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符号的指示性

第一节 论先验意识的指示性框架及作为第二性的指示性

指示性，作为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之一，对应的是第一性（firstness）还是第二性（secondness），对于符号学基础理论而言是个重要问题。在《论共现，以及意义的“最低形式完整要求”》一文中，赵毅衡指出，在意识对物的不同类型的共现中，指示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由此推论说，人的先天意义综合能力是以指示性为基础的，指示性是符号现象学的第一性。在《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由于指示符号的统觉—共现本质，以及指示性与自我意识的关系，指示性作为意识的基础，必然是第一性的。笔者认为，指示性固然是意识的基本框架特征，但指示性在符号现象活动中却是第二性的存在，应当分开加以讨论。

一、何为指示性？

皮尔斯在建立当代符号学的理论体系时，把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三种。这三种符号基于与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形成，因此各有差别。其中，指示符是“促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能够引起其反应的对象之上”的符号，它与对象之间是实在的关系。症状、踪迹、代词、方向符、敲门声等，都是最为明显的指示符，它们与对象之间的联结可以是物理式的、动力性的。在皮尔斯之前，这一类符号并没有专门地作为一个类型而被加以讨论，无怪乎威尔斯（Rulon Wells）曾如此评价：“皮尔斯像似符的概念如同柏拉图的概念一样陈旧（即符号模仿所指）；规约符的概念是原创性的，但其讨论没有什么成果；只有在指示符的概念上，皮尔斯的讨论是新颖的，并且富有成果。”然而，尽管指示符这一概念具有极高的原创性，对于它的形成基础——指示性（indexcality），相关讨论却并不多见。学界在论及指示性时，多将其与对指示符本身的分析相并置，而加以论证。

在《符号学基础》（Semiotics：The Basics）一书中，钱德勒（Daniel Chandler）提到了符号的“指示性模式”（indexical model）。这种模式“能指并不任意武断，但是以某种方式（物理性地或是因果性地）直接关联着所指（而非其内容）的模式——这种关联性能够被观察到或者被推论出来”。在该书所举的例子中，这种“直接关联”可以是空间方向性的烟火、闪电、指示牌和具有空间关系的温度计、钟表时刻，也可以是能够被物理性地辨认出来的符号，如某个人的笔迹、症状等。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与“感觉或记忆有联系的”——其共同点在于，它们能够“指出”对象之所在。由此看来，指示性的空间性、物理性和关系性，是非常明显的。

在现象学中，指示性被视为一种对对象的“锚定”，通过对诸如“你”“我”“这里”等代词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确立，整个语意和认知系统能够就此展开。也就是说，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因果性，如皮尔斯所说的，“指示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指示其对象是因为它真正地被那个对象所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符号主体能够将指示符与对象直接联系起来，确定两者之间的“锚定”关系，如代词与对象的关联那样。此外，它也可以是驱动符号主体对对象做出的身体反应，如敲门声促使听到的人去开门，路标指示着前进的方向，等等。这些指示符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都是因果性的。

西比奥克曾概括过指示性的基本特征，他指出，指示性的基本特征，是连续性（continuity），包括“时间上的接续”（temporal succession）、“因果或果因关系”（relations of a cause to its effect or of an effect to its cause），以及“空间/时间的联结”（space/time vinculum）。由此，他论证说，动物的符号活动是指示性的，它们与时空关系和因果效应紧密相关。此处较为清楚地阐明了指示性的特性，并成为不少论者将指示性和皮尔斯所说的第二性相对应的论据，因为皮尔斯明确地说，第二性是事实范畴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没有法则或理性的、蛮横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法则、与相似性都无关，而是单纯指向的时空或因果关系，将主体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之上。以认知方式而言，它对应着皮尔斯所说的“申符”（dicent），即与对象之间有着实在关系，“可以让符号解释者把符号的某些品质与其所指对象的某些方面实在地连接起来”的关系。指示性，或者说第二性，所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两种事物之间的那种相互作用”，因此必然是关系性的——这是不少学者所持有的看法。

