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典诗歌“以酒解忧”抒情传统的形成

陈斯怀[1]

摘要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大量描写饮酒生活，但是，有关“以酒解忧”的抒写却经历漫长的过程才在诗歌领域兴起，最终构成一种抒情传统。这种传统萌发于《诗经》，渐兴于汉魏之交，至晋宋真正形成。曹操《短歌行》标志着“以酒解忧”抒情传统的兴起，而陶渊明和鲍照则确立起风格迥异的“以酒解忧”的抒情典范。两大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春秋末期至晋宋饮酒阶层逐渐扩大，酒的使用从礼仪等公共空间向私人日常生活空间拓展，以晋宋流行的独酌为其极致形态；二是东汉魏晋士人个体自觉意识的兴起，推动诗歌对个体生命和日常生活的抒写。

关键词　以酒解忧　独酌　曹操　陶渊明　鲍照

酒之于中国古人生活和文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老话题。不管是研究酒的沿革、工艺、运用等，或是探讨它与文人和文学的关系，现有的著述数量都十分可观，似乎已到“题无剩义”的程度。关于酒，较重要的研究有王赛时《中国酒史》，该书以朝代为序，全面梳理酒从远古至清代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况，详实分析历代酒的风貌；[2]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对酒的种类和演变、酒器的使用等也有精练的概述。[3]至于酒与文学的关系，从鲁迅和王瑶阐述酒与魏晋文人的深刻联系开始，后来者对上至《诗经》饮酒诗，下至历代酒与诗、酒与文人等问题进行了多方探讨。[4]由于酒精的刺激会让人产生兴奋感，酒几乎天然具有行乐与解忧的功能，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使人忽略关于“以酒解忧”的抒写在古代中国有一个历时的呈现过程。而且，因为行乐本身就已蕴含解忧的可能，“以酒解忧”的独立性很容易被行乐遮蔽，确切而言，以酒行乐与以酒解忧这两者在取向和立足点上是不同的，已有研究对此缺乏自觉的辨析意识。考察早期文献，可以发现“以酒解忧”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一个从少到多，由简单而复杂，逐渐构成一种抒情传统的过程。这种传统的形成，既涉及饮酒从礼仪等公共空间向私人日常生活空间的扩展，又与个体意识的变化和文学对私人日常生活的关注等密切相关。学界尚未就此进行清楚的梳理和阐释，本文试揭出这个问题，对中国古典诗歌“以酒解忧”抒情传统的形成历程展开梳理，并探究其形成机制。

一

目前所见最早抒写“以酒解忧”的是《诗经》，分别见于《周南·卷耳》和《邶风·柏舟》。前者二、三章云：

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5]

后者首章云：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6]

毛序认为《卷耳》写的是“后妃之志”，表达后妃想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毛传、郑笺、孔疏基本是在这个主旨下对此诗进行解释。[7]按照这种解释，《卷耳》二、三章分别都有三个“主语”，以第一章析之，“陟彼崔嵬，我马虺”的“我”指“我使臣”，“我姑酌彼金罍”的“我”指“我君”，而“维以不永怀”的主语是省略的抒情主体“我”——后妃。诗歌的意思便是臣子行役在外，勤劳艰险，君王当知酌酒加以慰劳赏赐，“我”因此不须总是这么担忧。如此，饮酒者和怀忧者不是同一个人，诗中所写就不是饮酒解忧。这样解诗，一章之中主语跳跃太大，意思的转折也过于迂曲，而且与《卷耳》全诗文字上感念远人的内容不合。南宋朱熹《诗集传》即调整毛序以来的说法，认为这是“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8]他把诗中所有的“我”都理解为后妃自己，二、三章即是写后妃托言要登山眺望，前往追随君子，却无法成行，只好酌酒宽慰自己，消解忧思。清代戴震《杲溪诗经补注》又提出《卷耳》是“感念于君子行迈之忧劳而作也”，二、三章描写的对象是君子，诗中的酌酒是“愿君子且酌以解其忧劳也”。[9]尽管朱熹和戴震的理解存有分歧，但他们都把二、三章的主语视为同一人，将酌酒和排解内心忧思的主体统一起来，建立因果关系，这是更顺理成章、更符合语境的训释。

