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扶贫的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

——基于制度致贫的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

温铁军

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刘亚慧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中国在世界减贫事业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出“中国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外民间小规模的生活救济不同，中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举全国之力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进行扶贫[1]，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此，本文从致贫经济学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式扶贫客观存在的现实意义。致贫经济学（Economics of Getting Poor，也译为“穷人经济学”）[2]是经济学者最需要努力的理论工作，也是中国领导人在21世纪提出“全面小康”新战略之后予以强调的理论建设[3]。

一 基本概念与理论假说

1.基本概念：制度、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

关于制度，新旧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基本一致，都强调制度的约束性和规则的相对稳定性，认为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4]。马克思认为制度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人、集团以至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依托国家政权力量建立的一系列规则和约束，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制度变迁。布罗姆利指出：“不管怎样定义，效率总是倚赖于制度结构。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经济制度决定分配关系并由此对各经济主体形成预算制约，相对于市场力量来讲，是一个更为隐蔽的先决条件。

进一步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由制度的功能出发形成了对制度效率、成本和收益的界定和分析，制度成本主要包括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界定、设计、组织等成本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维持、实施等费用；交易费用理论则认为信息搜寻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等构成交易费用亦即制度成本，相对地，制度收益则指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给经济人提供的激励与约束的程度。

但这其实是从比较静态分析的视角强调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动态地看，借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某些主体可能更多地占有制度变迁的收益，其他主体却更多地承担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如果一个制度框架下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是对称的，那么不同经济主体的收益率应向社会平均收益率收敛；反之，则是制度收益与成本的分布存在着不对称，或曰存在着制度收益朝向某些主体集中而制度成本向反方向的“转嫁”。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制度收益的分配与制度成本的分担，因为人类社会在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增值收益如何分配，以及该过程中发生的“负反馈”如何分摊[5]，是制度性致贫的核心问题。

2.理论假说

对于全球发展内在的不均衡性的理论解释很多。其中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6]者和以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7]者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二者都认为，产业资本阶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掠夺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结合历史发展，阿锐基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后世界发展的极化机制，主要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物质膨胀到金融膨胀的积累循环[8]。

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更详细的探讨，比如王建对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的获利机制、全球霸权维护等进行了分析[9]；王小强论述了美国资本市场泡沫化与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10]；房宁等勾勒了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及获利机制等[11]。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世界经济运行本质的理解。

本文立足国内外现有研究，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变迁历程、其中因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收益-成本不对称而形成的制度性致贫陷阱做系统梳理，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第一，这种形成于原始积累过程之中的维护核心国家向外转嫁成本以使收益增加的制度，对后来的制度变迁具有内在的路径依赖作用。

第二，在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中期产业资本扩张和后期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中，这种成本转嫁持续存在并愈益深化，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

据此得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度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称，是发展中国家致贫和弱势群体衡弱的制度性内因。

二 实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成本-收益不对称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致贫

本文把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殖民化促进资本原始积累、中期产业资本扩张和矛盾转移、后期金融资本全球化。

1.资本主义早期：全球殖民化扩张支撑资本原始积累

一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发轫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达·伽马到达印度。但是，鲜见有人指出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

第一，殖民扩张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对东亚（主要是中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尤其中国自宋、明人口过亿以后，依存于农村且与兼业化小农家庭经济相匹配的工商业长足发展，以丝绸、瓷器与茶叶为主的出口借助了海上航路开拓而持续增长，客观上成为欧洲“白银危机”（及其连带发生长期战乱）的重要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与资本这两个人类社会的异化物，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就是在对人类行使暴力犯罪的进程之中直接结合的。由于欧洲封建小城邦没有足够的剩余承担海外扩张的巨大成本，所以最先期的海外探险和殖民开拓，都是在早期民族国家君主的支持下进行的。

海外殖民扩张帮助先发的工业化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另一重要的制度收益便是相应形成的“政治文明”：伴随殖民化扩张的大量海外财富向欧洲流入，以及欧洲贫困人口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中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比如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原封建贵族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等，才能够逐渐缓和，国内才能够“文明”地召开著名的“圆桌会议”[12]。

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要以当前的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达国家依靠对外转嫁制度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机制愈加深化，发展中国家要弱化这种不对称机制就越“不可能”，遑论反转！

2.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矛盾激化与产业转移

欧洲各中心国之间，早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就不断爆发争夺贸易权利、殖民地、市场和工业原料的战争；延宕到20世纪初叶，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欧洲列强麇集在半岛型的狭窄大陆，也由于产业同构条件下几乎同步扩张导致生产过剩和竞争恶化，同样路径依赖般地诉诸战争。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多年里没有发生人类最为担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补充：第一，目前全世界193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有128个建于战后，绝大部分属于第三世界。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追求工业化，客观上成为消化发达国家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新大陆”。[13]由此，也客观地引发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结构调整及其第二次对外转嫁危机。第二，落后产业的移出使得西方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和国家间矛盾都开始缓和的同期[14]，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技术、设备创新大量转为民用，在带动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双密集型的方向提升的同时期，也使之得以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低端产业进行不等价交换。[15]