然而，对于指示性与第二性的对应关系，也有符号学家表示反对。如上文所说的，赵毅衡就认为，指示符是第一级符号，“指示性是意义世界基础性的活动，至少指示性的起点是先验的、直觉的”。索内松（Göran Sonesson）也曾从认知的角度讨论符号现象在主体意识中的呈现，他认为，在皮尔斯所说的“基础”（ground），也就是对符号对象的感知中已经有指示性存在，而感知对应的是第一性。然而，先验意识的指示性，与实际的符号现象过程中的指示性是否相同？先验意识的指示性框架，是否就意味着在符号现象过程中，指示性能够先于像似性被获得？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皮尔斯，回到他的现象符号学范畴中相对应的两组概念，即第一、二、三位和第一、二、三性，去寻求答案。

二、从符号学发生史论指示性的地位

在论证指示性的第一性地位时，赵毅衡首先从符号的发生史出发来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他写道：“学者往往从两个方面讨论其发生过程：一是观察动物的表现，如果动物也具有此种能力，那就证明这是生物进化所得，而不是人类的独特特征；另一个途径是检查儿童的成长过程，看他们什么时候获得此品格，因为儿童的智力成长浓缩地重复了生物进化史。”在此基础上，他进而论证道，植物和内符号活动都是指示性的，并以兹拉特夫（Jordan Zlatev）的实验为例，来说明指示符是和对象没有再现关系、抽象程度最低的符号。

所有生命活动都是符号活动，生物的原始信号，从最低级的、对刺激的生理性反应，到较为高级的、动物群体的信息交流，都是依靠符号来完成的，这是生命符号学（biosemiotics）所达成的共识。生命符号学的重要理论支撑，是尤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模式：生命体首先必须辨认出外界环境中的相关对象（object），尤其是接收到对象的相关特质，将其转化为符号或再现体（representamen），然后才能按照自己的生命图示，对这种符号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解释项（interpretant）。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体首先要进行对对象相关特质的接收，才能将对象转化为符号/再现体，这个过程就是像似性（iconicity）产生的过程。皮尔斯是如此定义像似符的：“像似符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仅仅借助自己的品格（quality）去指称它的对象。”而在论及第一性时他则说，第一性是一种“纯粹的品质”：“我不是说即刻的知觉本身（顺便说一下，它是纯虚构的）是第一性的，而是说我们即刻感知到的性质（quality）是第一性，这种感知到的性质并非虚构。”皮尔斯的现象符号学理论是心物二元范式的——心灵（意识）位于一端，作为对象的物位于另一端，符号现象过程始于虚构的、主观的心灵与实在世界的遇合，在实在世界的对象的品格（也就是性质）被生命体获得之时，它就由物转化为符号，一个“携带着意义的感知”。此时，生命体所获得的是对象作为物所具有的无数特性中的一种，这种特性作为对象的某种纯粹品格，就是像似性，它对应着第一性。

赵毅衡认为，植物对阳光、重力的反应不是像似性，而是指示性；身体内部细胞的符号活动是几乎无意识的，因此是指示性的。这实际上谈到了生命符号活动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其一，“近乎无意识”的细胞生命符号活动所产生的符号性；其二，植物符号活动的符号性。关于第一个问题，生物符号学家们普遍认为，生命符号活动与非生命的机械反应的显著区别在于，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体也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能够有自我与外界的区分，以及寻求和辨认相关对象的能力，这种辨认能力是建立在细胞记忆的基础之上的。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即原核细胞，要能够辨认出环境中相关对象的特质，才能够将其转化为符号，进行反应。这种在物的无数性质中获得某一种特质，并形成相应符号的过程，就是像似性产生的过程。这种像似性，与人类的视觉像似性或者说文化心理的像似性有很大不同，不少符号学家对此都有过讨论。比如，胡易容就认为，其他生物获得的、在“物理性状与感知渠道交互作用时所造成的相近性联系或误导性认知”只能被称为“相似”，只有人类的心理文化对感知的性状解释才能被视为“像似”。此种看法在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中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本书是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框架中讨论像似符与像似性问题，故此，仍然坚持皮尔斯本人对像似符的定义，将生命体依靠生理渠道获得的对象的相关性质视为“像似性”，认为其对应着第一性。