相比之下，《邶风·柏舟》首章“以酒解忧”的意思基本不会引起歧义。毛传释后两句为“非我无酒，可以敖游忘忧也”，孔疏继而引申为“非我无酒，可以敖游而忘此忧，但此忧之深，非敖游可释也”。[10]诗中既言及酒的解忧功能，又刻意以此功能在具体事件上的失效来凸显忧虑之深。此诗主旨也存在不同说法，但从诗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11]的表达看，其忧愁乃是因为被小人所怨、遭到伤害而产生，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虽然有如上两篇作品涉及“以酒解忧”的内容，但这个抒情向度在《诗经》酒诗中十分隐微，《诗经》涉酒篇目超过全书六分之一，基本上渲染的都是以酒行乐。奇怪的是，与《诗经》同为先秦诗歌经典的屈宋楚辞作品本多忧愤之词，却也没有以酒解忧的抒情内容。即便把范围扩展到可见的全部先秦文献，在大量与酒相关的记载中，似乎也找不到另外明确涉及以酒解忧的记载，这是很令人意外的现象。

“以酒解忧”的抒情内容既已在《诗经》中出现，为什么在先秦漫长的时间里却一直隐而未彰？这与酒在先秦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情况密切相关。不妨先留意一下《周南·卷耳》和《邶风·柏舟》写的是哪个阶层的生活。朱东润的《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根据毛诗、鲁诗关于诗歌作者的判断，认为《柏舟》的作者“属于统治阶级，其诗非民间之诗”，又“由其自称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指出《卷耳》作者“为大夫以上之人”，“其为统治阶级无疑”。[12]程俊英和蒋见元在《诗经注析》中也说《卷耳》“诗中写她丈夫上山有马、有仆，饮酒用金罍、兕觥，可见夫妇都是贵族”[13]。即是说，这两首诗中的酒都出现在上层社会，如果扩展范围，不难看到《诗经》其他涉酒诗篇通常是写君臣之间、贵族之间的宴饮，酒主要为上层社会所用。考察先秦文献，一方面可看到商代以来饮酒风气相当流行，以至于出现不少反思饮酒危害的言论，[14]一方面又可注意到饮酒者多出自上层社会，春秋及其前这种状况尤为明显。钱剑夫《大酺考》论及上古礼制即谓：“古之平民，无故不得饮酒食肉，必有祭祀，始为酒脯，享其馂余。”[15]先秦时粮谷生产不易，而酒如《黄帝内经》所说是“水谷之精，熟谷之液”[16]，帛书《十问》也说“酒者，五谷之精气也”[17]，它是一种奢侈品。即便是作为酒的主要消费者的上层社会成员，饮酒在他们那里也不像后世那样普遍而日常，而是主要发生在祭祀、朝聘、盟会、庆功、婚嫁、送别、贵族间的宴会等场合。这类场合几乎都是带有礼仪性质的公共空间，酒主要起到娱神、祝福、游乐的作用，私人情感与个性化体验不易在这样的情境中表现，忧愁通常不便放置到这种礼仪式的公共空间进行排遣。以酒解忧的方式即便已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也被主流的礼仪色彩浓厚的公共空间饮酒行乐等所掩盖，很难进入诗歌领域成为抒情内容。

但是，饮酒空间在先秦社会也并非一成不变，大约在春秋末期至战国，随着士人阶层的崛起，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变化，饮酒阶层扩大，酒的使用开始向私人日常空间拓展。王赛时《中国酒史》认为这段时期“饮酒生活已经很放松，人们冲破了周王朝礼制的种种束缚，倾向自由化生活，反映在饮酒方面也表现更加随意”，同时酿酒业已推向市场，酒肆兴起。[18]然而，他举以说明饮酒更为随意的事件是《晏子春秋》所记齐景公饮酒、《史记》所载齐威王召淳于髡饮酒、《说苑》所记吴王欲从民饮酒，这些都是由王侯主导的事例，无法观察到普通士人的情况。实际上，成书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好的例子。《吕氏春秋·孝行览》记庄子出行，留宿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竖子为杀雁飨之”[19]，这件事也见于《庄子·山木》，但没有提到酒。同书《仲冬纪·当务》写分别居于东西城郭的两位“齐之好勇者”，“卒然相遇于途”，遂相约饮酒，抽刀割自己的肉下酒，“至死而止”。[20]事虽荒诞，可能只是“虚构”，但也足以折射一时的生活信息。《史记·刺客列传》又记：“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21]这些都可看出战国时期酒的流通已向普通社会阶层扩展，饮酒的空间也逐渐拓展到朋友或“路人”之间的私人日常生活中。私人日常空间减少礼仪的约束，有利于个人情感的宣泄，荆轲酒后的悲喜无常尤为显著，这给“以酒解忧”抒情传统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二

