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增速的各种观点和推进上行的历史经验

未来，下述这些方面的问题会对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下行压力，从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后20年经济增长率定理看，这些问题主要是：1997～2016年的人口下行和低迷的自然增长率；传统工业化结束，服务业增加比例上升阶段客观上会使增长速度放缓；企业成本能否理想地降低；出口能否恢复竞争力，消费、投资、资金的净外流能否适当扭转等。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财税收入下降、失业、养老金缺口、债务恶化、中国国际竞争力弱化等问题会接踵而来。因此，先来看将经济下行翻转为上行的各种观点，并回顾1978年以来将三次经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历史经验。

1.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各种路径评述

究竟怎样才能扭转国民经济增长的持续长期下行，近期翻转为上行，中远期实现中高速的增长？学界对于如何支撑和重启新一轮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各有各的看法，本文尝试分析一些主要主张及建议的不可行性。

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增长下行是经济周期所致，可以从低增长自然恢复到高增长，需要自然淡定，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人口相对收缩变动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益。一些学者认为，因经济总量规模已经较大，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也超1万美元，且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等资源约束加大，使中国经济到了中低增长的阶段，并将成为常态。未来保持一个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重要的是提高经济效率。[11]中国高增长阶段结束，以汇率美元计，是在2011年人均GDP从5500美元向13000美元冲刺时，2012年是从8%速度跌下来的，并不是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从12000～14000汇率美元时跌下来的。与同为东亚发展模式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从起步到从8%的速度跌下来，从1979年到2011年，只持续了33年，比韩国（1960～2003年，44年）、中国台湾（1950～1997年，48年）要短11～15年。中国经济总规模基数大而使增长速度下降，也是不成立的。经济总规模基数与人均经济规模基数应当加以区别。虽然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排世界第二位，但是2011年时，人均GDP水平仍然排在全球第89位。从GDP的地理面积密度看，中国大陆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要小得多，也说明不了基数已经很大而速度下降的论点。在人口相对萎缩而总需求处于收缩情况下，提高效率意味着更少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而增加更多供给，这会使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更加失衡。

一些学者提出，中国这次经济下行是国际经济波动造成的，恢复其高增长应当采取扩张的经济政策进行强刺激。[12]这一观点认为，这次中国国民经济下行是国际经济波动外因所致。中国经济本身因城市化水平还低而存在潜在的推动力，还会以8%以上的高速度增长15～20年，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1998年一样，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这样就可将速度拉上来。现在中国面临的是，20年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下行而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红利的消失。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的困难在于：即使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在财政政策项目工地上挣得工资的劳动力在收缩，用货币消费的人口在相对萎缩，这不是经济自然波动而形成的间歇性总需求收缩，而是一种国民经济器质性的总需求萎缩。前者可以通过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调整，而后者则无法以此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

一些持宏观政策和体制改革转向供给侧的学者认为，企业的体制税负等成本太高，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出效率低等，因此，宏观调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应当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13]中国目前遇到的宏观经济问题是企业成本高、增长速度下行、失业压力增大、消费品价格低迷、资产泡沫膨胀。供给侧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然而对人口相对收缩而形成的总需求萎缩，是药不对症。从政策上看，如果实行减税的供给侧政策，同时需要发债的需求侧政策，否则可能无法平衡政府收支；从结构调整和提高供给效率看，压缩过剩产能会降低增长速度，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会使需求更加过剩。供给侧创新性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供给侧减税和其他降成本政策不能大力度地实施，起不到给国民经济解表生息和休养企业的作用。

有些学者提出创新推动新一轮中高速增长论。一些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将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动能。[14]对此，笔者也十分认同。但是，要想将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拉起来，目前看来需要一批成熟的颠覆性技术，并可以大规模进入产业领域，能大规模化投入生产，供给消费和生产使用。从中国在世界先进领域中所占的位势、颠覆性技术群的储备等方面看，可能还不存在可以推动一次产业革命的动能。以前的积累现在发力，一批颠覆性技术形成爆发式的产业革命，推动国民经济一轮“J形”增长，笔者认为最早也得到2025年左右。

还有一些可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看法：其一，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用创业支撑经济增长的速度。当然，没有大众创业，速度可能下滑得更严重，失业将更严重。但是，其作为能推动新一轮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力量，仍然不够。其二，学者们也提出各个方面的改革，期望以此来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的单项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不可能有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力度。其三，有学者认为，新的经济开放能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中高速增长。然而，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从过去的资金、技术、产业等净流入和货物出口高速增长国，变成了资金、技术、产业净流出、货物出口负增长和服务贸易逆差国。如果对外投资中没有正常国民收入的回流，如果不能有效带动国内关联产业，不能有效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不能保持出口的增长，就不可能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如同过去一样的推动力。其四，一些学者认为，要放开生育管制，增加新生人口，扩大消费，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当然，如果人口生育疲软，会使消费更加萎缩。而人口对经济增长上行的推动力，在于其20年以后成为劳动力供给、创新创业主力、住房和汽车购买群体等，才能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上行，远水解不了近渴。

当然，不是说以上各种政策和改革主张不应该出台和加以实施。这里想说明的是，这些措施都不能在近期较快地拉起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在近期没有重大举措形成较为强劲的增长动能，国民经济启动新一轮“J形”增长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不能逻辑性和阶段性地规划落实创新战略和实施积极的人口政策，未来30年中，也不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J形”增长，如文中后面图8所示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会顺着最低一条曲线下滑。