对于细胞符号活动的性质，讨论得较为深入的是生物符号学家库尔。他指出，尽管细胞可以对外界做出反应和实现自身分裂，但其主体世界是不具有空间性的，它无法辨认角度、形状、距离，也无法对信号的模式进行分类辨认。这就对克兰朋（Martin Krampen）的“内符号”活动乃指示性一说提出了有力的反驳。既然空间性是指示性的基本特征，而细胞的符号活动并非空间性的，那么，这一活动就仍然是以获得对象的相关性质为主的，是像似性而非指示性的。

同理，植物的符号活动也是如此。植物的符号活动是非时间性、非空间性的，它的向光生长只是根据生物信号符号的对应性（correspondences）而做出的反应，而并非共时轴上的空间符号活动。当然，在生物及生物符号活动的渐进演变中，有少数植物，如捕蝇草、含羞草，也逐渐演化出具有空间指示性的符号活动，因此，库尔才指出植物—动物—文化符号活动所对应的像似性—指示性—规约性门槛是相对的，其间会出现过渡和例外；但从符号活动的发生史而言，像似性先于指示性而产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论及符号活动发生史时，赵毅衡以兹拉特夫对儿童智力发展的研究为例，来证明指示性作为第一性的地位。这一论述与本书的一个基本分歧就在于：兹拉特夫的这一实验，研究的对象是已经出生的儿童，也就是已经具有基本意识的人；而生命的起点不在于此，在于受精卵细胞的形成，此时的生命符号活动是不具有指示性的。兹拉特夫本人的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在对“意义”（meaning）一词进行符号学定义时，他指出，七个月大的胎儿就已经有了情绪反应，不再是之前与植物类似的、“无情绪的”、以信号为基础（“emotionless”cue-based）的反应。这就证明了人类的成长过程及符号活动发生过程，其起点是像似性而非指示性，指示性是生命符号活动发展到有明显意识之阶段才能出现的产物。而生命符号活动一旦进入这一阶段，由于先验意识的框架是以指示性为主导的，因此会表现出较强的指示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指示性在这一阶段的符号活动中是第一性的，要将这一点辨析清楚，就必须回到皮尔斯对第一、二、三性和第一、二、三位的讨论上去。

三、第一、二、三性与第一、二、三位

皮尔斯将符号现象过程中的第一、二性和第三性（thirdness）称为“三种存在模式”，其中，第一性是“实在的、质的可能性的存在”，第二性是“实际事实的存在”，而第三性是“支配未来事实之法则的存在”。在心灵（意识）与物的遇合中，这三性在逻辑上是环环推进而被获得的，而获得这三性的基础，从符号现象过程的主体性而言，在于人的意识之“第一位”（first）、“第二位”（second）和“第三位”（third）。

皮尔斯认为，第一性是外在于对象的，它本身就“实在地存在于主体的存在之中，就好像它与其他任何事物都无关一样”，只是一种“可能性”。然而，尽管第一性是本来就存在于主体的意识之中的，只有当它与对象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存在——第一性必然是对象之相关属性在主体意识中的投射。故此，在我们发现第一性的存在时，它已经不再外在于对象或主体，而是联结性的、双向的。在意识中，与第一性相对应的是“第一位”，它是具有自足性（self-containedness）的范畴，即它是第一性这种必须要实现之后才能被我们所觉察到的、可能性的品质（quality）在主体中的意向性存在，简言之，它是未被实现的第一性。

