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射向氤氲“雾霾”的一枚嚆矢

苏颖著《五运六气论析》一书，试图对《黄帝内经》框架下的五运六气理论加以梳理。草稿摆在我的案头上，不禁百感交集。《素问》七篇大论阐述的五运六气学说，大概要算中医界争议最多的题目了。从它降生以来，有人嫌它太难懂，绕开它；有人说它是遗篇，排斥它。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东瀛学者首先把它从《黄帝内经》中驱逐出去，我国也有人寻找借口给它扣上一连串的帽子。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五运六气被认为是糟粕，教学中避之犹恐不及。所以，拿五运六气做文章，首先就需要勇气。

最早质疑五运六气的是南北朝褚澄的《褚氏遗书》：“疾难人测，推验多舛，拯救易误。”宋朝的黄庭坚认为：“五运六气视其岁而为药石，虽仲景犹病之也。”元朝的王履提出：“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原文也。”到了清初，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则全盘否定五运六气学说，理由是其一，五运六气学说起于汉魏之后；其二，无益于治疗，而有误乎来学；其三，认为五运六气是“天运气数之法，而非医家治病之书也”。

我校的陈玉峰、马志、程绍恩等前辈都是研究五运六气的专家。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一次编写教材时，马志力主把五运六气的内容写进去，他居然拍胸脯说：“出了问题我兜着！”当时有人对中医许多学术理论弃之如敝屣，马老先生则爱之如亲子。

《吕氏春秋·应同》第一段讲到“五运”问题：“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即蚯蚓和蝼蛄）。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此外，木、水、金分别对应禹、汤、周文王，把自然现象与朝代更迭联系在一起。据学者研究，首先提出这一历史哲学的是战国时代的阴阳家邹衍，但他并没有讲到天象与疾病流行的关系。

疾病流行带有某种周期性。古人将疾病发生的周期性与中原地区自然现象的循环规律联系起来，就形成了《素问》七篇大论里面反复论证的五运六气。而这种规律性的认知，只有经过若干代哲人与医家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如果从邹衍算起，到唐代的王冰，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过程。古代社会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有限，所以，五运六气阐述的流行性疾病发生规律大体可靠。工业革命以来的地球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五运六气学说也面临挑战。例如现在颇为流行的气象名词“霾”就没有出现在《黄帝内经》里。机械地照搬固然不对，轻率地否定也未必可取。所以，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自然环境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加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苏颖教授在五运六气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她注重查阅气象资料，并建立天文观测基地，结合流行病学数据，验证其在何种程度上是真理，在哪些方面又有待修正，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尤其是她把五运六气与温病学说联系在一起，开辟了临床研究的新领域，值得肯定。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对祖国医学理论遗产，我们应怀着几分敬畏，采取多种手段，加以整理研究。这项任务历史性地摆在现代中医面前，苏颖的论著也许就是一枚射向氤氲“雾霾”的嚆矢。

崔仲平

2020年11月4日

长春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