3.资本主义后期：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符号经济及其极化机制

以国家强权为信用基础的金融资本，形成于17世纪后期商人利益群体与欧洲君主共同获取巨额利益的战争需求；发展于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利润分配，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维护符号美元强势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此而始——资本主义在中期阶段列强争夺产业资本利益的战争，转化为进入高级阶段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保卫美元、争夺金融资本全球化之中的超经济利益的战争。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运作机制是借助美元化机制的“从纸到纸的循环”，从产业资本“套现”——用美元购买产业资本的资源、制成品，再用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吸引支付出去的美元回流，乃至产品输出国家的产业资本的股权收益和外汇储备，都在核心国套现范围之内。

因为金融资本是成倍运用金融杠杆进行运作，其高收益一直与高风险伴生，但收益与风险仍然是不对称的。但“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5～1997年，世界各国发生金融危机289起，其中工业化国家73起，新兴市场国家216起，后者是前者的近3倍。[17]

三 中国式扶贫的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

基于历史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是微观意义上的贫困，而是宏观的、历史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全球资本运作产生的贫困。因为发展的阶段性导致了制度成本产生的必然性，面对制度收益之下的制度成本，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主要是通过将发展的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从而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成本转嫁的困扰。其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城乡二元结构，从农村提取剩余作为城市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伴随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二元差别。其二，将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从而区域性地分化成一种内在结果，使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承载了东部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本，西部作为东部原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地，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发达伴随而来的则是西部地区的落后。其三，产业差别，过去主要是指工农差别，今天则主要意味着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差别，以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产业上的收入分配差别，也可称为贫富差别。

不同之处在于，相对于所有只会对外转嫁矛盾的那些国家，中国是唯一依靠内部化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国家，并且尝试用自主创新的方式将这些不平衡内部化。

为实现城乡再平衡，政府于2003年将“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些举措向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大规模投资，多年来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一直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从国家大政方针来看，城乡差别再平衡已经接近于实现。

为实现区域再平衡，政府提出三大战略规划，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5年提出中部崛起，2008年之后的救市投资继续平衡区域差别，等等。这些大规模投资战略贯彻下去之后，中国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

一般情况下，贫富差别最难缓解。一是市场配置资源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造成资源从弱势人群流出；发展中国家只要纳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势所必然地发生弱势人群贫困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二是西方世界率先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加剧对外转嫁制度成本，遂使全球贫富差别拉大的原因演变为“制度性致贫”为主。

针对于此，中国经验之意义，应该被归纳为制度性减贫——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完成消除贫困的国家战略。尽管在扶贫攻坚工作当中也有很多不足和争议，但中共十八大之后确立了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央政府直接使用“看得见的手”，将资金、技术等相对稀缺要素重新配置回农村，同时也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些措施从微观机制看，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从宏观调控角度看，也有化危为机的作用——既能够使贫困人口数量及其占比都有明显下降；也有效缓解了城市产业资本遭遇外需下降而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综上所述，中国近半个世纪在世界减贫事业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本来就是综合性的制度成果；确实不宜简单化地就减贫而论减贫。尤其是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经过10年重大调整而于2013年正式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把包容性可持续长期均衡发展作为目标。在这个21世纪的国家重大战略之下而有全党全国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全面减贫成就。为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地客观地总结这个既远见卓识又脚踏实地的国家经验，无疑对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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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永富：《中国承诺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凤凰卫视。

[2] 对于“Getting Poor”的翻译，作者与多位海外学者切磋，认为意译应为“致贫”。

[3] 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要懂得“穷人经济学”“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的论述，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德国《世界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穷人经济学”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在“全面小康”战略提出之后最为关注的理论建设。

[4] 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5] 相对论认为，某种力量在加强的同时，也在制造抑制这种强化趋势的“负反馈”。据此，这里用“负反馈”一词来代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各种抑制因素，比一般所言的“成本”概念包含的内容广泛得多，既包括常见的各种显性的、当期的成本，也包括隐性的或未来的成本，比如对于地球存量资源的不可逆性消耗和环境破坏、社会矛盾冲突等。

[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自人类迈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几乎所有民族都渐次被核心国家整合到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剩余不均等地往核心区域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参见Wallerstein，Immanuel.，World-Systems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7] 以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是“统治-依附”结构，外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仅仅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者，本国的工业化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外围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又因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而难有成效，以致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制于人。

[8] Arrighi，Giovann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NY and London：Verso，1994.

[9] 王建：《货币霸权战争——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新华出版社，2008。

[10] 王小强：《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香港传真》2008年12月26日。

[11] 房宁、王小东、宋强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 形成本观点所依托的数据来源于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6页。

[13] 房宁将这一过程称为“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参见房宁《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新殖民的起源》；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45～262页。

[14] 美国在产业资本阶段曾受法西斯主义影响一度成为工业国家中流血事件最多的国家，仅1934年罢工案件1856起，雇用打手破坏罢工的公司超过2500家（美国公民自由委员会公布数据）；一次汽车工人罢工事件国民警卫队枪杀27人。参见王文《美国险些走上法西斯道路》，《环球时报》2009年4月8日，第13版。

[15] 比如，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就不是缘于民间的创新力量而是因为军事需求，当军事科技突然变为民用的时候，传统的电话、电信等产业资本利益集团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才有ICT产业的兴起乃至后来的泡沫化。

[16]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

[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第5、11期，转引自叶初升《国际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