第二性是由品质所构成的“事实”，换言之，它就是符号主体做出的、对对象的类别判断，它不再是感知到的品质或特性，而是一个明确的范畴性的事实。和第二性对应的是“第二位”，它是主体的意识范畴中因果性、强制力的存在，即它必然将对已然感受到的符号对象的第一性（相关品质）引向第二性（对事实的辨认和判断）。第二位和第一位一样，都是先验范畴的，并且，第二位必须与第一位具有不可分割性，就如第二性的获得必须以第一性为基础一般。

第三性是由事实推演出的一般“法则”（law），它是基于事实的一般性、普遍性的部分，而得出的理性（reason）或是思想（thought），是对事物将来可能（may be）的抽象。和第三性相对应的是第三位，它是意识的最高部分，即意志，是约束性的、规约性的。然而，作为理性法则之基础的第三位，并不全然是规约性的、经验的，除了经验性的“学习感”和“思想”之外，它还包括“综合的意识”和“对时间的联结”，后两者都是先验性的，这将在后文中提到。

总之，第一、二、三位是主体意识的范畴，而第一、二、三性必然是在主体和对象的相互关系中被获得的。皮尔斯如是说：“第一、二、三位的观念是我们知识的恒定成分。它们要么必然会在感觉的再现中不停地被给予给我们，要么必定与我们的思想混合在一起，而后者则是心灵的特殊本质。由此，我们当然不可能认为这些观念在感觉中被给予。第一、二、三位并不是感觉。只有诸种事物显现来标记有第一、二、三位（而这些事物并不是常常都具有这些标签的）时，它们才会在感觉中被给予。”很显然，皮尔斯并不认为这三个先验的范畴是在感觉中、经验中获得的，它们绝不是经验性的；但是，它们一旦在和事物的关系中被实现为第一、二、三性，就能够被转化为实际的、符号主体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可以在不断累积的符号认知中被渐渐强化的。

第一、二、三位作为意识的三个范畴，其在主体意识中而不在其外的地位，被皮尔斯多次提出。他写道：“纯粹的、未被实现的概念（a mere idea unrealized）是纯然的第一位，它是概念的本质。”他将第一、二、三位称为“思想瘦弱的骨架（thin skeletons of thought）”，这意味着，只有在实际的符号意义过程中，这一骨架才能得到填充，称为血肉丰满的具实所在，即实现了的第一、二性和第三性。这种“骨架”，抑或说是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先验的、形而上的、本体的，然而，在符号活动的循环推进中，它渐渐成为不断整合自身经验的意识的整体存在。皮尔斯如此写道：“宇宙的起点，上帝这一创造者，是绝对的第一位（the absolute first）；宇宙的终点，完全被揭示出的上帝，是绝对的第二位（the absolute second）；而在其间的某个可测时间点的每个状态都是第三位。”此话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将宇宙本体的存在、宇宙之本源视为上帝赋予意识的先验范畴，那倾向于寻找对象之相关质性的第一位；将对宇宙绝对明晰的界定和分类，也就是那“被完全揭示出的上帝”，视为意识范畴的第二位：为了达到这种绝对清晰的、对真理的界定，对理解的寻求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寻求是意识中的第三位。

