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诸子蜂起，矫正时弊，创立新说，推动中医临床安全合理用药（金元—公元1115—1368年）

宋代及以前多注重于对药性与功效的阐述和积累，金元医家则以《黄帝内经》气味、阴阳、升降浮沉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药药性理论，使中药学药性理论得以完善。当今的中医临床用药理论，乃是继承宋金元各代医家药学理论与经验，并使之得到发展的产物。

以四大医家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针对宋代成药滥用之时弊，创立新说、推崇新方，也为中药安全合理用药提供了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元医家的革新精神，认为“古方今病不相能”，创立的新学说，矫正时弊，使中医临床用药向更安全、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外金元时期十八反、十九畏歌诀的出现，表明金元医家重视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并且力求普及和推广应用。

（一）寒凉派刘完素

刘完素著《素问药注》《本草论》，针对北宋以来医家滥用辛温刚燥药方之时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火热论”，主张应用寒凉药，其处方多用大黄、知母、栀子、竹叶等。

（二）滋阴派朱丹溪

元代朱丹溪著《局方发挥》，肯定《局方》中成药的方便实用，但批评《局方》有造成刻舟求剑、按图索骥、滥用香燥热药之害。朱丹溪所倡之“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矫正时弊，善用滋阴药，使临床处方用药更趋合理。

（三）攻下派张从正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列专论《补论》及《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力纠时弊，强调“治病当论药攻”，首次提出“药邪”一说，将药邪作为病邪之一，可以认为是现代的药源性疾病。张从正创立攻邪论，发展了泻下药的临床用药。

（四）补土派李东垣

元代李东垣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列《药类法象》专论。李东垣处于战乱时期，民众流离失所，精神紧张，多致脾胃虚弱。其用药注重后天之本脾胃，重视“补脾升阳”，创立了甘温除热法和升阳散火法。其用药偏重人参、白术、黄芪、升麻诸药的配伍，对后世的用药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东垣特别重视合理用药，专列《君臣佐使法》《分经随病制方》《用药宜禁论》《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随时加减用药法》《脾胃虚不可妄用吐药论》《调理脾胃治验治法用药若不明升降浮沉差互反损论》《脾胃将理法》，系统论述了有关脾胃病的安全合理用药及药后调摄。

（五）易水学派张元素

金代易水学派代表张元素著《珍珠囊》《医学启源》。他总结药物功效，阐发药性理论；强调脏腑辨证，脏腑苦欲补泻，即相同性味的药，依五脏的不同生理病理状态，而起到不同的作用，或补或泻；制“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根据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和药物的性能合理选药，注重理、法、方、药的统一。

（六）易水学派罗天益

元末罗天益著《卫生宝鉴》，设专论《药误永鉴》，详尽地论述了用药失误之弊端。罗氏强调“无病服药”损伤正气，“用药无据反为气贼”论，并以临证病案为例，告诫医者论病施治必须详审脉证，据病用药，不得妄施。此外，《泻火伤胃》《妄投药戒》《戒妄下》《轻易服药戒》等篇，丰富了“药邪”理论。

从中医临床安全用药的源流出发，可以看到“副作用”一词虽不见于历代药书，但已有认识到中药有治病防病作用和不良作用，金元医家对药物“苦欲补泻”的阐发，即是根据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为脏腑所喜的药物作用为“补”（治疗作用，调整脏腑的功能活动）；使脏腑所苦，为脏腑所恶的作用为“泻”（其中包括了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