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生态与修辞，一属自然，一属文化；看似差之千里的议题，何以在符号学的视阈中得以联辔并行？尤其是，迄今为止，国内大部分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对符号学的兴趣，尚且停留在语言文化领域，而将生物的，尤其是较为原始生命形态的生物所使用的符号，如机器符号，遗传符码，等等，都放置在自然科学的界域之中去考察，甚少将两者融通而论。然而，若我们越过语言符号学的边界，将目光投向更为宏阔的广义符号学体系，便不难发现，当代符号学的生物学转向早已开始，并且已经在跨学科的语境中对自然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自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将动物符号学（zoo semiotics）确立为符号学研究的分支，并进一步提出建立“整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的构想以来，符号学家们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符号学乃寻求“意义形式”之学，而意义，作为“意识与各种事物的关联方式”，是主客体之间的相遇，意向性与对象之相关质性的联结。符号学的生物学转向，一方面，将意义形式研究的主体从人拓展至生命体，甚至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命体以外的人工智能主体，不能不说这是当代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融合发展、彼此互证之大势所趋下取得的重要突破；但另一方面，对于“符号帝国主义”的泛滥可能，我们也应当有所警惕。对此，赵毅衡明确地说道：“说普天下学问都是符号学的范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都卷入意义。王夫之的界定更宽：‘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中国古人看到了符号学的‘全覆盖’品格。对这个局面，艾柯有一段理解，应当说非常合理：‘一种看法是一切必须从符号学角度进行研究，另一种看法是一切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第一种看法是‘符号学帝国主义’，第二种看法切合实际：是否有用的确要具体看，哪怕能用上符号学，也不一定能有效地推进这些学科。”衡量是否应当或可以以符号学为基本的理论视阈，来对不同学科进行透视、比较、融合，其至关重要的标准是，符号学研究是否能够对已有学科的边界、概念、理论模式做出新的推进。在这方面，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Tartu 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在生态符号学方面的探索堪称表率。

生物符号学的建立者西比奥克认为，唯有将动物符号学与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并置，才能更深入和广泛地开拓符号学的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文献追寻工作，以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框架为理论背景，希望找到一系列的“隐符号学家”，以此逆向建构广义符号学的史前史。在西比奥克的努力之下，尤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的主体世界（umwelt）理论被“重新发现”，尤克斯库尔本人也被视为生物符号学的鼻祖。

主体世界理论认为，生命体生存和活动的世界是由生命体的感知所覆盖、所创造的，这个意义世界基于符号关系而建立。由于物种之间的感知器官、方式和范畴不尽相同，在同一个实际世界中，不同的生命体建造出了不同的主体世界，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彼此各异的意义世界。由于主体世界的复杂性是随着生命体的阶序等级发展而递增的，即越是高等的生命体，其处理的符号类型和符号过程也就愈加多样。因此，尤克斯库尔认为，人类拥有最高级、最复杂和宽广的主体世界，而动物的主体世界所包含的定位对象，一定少于人类的主体世界。这一看法在西比奥克和以新塔尔图学派为代表的生物符号学家们的研究中得到了推进：他们将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发展而来的模塑系统（modeling system）的概念和主体世界理论相融合，并指出，由于人类才拥有语言和文化的模塑系统，只有人类才拥有多重的主体世界，并且有意识地去观察、建构和想象不同的主体世界。

主体世界理论不仅对意义机制研究提供了帮助和挑战，在各个学科也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运用。2001年，新塔尔图学派的掌门人库尔（Kalevi Kull）在主持期刊《符号学》（Semiotica）的尤克斯库尔专辑时就总结道，主体世界理论已经在以下这些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符号学、哲学、数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生理学、医学、生态学和理论生物学。尤其是在生命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交叉研究中，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格纳斯（Riin Magnus）和库尔认为，对主体世界理论采取不同的视角，就可以对它的文化意涵进行不同的联想和运用：

一、如果我们将主体世界理论解释为，它展示了生物形式和行为是如何使能够接收印象的生命体的感觉印象受到影响的，那么，它可能会引起对表达的艺术形式和表达之下的印象之间的耦合问题的关注；

二、如果主体世界理论被解读为除了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体理想的生物适应和特化的理论，那么文化就成了适应环境的这一重要需求的延伸，尽管较之于之前的形态和生理学上的适应，它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放在主体世界概念中所表达的意义和符号关系问题上，那么，就可以延续对所有生命体的共有符号基础的研究；

如果主体世界理论被视为一种融合主体和系统视角的方法，那么，它或许暗示了对人文学科中的认知学和社会学分隔的可能解决方法。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之下，对自然和语言文化的意义机制之探寻，成了符号学探索的重要目标之所在。如果说人类的“主体世界”是经由特有的感知、语言和文化系统所模塑（Modelling）的，那么，通过如此建构而成的意义世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又作用于自然，影响着自然。自然与文化截然两分的状态由此受到了挑战，这使得我们重新去反思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如库尔所说的：“要理解或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光靠生态学知识是不够的，因为这些问题是某些深层的符号和文化过程的结果，和生态的、生物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探寻普遍意义上的符号意义机制，就是在深层结构上探寻文化符号过程和生物符号过程何以能够交光互影、互生互证——对生态与修辞的符号机制之考察，涉及人类“主体世界”中的自然如何被映现、表征和建构，

正是笔者在这方面做出的系统尝试。

本书以基本的符号意义机制为起点，首先论及的，是符号活动（semiosis）的指示性，如何在意义过程中以先验意识为框架，贯通了从生物信号到文化符号的范畴，从而为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结合起到了基本的锚定作用。指示性自生物世界到文化世界的连续性，为广义符号学的“符号连续论”提供了有利的注脚，并为我们进一步探寻生态世界如何在人类的模塑活动中被反复建构，奠定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以此为起点，本书对文化的二元对立如何在深层结构上表现为三元关系做出了系统的分析讨论，这就是文化的“标出性”概念，它揭示了文化的各种对立话语是如何动态式地发展并翻转，从而使得文化符号域始终保持着持续的动力。而符号的三元机制，是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模式，它对符号的无限衍义始终保持敞开，对各个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敞开，其包容性与开放性远超结构主义符号学，因此被生物符号学家们普遍地运用于生物哲学、信息学等领域的研究。修辞机制亦是如此——作为转义的修辞格和作为认同的话语，在对自然的再现方式上，都是以相同的机制进行着符号生产；而我们对自然的想象，就是在符号的连续体中得以绽放和再生。这样的生物符号连续论，放置在艺术学的领域中，可以充分地说明在整个生态环境中，“前艺术”的符号与艺术符号之间的相通与不通，进而为美感和符号能力的渐进性提供重要的论证。在过去二十年间兴起的生物科技艺术，则将生命体从艺术的再现对象延伸至艺术的符号载体，这种整全的艺术观，为生态意识越出人类中心主义做出了新的尝试。在整全的生命艺术观中，对山水、对自然万物的再现，都是生命艺术的一部分：人们将美学和伦理的意义赋予自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文化的符码，从而生成了意义丰富的意象；就如苔藓作为中国诗歌和绘画的独特象征，反过来对实践中的环境空间的建构产生了影响那样，对生态的修辞，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自然文本”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决定着我们如何去改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人，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被如此广泛地传颂，其所携带的浓厚的哲学色彩，早已使得人们将其视为学术探寻最为浪漫的注解之一。同样的，它也能为符号学对生态与修辞的意义机制之探寻提供绝妙的注解——生态符号学所念兹在兹的、对文化符号活动如何切实影响了对自然之建构的考量，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符号意义活动的机制如何让我们诗意地建构了自然，建构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主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