因此，和符号意义过程从第一性到第二性，再到第三性的渐进性与连续性不同的是，尽管第一、二、三性在主体意识中对应的分别是第一、二、三位，但第一、二、三位的顺序关系却是如此的：“至于第三位（third），我认为它是绝对的第一位与最后一位之间的媒介（medium）或纽带（bond）。开头是第一位的，结尾是第二位的，中间是第三位的。目的（end）是第二位的，手段（means）是第三位的。生命线（thread of life）是第三位的，剪断此线的命运是第二位的。岔路口是第三位的，它假定了三条路。一条直路，假如我们只把它看作是两个地方之间的连接线，那么这条直路就是第二位的；但只要它暗示了它是经过了中间的某些地方的，那么它就是第三位的。位置是第一位的，速度或两个连续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是第二位的，加速度或三个连续位置之间的关系是第三位的。”在这里，皮尔斯运用了不少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第一、二、三位之间的顺序关系，是想要指出“绝对的第二位”在意识之范畴中的“终极目的”地位——无论经历何种认知和解释，人类的心灵，归根到底是要获得对宇宙井然有序的、终极性的理解，将混沌而无所指的意义宇宙纳入轩轾分明的秩序之中。这个终极导向引导着连续不断的符号意义过程，其间丰富各异的感知、判断和理解，即不断获得的第一、二、三性，都是指向这个难以企及的最高目标。此种心物互应、产生符号过程的模式，是皮尔斯符号现象学的基础，须辨证清楚。

四、先验意识的浑成性与指示性框架

上文已经指出，意识作为符号现象过程的主体，是由第一、二、三位三个范畴构成的，它们分别对应着符号主体对对象的感知、判断和理解。皮尔斯如是说：“意识的真正范畴似乎是如下这样的：第一，感觉，可以包含在一瞬间之中的那种意识，有关品质的被动意识，它不涉及识别或分析；第二，干扰意识领域的那种意识，对外部事实或另一种东西的抵抗感；第三，综合的意识，对时间的连接，学习感，思想。”具体而言，第一位就是意识能够与对象的单个品质相对应的部分，第二位是意识中关系性、联结性、比较性的部分，而第三位是将各方面的感官和意识、将经验与意识统合的部分，就意识的先验部分而言，这三者是一个格式塔式的整体，彼此之间是难以分割的。

先验的符号现象过程，也就是先验性的符号判断，是在主体的先验意识下进行的，这种先验意识包括第一、二位和第三位中的先验要素部分，它们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皮尔斯显然深受康德的影响，在论述符号现象范畴的开篇，他即写道：“那种否定第一、二位以及第三位的观念是源于心灵之天生倾向的人，必定是坚持‘白板说’（tabula rasa）理论的顽固派。到目前为止，我与许多康德主义者的论证是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不会在此止步；我试图通过有关心理事实的独立检验去验证这种结论，看一下我们是否能够找出这三个部分，或者心灵机能、意识模式的存在迹象，因为这可能会证实刚刚研究的那些结论。”那么，皮尔斯所论的先验意识中的各个范畴，是如何验证康德关于先验判断的理论的，即在物之于先验意识的整体呈现中，这三个范畴是如何起作用的？笔者认为，在康德所说的“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和“概念中认定的综合”中，第一、二位和第三位中的“时间联结”和“综合”能力，是彼此一一对应的。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尽管对物的直观是杂多而无穷尽的，但它呈现在意识中时，却不是杂乱的，而是具有统一性的，他将其称为“领会的综合”。在这个直观的把握中，浮现出来的是对对象相关品质的寻获：每一次的观相获得，都是在诸种品质中获取到相关的某一种品质，这就是皮尔斯所说的，它是“一种状态（state），只要这种状态持续，那么它在时间的每一刻都是一个整体”，就是在每个时刻获得的短暂而持续的感受，用康德的话说，“这种杂多却并不会被表象为杂多，因为每个表象作为包含在一瞬间中的东西，永远不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绝对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是直接在场的“直接意识”所感受到的、对象具有的品质中与主体的先验意识结构中契合的确然性，在每一次形式直观中相关品质的获得，都是从无数多的可能性中建立这种确然性的过程。在后来为《纯粹理性批判》撰写的、阐释性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中，康德将其称为直观中把握的综合，在柏拉图主义者看来，它就是人之先验“理念”能够在即刻的感知中和自在之物中对应相合的部分，它是皮尔斯符号三分体系中的像似符所具有的品质，“像似符是这样一种再现体，它的再现品质是它作为第一位的第一性。也就是说，它作为物所具有的那种品质使它适合成为一种再现体”。那么，作为像似符之形成基础的像似性，在符号主体的意识范畴中，有着一个可以对应的意向性（第一位）要将其寻获；因此，反过来，这个像似符作为物的、本身具有的与意识之意向性（第一位）相对应的品质，使得它可以反过来被意识寻获而获得像似性。由此看来，像似性是主体意识中的第一位所寻获的品质，它应当对应的是第一性。

