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从土改、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这一时期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乏善可陈。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之风兴起，之后40年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书籍汗牛充栋。一些知识分子，抱着家国情怀，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视角调查农村、关注农业、关心农民，如林毅夫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4）、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于建嵘的《岳村政治》（2001）、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2003）、秦晖和金雁的《田园诗与狂想曲》（2010）、张和清的《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2010）、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2011）、张英洪的《农民权利论》（2013）等。以中央一号文件为表征的“三农”政策，保障了农村的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村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作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门机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根据需要，我们选择了中国苗族第一县的台江县交汪村为调研点，正巧也是中组部党建扶贫的联系点。项目组通过与台江县主管部门、镇村干部开座谈会以及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资料。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10月的近一年时间里，我曾5次去台江县、方召镇和交汪村，三次入宿农户家里。记得2016年12月与曾俊霞博士第一次入驻交汪村时，天寒地冻，虽是满天星斗，但无情的寒冷让我们四天时间只完成了10户农户和村级问卷调查。后来又两次驻村入户，才略知村里习俗。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村里的扶贫工作发生了诸多变化，我们目睹了党建引领扶贫对村级治理的影响，也对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有了切身体会，知道了“啃硬骨头”是什么滋味。

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是开展农村调研的典范，他在革命时期开展的系列农村调研，是我们工作的指路明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至今振聋发聩，常读常新。在有名的《寻乌调查》中，毛主席写道，“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调研报告以识村情为起点，按“禾头根下毛钱花”的贫困窘境、精准扶贫“啃骨头”的政策措施、告别贫困“迎小康”已现曙光三章组织内容，记录了党建引领下交汪村贫困治理的一个片段。对于雷公山深处苗寨的扶贫工作来说，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苗寨脱贫的过程，也是其文化变迁和治理结构变化的过程，这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苗族独特的人文环境，以人为本，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在我看来，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还远没有结束，进城就业仍然是村民摆脱贫困的根本，特别是要提升村民的文化水平。只有培育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的新型农民，苗寨脱贫才能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