2.历史经验：唯突破性改革才能扭转经济下行

通过对1978年至今经济增长波动周期的分析，发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上行滑向下行，以及从下行再翻转为上行，都有一些规律性的衰退原因和发力经验。

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从图6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进入“L形”下行通道时，将其变化为“J形”的上行，都是由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的。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J形”高速增长，是当时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体制改革、城镇适当放开个体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东部地区兴办出口加工区等改革开放启动的。第二次90年代初国民经济“J形”高速增长，是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兴办企业，上海浦东、沿江沿边内陆等进一步开放引发的。第三次21世纪初国民经济的“J形”高速增长，则是由加入WTO倒逼国内改革、大规模清理文件、制造业准入全面开放等发动的。结论是：对于国民经济长期性下行的扭转，从30多年的历史看，只有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将经济增长下行翻转为上行。

图6 中国1975～2016年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每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开放，其推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从规律上讲，存在边际动能递减和最后消失的客观趋势。如果没有再一次突破性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想启动新一轮“J形”国民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如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对于突破当时集体经济的吃大锅饭和低效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业流动，其边际动能递减，甚至到最后释放完毕。这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速度到倒“U形”最高点，再掉头下行。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三次下行到上行增长的更替（即前一次“S形”增长乏力，启动新的“J形”增长，开始再一轮的“S形”增长）的过程来看，都是在一个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环境下获得的。

（1）1978年，当时讨论的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要发展经济；是废除人民公社，变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为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还是坚持社队体制；是工业都由国家办，还是让农村也办一些集体工业；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还是将企业变成一个国家生产的车间；是搞一点市场分配资源和商品，价格有一些由市场供求决定，开个双轨制口子，还是全部都搞计划经济；是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还是不让它们存在；是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计划外搞点来料加工、出口创汇，还是全国大一统，不允许东部沿海这样做。是解放思想，转变了固守过去体制的观念，才实现了“文革”后，国民经济从处于崩溃边缘到由改革开放启动国民经济第一轮“J形”高速度增长。

（2）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行，却发生了公有制比重变化、效率与公平谁为先后、计划多少为好等问题的争论。面对这些思想和理论领域的回潮，面对国际上1989年后对中国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国际上的经济制裁，党中央并没有后退到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和重新闭关锁国的体制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鼓励个体和私营企业大发展，放开外资企业准入，设立特区和浦东开放。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是国民经济衰退的关键时刻，又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逆势而上，启动了第二次力度更大的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没有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没有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

（3）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国企坏账增多重组、冗员下岗分流，经济增长速度又进入一个下行时期。同时，美国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敌对也日益加重，加入WTO的谈判旷日持久。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对全球恐怖主义，中美关系迎来一个自1989年后的改善机遇期。在此背景下，中国在2001年末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当时，国内也有激烈争论，如为什么要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体制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加入WTO会不会对民族产业产生冲击，市场和经济的开放会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的安全，WTO谈判的一些条款是不是卖国？如此等等。有学者还责难，加入WTO是中国全面走向资本主义化的倒退。然而，中国对此也持思想解放态度，采取了理论上不争论、实际上实施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开放战略。从加入WTO的结果看，中国实现了国民经济21世纪初的“J形”高速增长的启动，并有了10多年之久的高增长时期。中国3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和历史证明，没有意识观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扭转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关键时刻将其翻转为上行。

过去许多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不到位，从体制上看，是被诟病其阻碍经济发展的一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深化和加快这些过去滞后的改革，则是今天和未来经济增长能够提速的广阔空间。土地等不动产及知识产权在所有权平等、明晰和确权、永续使用、同地同价、公平交易、供给侧竞争、职工持股、职务发明、技术开放、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改革还不彻底。因恒产不明而无恒心、产权预期不明而无心投资不动产，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农场、旅游、土地改造、生态产业、技术发明、新技术产业化等领域，都有因产权安全方面的考虑而造成资金过度外流，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投资、创新和新领域扩张方面动能的形成。

而城乡之间、国有企业内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国企研发中心等占有的土地、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等要素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旅游、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社会事业等服务业和通用航空产业等领域开放不够，技术和产业创新分配激励不足，创业显性和隐性的审批管制等还是过多，生育仍然没有彻底放开，这些都影响着经济增长内在的活力和动能、国内外资金流入空间的大小、新经济增长领域的寻求和拓展。

预算约束和监督不到位、供养机构和人员膨胀，使企业的税费等负担过重；银行高度集中、运输和能源行业垄断、政府行政性垄断卖地，更是推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造成企业运营困难、制造业外流、资本过度输出甚至有去无回。这些均严重影响国内企业投资产出积极性，投资需求趋弱，制造业转移和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如果这些改革能到位，加上储备一大批颠覆性技术并进行产业革命，以及尽快放开和推动人口生育形成20年后的经济的“J形”增长，最保守估计，能够释放的GDP增长速度也在3～4个百分点，对冲未来下行的压力后，未来30年中，三个阶段GDP增长能实现6.5%、5.5%和4.5%的增速。这样，中国就可以在与美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