那么，在先验意识进行的符号现象过程中，是否可以只是第一位在起作用？进一步地，符号过程是否可以仅仅止于第一性的获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形式直观之后的形式还原中，先验意识中的第二个部分，“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必然起到作用：这种综合能力，就是想象力给予主体的、将获得的杂多表象相互联结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对象“是什么”的认识才能够在意识中得以生成。尤其是，在这种综合中，时间和空间中所未见的部分被想象力补足，这和第二位、指示性的特征是非常相符的。康德在论及这种能力时写道：“但假如我总是把先行的那个表象（直线的前一部分，时间的先前部分，或是相继表现出来的那些单位）从思想中丢失了，并且我在进而继起的表象时没有把先行的表象再生出来，那就永远不会生产出一个完整的表象。”举例而言，当一把椅子的观相出现在我的视阈中，它的正面形象之相关属性（棕色、长方形、有腿）被我所获得的同时，我的意识中必然会浮现它的立体形象（包括它的背面，被遮蔽的部分），以及它和我的空间距离。能够产生这样的想象，主要是意识范畴中的第二位在起作用，而这种空间性、对对象的“指出性”，正是前文所论及的指示性的重要特征。

而“概念中认定的综合”，按康德所说，就是把所有表象都结合起来，最终呈现为一个表象的能力，它是关于某一个对象的“意识统一性的某种先验基础”，是最终将获得了以第一位为基础的第一性（像似性）和以第二位为基础的第二性（指示性）整合为一个对象的先验综合，即第三位中所说的“综合的意识”和“对时间的联结”。唯有在此基础之上，对象才能够从杂多的表象浮现出来，并补足被遮蔽的部分，完整地在意识中被呈现出来。

上述三种综合能力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第一、二、三位亦是如此。就如皮尔斯所指出的，尽管第一、二、三位在被反思时可以相互区别，它们的不同是可见的，“其中一个观念可能在某个完全不包含另一个观念的意向中呈现给意识”，但在先验意识的活动中，尤其是在想象中，它们却是浑成的、彼此不可分割的，“范畴不可能在想象中彼此分离，也不可能与其他观念相分离。第一位范畴可以与第二位范畴、第三位范畴相割离；第二位范畴可以与第三位范畴相割离；但第二位范畴却不能与第一位范畴相割离，第三位范畴也不可能与第二位范畴相割离。我相信，这些范畴可与任何一个别的概念割离开来，但却不能与某一个成分（事实上是许多成分）相割离。除非第一位是某种确切的东西，或者某种多少被确切地设想过的东西，否则你不可能设想一个第一位”。本书要指出的是，由第一、二位和第三位的先验部分所构成的先验意识不仅是浑成的、整体格式塔的，并且，由于先验想象起着呈现物之整体观相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先验意识的最主要范畴是第二位，与之相应的是，先验意识的框架必然是指示性的。