汉魏时期，诗歌中“以酒解忧”的抒情现象有所增加，特别是在表述上变得更为明确。主要作品有汉乐府《善哉行》和《西门行》、《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李陵录别诗·嘉会难再遇》、宋子侯《董娇饶》、曹操《短歌行》和《气出倡》等。

深感人生多艰、生命短暂，故以酒解忧，是这类诗歌抒发的重要内容。曹操的《短歌行》是此中名篇，标志着“以酒解忧”抒情传统在汉魏的兴起。在这首希望“天下归心”的诗中，由于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曹操在诗歌开头即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诗中还有一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22]壮心不已的曹操一方面将忧思置于时间的脉络中，揭出对人生短暂的焦虑；一方面又把它放到“天下”的视野里，希望能够像周公那样收揽人才，平治天下。其忧虑之沉郁被置于生命的“短”和天下的“广”的时空交汇之中，显得惊心动魄。“以酒解忧”在如此诗境里凝成一种慷慨苍茫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他的游仙之作《气出倡》写游仙过程伴有宴乐歌舞，诗中也有涉及饮酒解忧的内容：“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23]玉浆既是神仙的饮品，也代指美酒。[24]黄节《汉魏乐府风笺》解释“河水”一句说：“谓河水有时而竭，喻年寿有时而尽也。全篇言乐，惟此句之下言愁。”[25]玉浆在诗中出现，功能正是解愁。作为神仙的饮品，饮玉浆可得长生而解年寿有时而尽之愁，代指美酒又适用于诗中的宴乐场合，能够排遣关于人生短暂的忧虑。同样是游仙题材，汉乐府《善哉行》也有诗句云：“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26]诗中一方面企慕神仙的不死与遨游，一方面又如此句所说，当意识到人生多艰时，饮酒是忘却忧愁的途径之一。这种有感于人生苦短，想借酒消愁的抒情方式，同样见于汉乐府《西门行》。《西门行》写人生短暂而多忧，要及时行乐，诗中说：“何能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酿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27]明确以饮酒作为解忧的手段。《青青陵上柏》《董娇饶》、曹丕《大墙上蒿行》、曹植《当来日大难》也大体可归入此类有感于生命短暂，以酒解忧的范围。

有所不同的是系于李陵名下的《嘉会难再遇》，这是一首赠别诗。全诗为：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28]

眼前的离别将使嘉会难再，诗中反复表达的是由此引发的悲愁。心情烦闷以致本来能够行乐和解忧的酒竟一度喝不下去，但最终还是只能通过酒来传递彼此的情谊，抚慰悲愁之心。这种以悲情为基调的饮酒送行成为汉末魏晋时期兴盛起来的赠别诗的重要抒情题材，其中就不乏“以酒解忧”的内容。曹植《送应氏诗》即写道：“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29]深情厚谊是此种场合特别强调的内容，因为有情，所以不舍，饮酒在此刻既是离别前“最后”的欢会，又是舒解别愁的途径。这与主要载于《诗经》的先秦送别诗明显不同，《诗经》的饮酒送别与祖道仪式关系密切，带有浓厚的礼仪特征，关注的重心不在离别之悲和私人性的情感。《诗经》中即便是最重视离情渲染的《邶风·燕燕》，它的落脚点最终还是归于赞美远行者的德行，而且，诗中没有出现酒。

汉魏诗歌关于“以酒解忧”的抒写出现在相对日常的饮宴生活中，饮酒者的身份呈现出普泛化的面貌。战国以来饮酒阶层扩大，酒的使用空间向私人日常生活拓展的趋势在汉魏得到延续和推进，这为时人以酒排遣忧愁提供了社会环境。典型例子如：《史记·高祖本纪》记刘邦在秦末任底层士吏，常从王媪和武负贳酒；《曹相国世家》写相舍附近吏舍有人经常饮酒歌呼；《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轮流住宿儿子们家，所值之家要提供酒食；《司马相如列传》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经营酒垆；《汉书·扬雄传》写扬雄素贫而嗜酒；桓谭《新论·祛蔽篇》谈到自己夜坐饮酒；辛延年《羽林郎》写胡姬当垆卖酒；《列仙传》“虚构”的酒客、女丸等于市上卖酒；竹林七贤等正始士人的纵酒。如此挂一漏万的列举，已多少反映出汉魏社会的饮酒风气。

