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的内涵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对其做出的不同解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学家的学术倾向。如库兹涅茨（1999）从供给角度，将经济增长看作一个总量扩张与结构变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制度和意识也在不断地变化。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经济增长看作一个制度效率提高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2009）从制度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通过制度变迁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最优生产的过程。费希尔多等（1997）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生产要素增加的结果”。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等从生产能力的角度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并指出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

综上，虽然学者们的理解不同，但是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即经济学家们都同意，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段时期内产出的增长。在目前情况下，许多学者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是表示某一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佳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的定义，GDP就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在总量增加的同时，还包含质量改善的内容。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够带来个人福利的改善或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可能总产出或人均产出增长了，人民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篇就阐明了这一观点。阿德尔曼和莫里斯在1973年的著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中，对43个国家占全国60%的最穷困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全部经济记录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最穷困人口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比重都出现了下降，支持了刘易斯的判断。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回顾

解释经济运行机制，指导经济实践，使经济朝着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学者们对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将经济增长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这其中，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著名经济学家对相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观点和理论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提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建立了强调资本重要性的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马尔萨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提出了人口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无论如何努力，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因为，当人均收入超过某一均衡水平时，人口的死亡率就会下降，而生育率将上升，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回落到其均衡水平，从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Richardo研究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产出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这种递减将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停止。

从内容看，古典经济学者们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坚持天生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由放任的信条，和通过经济增长改善人的生存条件的信条。古典经济学家明确提出资本、劳动、技术、自然资源、分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尤其突出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对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虽然没有使用精致的数理和计量模型，但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受制于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他们的分析对于技术进步等因素、对提升经济效率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结论倾向于悲观，认为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将导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终止，因而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2.新古典经济理论

19世纪经济学界的“边际主义革命”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供了新的经济思想，而是对诸如边际分析、一般均衡等分析工具的改进上。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马歇尔强调了企业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分工协作等，都会导致企业收益的递增，促使经济增长。熊彼特用“创新”解释经济发展。他指出，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包括新生产方法的使用、新资源的获取、新组织的建立等。熊彼特认为，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而进行创新是企业家所特有的职能，而创新是打破经济的静态均衡实现发展的关键。

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微观上的成就，其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出现了长时间沉闷。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从需求角度对“大萧条”的形成给出了有力的解释，并提出了政府政策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接受，将宏观经济研究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凯恩斯将经济分析重心从供给分析转移到了需求分析，并使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摒弃了经典学派供给自己创造需求的“恒等”分析范式。哈罗德和多马以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为基础，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成果被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克服了凯恩斯只从需求方面解释经济现象和进行短期分析的局限性，将该理论长期化、动态化分析经济长期均衡的条件。模型的基本公式为：G=Sσ。其中G、S、σ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的产出系数。二战后，该模型被广泛用来处理经济增长和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但该模型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不存在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和资本互不替代，导致模型推算出的经济增长的路径是不稳定的，如果出现偏离，将不能够自主回复到均衡状态，被称为“刃锋上的均衡”。

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在分析经济增长中的局限性，学者们努力尝试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1956）和斯旺（1956）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索洛—斯旺模型。其与前者的主要区别有：①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能替代的假设，使资本—产出比成为可变；②强调只要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就可以通过选择资本—产出比实现充分就业；③认为技术进步虽是外生的，却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④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只有不断的技术进步才能保证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会趋于零。模型的表达式为：ΔY/Y=λ+α（ΔK/K）+β（ΔL/L）。其中，λ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ΔY/Y、ΔK/K、ΔL/L分别表示总产出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劳动和资本增长率，还取决于技术进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甚至土地都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尤其是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于古典经济学派的“资本决定论”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派所假定的自由市场下的充分就业均衡、资本和劳动可以任意替代、技术外生、规模收益不变等与现实脱节，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3.新经济增长理论

以罗默、卢卡斯、杨小凯、诺斯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等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等角度提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形成了新的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这些新的理论被统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目前仍然处于不断的演化发展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被多数学者认同的基本理论模型，因此，表现为一个由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众多研究者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组成的松散集合体。其中，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劳动分工演进的增长模型和制度变迁的增长模型具有典型性，表明了四个主流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罗默等人提出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强调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舒尔茨等人针对“技术决定论”的不足，把资本分解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提出了用人力资本积累来补充和发展技术进步论的思路；阿林·杨格发展了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思想，对市场范围与劳动分工间互相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进行了论证，提出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型；诺斯认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仅仅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所以，在对分工演进、交易费用、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形成了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

除了从上述方面阐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问题外，经济学者们还分别主要从外部性［Rivera-Batiz和Romer（1991）、Young（1991，1998）、Stokey（1991，1995）等］、新产品出现［Helpman（1992）、Jones等（1995）、Barro和Sala-i-Martin（1995）等］、收入分配［Ga-la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Todaro（1997）、Rasul和Rahim（2011）］等方面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讨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问题。

另外，罗斯托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结合，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一种从经济视角观察社会发展的理论，无论是在观点、分析方法上还是在政策主张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发展中经济体更具指导意义。该理论将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建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并认为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同类型的主导产业，并形成相对独特的经济结构。罗斯托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并据此对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进行了发展阶段的划分。在分析中，罗斯托强调了制度因素在经济体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创新非常推崇，认为它是经济成长的制度条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罗斯托还强调了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

综上研究，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劳动、资本等实物动力因素，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软”因素的作用，还突破了传统的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竞争等新的机制。但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在技术和制度的共性研究方面仍然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

（三）经济增长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

通过对相关经济增长理论的回顾发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决定了经济发展所采用的增长方式。但是，在现实的研究中，经济学者之间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以及这些推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例如，Lucas（1988）、Goodfriend和MeDerott（1995）等学者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Swan（1956）、Solow（1956）等学者则认为不断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而Rebelo（1991）、Yang和Borland（1991）、Peng等（1997）等学者认为政策制度、分工、城镇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主导作用。对现实世界经济现象的研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结论，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与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关

经济学是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经济理论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国（地区）或多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总结归纳和高度抽象概括后，所得出的符合一般逻辑的规律总结。我们认为，通过研究过去来指导现在和预测未来，几个重要的假定前提是必不可少的：①我们的经济不会在制度、技术、组织等影响或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环境方面，出现重大的突破性或方向性的改变；②被用于研究的国家的经济具有典型性，研究得出的成果具有普适性；③在使用经济理论对一国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时，该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与被研究并形成经济理论国的经济完全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且国内环境也是相同的；④经济在发展路径上是线性的而且是唯一的，即各国都沿着同样的路径发展经济，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且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是无法超越的。

而事实是，经济增长总是随着即使是未来学家们也无法预料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巨变，当经济发展中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制度变革等新情况时，这些现有理论经常会遇到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问题，必须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有时是颠覆性的。正是这种修改，使经济理论呈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一样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各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历史、人文习惯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一些经济理论并不一定具有通用性，在使用这些理论进行现实分析时，往往会得出连分析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结论。另外，各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路径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有所改变或调整，而这种改变或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相关经济理论的适用性。

2.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关

由于经济领域的广泛性，学者们很难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掌握，因而在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中，总是选取一定的切入点。由于研究者选择的角度不同、个人研究偏好不同，甚至同样视角下选择的变量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结论的不同，导致对一些因素的过分强调和对另一些重要因素的忽略。

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研究经济理论一无是处。经典的经济理论，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仍然对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经济的方法论，为我们观察经济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所以，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回顾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进行梳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的变化及影响变化的因素有所了解，并据此为我们经济转型的研究找到突破口和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