产值的72%。[18]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沦陷区对物价、原料、市场等方面实施严格的统制政策，严重危及手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将蚕丝生产委之于中国，缩小日本的蚕丝生产，把劳力资材转用于粮食生产和时局产业”；“……江浙的蚕丝业受到很重的打击，特别是由于各大丝厂及茧商在战乱旋涡中不能收购蚕茧，加之产区普遍处于炮火之下，治安极其恶劣，农民想要卖掉自己的蚕茧是非常困难的”。[19]抗战胜利之后，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金融资本投机、农业的缓慢恢复，致使手工业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至少未达到抗战前的水平。据统计，中国生丝产量，战前1933～1937年的平均产量为297460担；战时因桑园遭到破坏，机器设备损失亦大，以致产量大跌，1938～1941年平均产量为30234担，仅及战前的10.2%；战后稍有起色，1947年为74200担，1948年为82400担，分别为战前的24.9%和27.7%。[20]此外，家庭手工业由于人力、财力不足，出现了生产合作经营，“做木瓢也有分工合作者，这种工作单独一人不能胜任，农民凑合一起，有钱出钱，无钱出力，钱不够则托人借钱”；“冬闲时几家农民或凑一些本钱，或向富户及同村乡亲借一笔款，开办木厂，赚钱均分，赔钱均摊”。[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