更引人注意的是，上述诸诗都是东汉以来的诗歌，特别是在汉魏之交，而西汉诗歌处于缺席状态。[30]饮酒社会空间的拓展为现实生活中以酒解忧提供途径，为个人情感的抒泻创造环境，但未必直接反映到诗歌领域，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转变的过程。有两件事透露了此中消息，一是《汉书·东方朔传》有“销忧者莫若酒”之说，这是东方朔对酒的解忧功能的充分认识，一是《汉书·外戚传》写班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赋中有“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一句。[31] “以酒解忧”在西汉已出现更为自觉清晰的表述，但它在诗歌中呈现兴起之势却要到东汉。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这一变化？留意汉魏诗歌“以酒解忧”的抒情内容，不难发现它们主要与时光易逝、人世无常的生命意识，或者个体化的情感体验相关。恰恰是东汉魏晋这段时间，如余英时所说是“士之群体自觉”与“士之个体自觉”的时代。后者尤为关键，余氏认为其重要表现之一是士大夫“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性情之所在”。他进而指出士的个体自觉推动新思潮的出现，“故东汉学术自中叶以降，下迄魏晋玄学之兴，实用之意味日淡，而满足内心要求之色彩日浓”。[32]士的个体自觉使个人的性情与内心获得空前的关注，诗歌作为抒情的重要媒介，相应地对人的生命本身，对个体的情思给予更加丰富的歌咏。在本已酒风盛行的社会，酒的解忧功能日渐获得真切的体验和认知，再注入这样对个体生命和性情的关切，自然激发作诗咏歌之时对“以酒解忧”情怀的抒写。

三

随着酒的使用向私人日常生活空间的扩展，以及士人个体意识的增强，中国古典诗歌“以酒解忧”的抒情传统在东汉逐渐兴起，到晋宋之时，这个传统正式形成。特别是陶渊明和鲍照两位喜欢抒发“以酒解忧”之情的诗人相继出现，分别构成风格迥异的“以酒解忧”的抒情典范。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外篇·酒诫》中批评饮酒之风，假设时人的责难说：“消忧成礼，策勋饮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33] “消忧”已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关于酒功能的理解。干宝《搜神记》撰神怪之事，写汉武帝东游被怪物挡道，东方朔请以酒灌之，怪物消失。东方朔解释说：“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34]前引《汉书》载东方朔说“销忧者莫若酒”，此处显然是引申其忘忧的功能，认为酒甚至能够消解忧患之气形成的怪物，其解忧作用之强大可谓深入人心，这可视为晋人观念的投射。刘琨写给卢谌的信中谈到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自己感到哀愤交集、百忧俱至，“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35]这是满腔忧愤、惨淡心情，借助饮酒寻求短暂的排遣。诸如此类对酒的解忧作用的认识，基本还是在汉魏以来的延长线上。诗歌领域存在与此相似的现象，像石崇《赠枣腆诗》“消忧以觞醴，娱耳以名娼”，张载《霖雨诗》“何以解愁怀，置酒招亲类”，[36]陆机的饯别诗中以酒解忧的内容等，也大体是汉魏以来传统的赓续。

代表晋宋新现象的主要是“独酌”成为饮酒生活的重要方式。《世说新语·任诞》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37]酒店是一个公共空间，但阮修是个人前往，独自酣饮，属于“独酌”无疑。更加典型的是私人生活空间的独酌，《任诞》篇记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逸事，有个细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38]这是在个人居所，又是夜里醒来，是很私人化的空间。“命酌酒”显示喝酒现场不止王子猷一人，但酌酒者是被命令的，只是伺候他喝酒。他的起而彷徨咏诗，进而想起戴逵，前往造访，都暗示他没有对酌者，《晋书》写到这件事就直接表述为“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39]最显著的例子是陶渊明，他有诗题即作《连雨独饮》，《归去来兮辞》也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而组诗《饮酒》序言自述写作背景，有“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陶诗中还多次写到独酌的状态，如《停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时运》“挥兹一觞，陶然自乐”，《和郭主簿》“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等莫不如是。[40]

