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广州体制

蜂拥而至的自由贸易商并非是将兰开夏的棉织品销售给中国，他们无一例外迅速投入到最赚钱的茶叶出口和鸦片走私贸易中。当然他们也曾尝试过开展棉线和棉织品的贸易，但是没法像走私鸦片那样盈利。

印度之所以能够很快成为兰开夏棉布的市场，是因为印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英国将印度的进口关税控制在2.5%。但中国需要征收20%至30%相当于从价税的各种进口费用，所以与中国的棉布、棉织品比起来，英国棉布无法具有价格优势。

由印度传入越南的棉花种植以及将其做成棉线和棉织品的技术早在元代已传入中国，明代开始在中部和北部地区普及，上海附近是棉花的主产地。起初，在广州贸易中，上海一带织成的棉布被称为“南京木棉”出口至国外，为英国、美洲殖民地以及南洋群岛所使用。后来，广州附近也开始生产棉布，它的原料进口自印度。此外福建、广东、广西等非棉花产区的农民生产自用棉布的原料也是进口自印度。

进口关税高导致棉布价格也高，中国人所不习惯的兰开夏棉布并没有像流入印度那样大量流入中国市场。因此，与其向中国输入卖不掉的棉布，集聚在广州的商人更热衷于容易获利的鸦片走私和茶叶出口生意。

期待落空的兰开夏棉纱业者和曼彻斯特商人将失败归咎到广州贸易体制上。他们认为，要想使棉织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打破这一体制，并开放广州之外的其他对外贸易口岸。

另一方面，尽管自由贸易使得同伴变多了，但仍旧摆脱不了灰色身份的鸦片商人也希望打破广州体制，让鸦片贸易获得官方认可。他们一直期望能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希望打破广州体制的还有一股最强大的势力，那就是英国的国家权力。

在东印度公司贸易时代，中国以茶叶贸易为缰绳使得东印度公司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当中国贸易由东印度公司垄断转变为自由贸易后，英国政府开始向广州派遣贸易监督官，命其监督贸易。

贸易监督官是英国国家权力的代表，与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不是一个概念。处于欧洲领导地位的英国的代表，当然会要求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待遇。但中国官府对待这个国家代表的方式也与对待东印度公司一样，不允许其和中国官方进行直接对等的交涉，规定其文书要按民间人士向官府提交文书的格式（一种称为“禀”的文书样式，同时也是下级官僚向上级官僚提交文书的格式，相当于日本的请愿书）书写，并经由行商提交至官府机构。毫无疑问，贸易监督官拒绝了这一要求，没能从澳门顺利进入广州。英国的国家权力要想与中国交涉，首先不得不打破这一现有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