晋宋流行起来的独酌风气，真正彻底地突破礼仪式、交际式的饮酒方式，把酒渗透到最为个人化的私人日常生活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人的生活形态，对此后的文学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以最为直观的方式而言，至少，南北朝诗歌抒写“独酌”场景或心境的内容变得较为常见，沈炯、陈叔宝、陆瑜等甚至都直接写有《独酌谣》，陈叔宝一人就写了四首。以晋宋时期而言，独酌显然加深了时人对饮酒生活的体验，他们对酒的抒情功能也有更为充分的感受，如此环境下，先后出现陶渊明、鲍照这两位以诗抒写“以酒解忧”情思的典范。主要表现为两位诗人涉及以酒解忧的诗篇数量较多，并且能够多面而深刻地传达诗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形成独特的风格。

陶渊明的酒诗是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不管是对其酒诗进行分类，还是探讨他的饮酒目的，“以酒解忧”都已被不同程度地论及。逯钦立《关于陶渊明》一文对陶诗所写以酒解忧内容的讨论最显重要。这篇文章因为时代烙印而对陶渊明有过于严厉的批评，但逯氏分析陶渊明的酒诗，既注意其历时性，把陶渊明的饮酒生活划分为三个阶段，又注意其反映的思想情调有别，将它们分为四种类型。后来关于陶渊明酒诗的各种研究，大多没有真正超越逯氏的讨论。逯钦立所分陶氏酒诗四类的最后一类就是以酒解忧，他认为：

陶渊明最后一类饮酒诗，是反映消极颓废人生观的东西。这类东西为数较多，代表着他的主要写作倾向。其突出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酒消忧”。陶渊明把酒的“消忧”（或者“忘忧”）作用看得很高。他曾经说：“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酒云能消忧”（《形影神》），“试酌百情远”（《连夜独饮》）。这都是他的经验谈。[41]

陶诗此类直接表达以酒解忧的诗句还有不少，像《游斜川》“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饮酒》“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己酉岁九月九日》“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等皆是。[42]逯氏将以酒消忧视为陶渊明酒诗写作的主要倾向和突出特点，可见抒发“以酒解忧”之情在陶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归纳陶渊明酒诗中忧虑的内容为“忧虑虚度光阴、悲叹功名不成”“忧虑儿子不肖”“忧虑人生无常、要求及时行乐”，最后一种所占比重最大。[43]本来，酒与忧虑同时在诗中出现未必就是以酒解忧，但在陶渊明这里，他确实经常以诗表达通过饮酒消解人生的各种愁闷和忧虑。钟书林在《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中以“晚年饮酒之微观”为题分析陶氏晚年与酒的关系，书中举陶诗各种以酒消愁的内容为例，以之说明：“从四十一岁到五十岁左右这一时期他饮酒主要是浇愁，其次才是逃避政治迫害。”[44]陶诗以酒解忧涉及人生多种忧愁，陶渊明对此有深刻而复杂的体验，他正是借此表达自身面临的种种人生困境和超越的努力。

陶诗的“以酒解忧”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映现出陶渊明生命中某种紧张状态，在诗中构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不管是对时世的失望、对个人际遇的不满，还是对时间飞逝和人事变幻的焦虑，都真实透露出陶渊明面临的困境。因困境而生忧，又不断以酒自解，他确乎找到了解脱和安顿之道。但是，这种生命状态显然不是平直前进的，并非在某个时刻解决所有困境，从此决然无忧，而是一个反复“消忧”的过程。这种紧张感和动态使得陶诗在自然平淡的整体风格之下流转着孤独、烦闷、焦灼等不平之气，从而构成陶诗引人入胜的内在张力。万伟成讨论建安至东晋的酒诗演进，把陶渊明的酒诗归为“平淡格”，认为它们属于“旷达酣适”模式。[45]这种认识强调的是陶诗对酒的形而上意义的追寻，相对淡化了“以酒解忧”的内容。如果注意到陶诗抒写以酒解忧的情况不在少数，而且涉及生活的多个方面，还是应该重视其“平淡”之下融摄着诸种忧虑。陶诗抒写“以酒解忧”之情是纳众忧入平淡，平淡自然之中蕴含不平，陶诗之充满生机，这是其中一端。

鲍照年辈稍晚于陶渊明，他对陶氏怀有敬慕之意，写过一首《学陶彭泽体》。诗中说：“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樽酒满，朋旧数相过。”[46]特别表达与陶渊明饮酒生活的共鸣。鲍照诗歌也经常涉及酒，“以酒解忧”是其重要抒情内容。他的《代阳春登荆山行》《拟阮公夜中不能寐》《赠故人马子乔诗六首》《酒后》《拟行路难十八首》《月下登楼连句》等诗，都明确述及以酒解忧。鲍照抒写的以酒解忧同样包括多个方面，呈现出其生活和内心的丰富。《代阳春登荆山行》写春天登山过程和眺望所见，最后结以：“遇物虽成趣，念者不解忧。且共倾春酒，长歌登山丘。”[47]景物虽然不乏趣味，却无法消解心中的忧愁，唯有以酒相劝勉，借助酒兴，歌呼登高，排遣愁绪。《赠故人马子乔诗·皎如川上鹄》写朋友之间彼此心志坚贞，不负平生情义。诗中云“凭楹观皓露，洒酒荡忧颜”，[48]要借酒冲刷掉怀友伤时的心情。《酒后》先感慨时光流逝，继而引出“自非羽酌欢，何用慰愁旅”。[49]时间不会停滞，而人亦在奔走的旅途之中，身处这种漂移不定的时空而感到彷徨怅惘，只能通过酌酒行乐来消解。《月下登楼连句》带有游戏成分，是与王延秀、荀原之等人合作，鲍照写了起首四句：“髴髣拂月光，缤纷篁雾阴，乐来乱忧念，酒至歇忧心。”[50]抒写的是朦胧摇曳的月夜景致使人快乐，心中的烦忧不知不觉之间已被搅散，与同僚的闲饮也让愁虑的情绪得以止息。

但这些还不是鲍照诗歌“以酒解忧”的个性化体现，真正代表他个人面貌的是以酒解忧却反倒引发更加烦乱的心情，这与陶诗的以酒解忧而趋于平静迥然不同，彼此构成两种互异的“以酒解忧”的抒情取向。《拟阮公夜中不能寐》以“漏分不能卧，酌酒乱繁忧”起始，而以“伫立为谁久？寂寞空自愁”结束。[51]诗歌写失眠的时候本想通过饮酒舒解忧虑，谁知道反而搅动心境，引发更为持久的寂寞烦乱的情怀。他的名作《拟行路难十八首》中有两首尤其需要注意：

写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君不见枯箨走阶庭，何时复青著故茎？君不见亡灵蒙享祀，何时倾杯竭壶罂？君当见此起忧思，宁及得与时人争。人生倏忽如绝电，华年盛德几时见？但令纵意存高尚，旨酒嘉肴相胥宴。持此从朝竟夕暮，差得亡忧消愁怖。胡为惆怅不能已？难尽此曲令君忤。[52]

第一首以泻水平地，纵横漫延，流向无方，兴发个体的命运和人生际遇也是各有定分，纷繁无端，无从自主。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借酒消愁，自我宽慰，但人心善感，忧愤百端，又岂是饮酒可解。本来用以解忧的酒完全浇不透心中的块垒，世路艰难无可告诉，反而激起勃发的悲郁之情。第二首接连以两个“君不见”直揭物故人死，不会再有生机，不会再有人世的享乐，事实如此触目惊心，从而引出年华易老、人生短暂的忧思，这是一种无力对抗时间的生命紧张感。解决之道即纵心所欲，高尚其志，通过日夜不休的饮宴来消释内心的焦灼恐惧。“差得”二字用得很妙，即便是纵酒作乐也只是略微能够达到解忧的效果而已，不是真的足以变得无忧无虑。不管是面对不寐难眠、寂寞烦忧，或者世路艰险、人各有命，还是时光如电、生命无常，鲍照都酌酒以对，希望酒的解忧功能足以驱散内心的忧愁。可惜酒不如愿，愁上加愁。鲍照在诗中抒发“以酒解忧”之情，呈现的却是心潮簸荡的忧烦，形成一股忧愤险急之风。

结语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大量描写饮酒生活，但是，“以酒解忧”的内容却经历漫长的过程才在诗歌领域兴起，最终构成一种抒情传统。先秦时期，“以酒解忧”的抒情传统在《诗经》中萌发。《周南·卷耳》抒写以酒排遣与行旅相关的愁绪，《邶风·柏舟》则说酒虽可解忧，却无法消解诗人被群小所怨与伤害引起的深忧。此后，直到东汉才再次看到诗歌“以酒解忧”抒情内容的出现，而且在汉魏之交呈现兴起之势。这段时期诗歌抒写的饮酒欲解之忧主要是由生命短暂、居世多艰引发的焦虑，以及离别时的悲愁。至晋宋时，“以酒解忧”已成诗歌的重要内容，涉及生活的多个方面。陶渊明和鲍照多次在诗中以之抒写个人的生活和内心体验，呈现为两种风格迥异的典范，古典诗歌“以酒解忧”的抒情传统得以确立。这一传统的形成，至少有两大因素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是饮酒阶层从春秋末期至晋宋日渐扩大，酒的使用由礼仪等公共空间向私人日常生活空间拓展，晋宋流行的独酌是其极致形态。饮酒的日益普遍和私人化突破礼仪等的制约，为酒与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契合，以及与之相应的抒写提供了条件。二是随着东汉魏晋士人个体自觉意识的兴起，个体生命和性情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抒情重要媒介的诗歌与此呼应，对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给予更多的表现。在酒风弥漫的社会，加上诗歌对个人生命和日常生活的关切，以酒解忧的情怀自然成为重要的抒写内容。中国古典诗歌“以酒解忧”的抒情传统由先秦至晋宋既已形成，晋宋之后中国社会的饮酒风气又长盛不衰，世人对“以酒解忧”的生活和诗歌抒写也就变得习以为常。

（责任编辑：车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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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斯怀，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汉魏六朝宗教与文学。

[2]王赛时：《中国酒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3]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

[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王瑶：《文人与酒》，载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修订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万伟成：《从建安、正始到东晋的酒诗演进——陶渊明范式的建立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5]（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5-47页。

[6]《毛诗正义》，第134页。

[7]《毛诗正义》，第44-49页。

[8]（宋）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页。

[9]（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二），黄山书社，1994，第10-12页。

[10]《毛诗正义》，第134-135页。

[11]《毛诗正义》，第136-137页。

[12]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7-19页。

[1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第9页。

[14]陈斯怀：《酒与〈诗经〉的游之精神》，《文史哲》2013年第4期。

[15]钱剑夫：《大酺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16]（清）张志聪：《灵枢集注》，载《黄帝内经集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311页。

[17]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中华书局，2014，第149页。

[18]王赛时：《中国酒史》，第32-33页。

[19]（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835页。

[20]《吕氏春秋新校释》，第603页。

[21]（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第3051页。

[2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349页。

[2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45页。

[24]《楚辞·招魂》有“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和“华酌既陈，有琼浆些”，东汉王逸释“瑶浆”和“琼浆”为“玉浆”。姜亮夫《楚辞通故》引王逸章句并解释说：“瑶浆言酒之色如瑶玉也，与琼浆言酒色如朱玉之色者。造词全同，瑶字虚用。”详见姜亮夫《楚辞通故》（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36-137页。

[25]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中华书局，2008，第102页。

[2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66页。

[2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69页。

[2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37-338页。

[2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54页。

[30]黄节《汉魏乐府风笺》认为《善哉行》是东汉作品。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善哉行》《西门行》定为东汉之作。王运熙《汉代的俗乐和民歌》论《西门行》为东汉之作。《青青陵上柏》通常被视为东汉中后期作品，木斋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甚至认为它是曹植所作。系在李陵名下的《嘉会难再遇》等赠别诗一般被认为是伪作，逯钦立《汉诗别录》证其为东汉末年士大夫所作。

[3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852、3985-3987页。

[3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49、363页。

[33]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上），中华书局，1991，第589页。

[34]王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359页。

[3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51页。

[3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45、741页。

[37]（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第866页。

[38]《世说新语笺疏》，第893页。

[39]（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2103页。

[40]杨勇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67、138、1、6、93页。

[41]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第242页。按：《连夜独饮》应是《连雨独饮》之误。

[42]杨勇校笺《陶渊明集校笺》，第64、148、133页。

[43]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第243页。

[44]钟书林：《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7页。

[45]万伟成：《从建安、正始到东晋的酒诗演进——陶渊明范式的建立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46]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第346页。

[47]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第223页。

[48]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第551页。

[49]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第627页。

[50]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第651页。

[51]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第342页。

[52]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第668、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