先验意识之框架的指示性，是基于想象在先验意识中的重要作用——没有想象，共现就无从形成，物就不可能在主体的意识中呈现为一个整体对象。康德认为，想象力是知觉之必需，它是印象之感受性能够被组合而成形象的基础。的确如此，如果没有想象力来进行联结和补足，尤其是对邻近性的、关系性的因素进行排列和组合，先验意识就无法形成对对象的整体感知，符号现象也就无从形成。因此，可以说，在符号现象过程中，由第一、二位和第三位中的先验部分构成的先验意识，是以指示性为主导，整体地、浑成地进行着对对象的知觉活动的。就如索内松指出的，符号主体对符号的认知中，指示性能够以“引导性”（directness）或“主干式”（thematization）的方式起作用，来呈现出完整的对象。赵毅衡认为，统觉—共现是指示性本质的，正是因为先验意识的这种指示性框架起作用。然而，在实际的符号现象过程中，指示性是否能够先于像似性被获得，是另一个问题，两者不可混淆。从生物的符号现象活动出发，可以将这个问题讨论得更为清楚。

五、符号现象过程中作为第二性的指示性

早在20世纪初，生物符号学的奠基人尤克斯库尔就提出著名的主体世界理论，来讨论生命体的符号意义世界，以及符号在主体视阈中的形成。该理论认为，生命体要辨认出外部环境中的对象，首先要经过信号感受器（rezeptor merkmalträger）的符码转换，也就是将对象转化为生命体的内部世界（innerwelt）可以辨认的信息符号。这个符号进入了生命体的感知世界，由它的感知器官（merkorgan）所感知，并且传达给了行为器官（wirkorgan），进入了行为世界。在行为世界中，这一对象的符号由行为效应器（wirkmalträger effektor）进行了第二次符码转换，从而对对象实施行为。第一次的符号解释行为是辨认性的，感知器官由此做出了判断，并将这条信息（如异常的超声波）传达给了行为器官。行为器官立即启动行为效应器，对这一符号信息进行翻译（这种超声波意味着天敌——比如蝙蝠——的出现，必须马上逃跑），这是第二次的符号解释行为，它是驱动式的。当生命体完成这一意义的解释和行为之后，它逃离了危险，并且完成了对象意义的第一次累积，这个完整的功能圈循环得以建立。从此之后，这种意义传递可以在它的功能圈中进行不断地重复和加深，而蝙蝠这一对象变得可以辨认，成了它的环境界，也就是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正因为这种预设的有机体设计，也就是不同物种的感知器官和行为器官的特定性，尤克斯库尔指出，生命体的环境界是各不相同的，它们就好像是由各种无形的关系所组成的透明的罩子，决定并且构成了经验对象。

在这个符号活动过程中，生命体对对象相关特征的感知被尤克斯库尔称作感知符号（merkmal），把行为效应器发出的、驱动生命体做出反应的符号称作效应符号或行为符号（wirkmal）；这两个词的词根-mal在德文里表示某种标记的行为或结果，而merk-来自于德文merken，它的意义是“注意”；而爱沙尼亚语的märk源自于古老的日耳曼语，其意义是“符号”。因此，merkmal一词的含义是“被注意到或感知到的符号”。而wirk-则源自于德文单词wirken，其意义是“对某物产生影响或效果”；因此，wirkmal被理解为“效应符号”或者是“行为符号”。由于感知符号是感知或注意到对象的相关特性，也就是对象在生命体自身的意义图示中的对应性，它就是皮尔斯所说的像似符；效应符号是行为驱动式的，而动物作为生命主体的行为驱动是空间性、方向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它是皮尔斯所说的指示符。在这个过程中，两个符号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十分清楚的。

由于指示性也可以是一种空间性的背景，是将对象浮凸出来的整全框架，因此，上述例子尚不足以说明指示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在生命主体判定对象的所属范畴之前，它们必须获得对象的整体观相，这就必须依靠生命体的想象力。然而，想象力不可能在主体获取对象之相关表象之前，也就是对象的相关品质被获得之前就得以展开，在先验的认知中，能够将表象与被遮蔽部分之间的关系补全并显现出来的步骤，必然是在表象被获得之后，或者是在表象被获得的同时进行的。如果将表象视为某物（something），那么，对其想象性补全，即“共现”，就是认知到其他部分与表象之间的关系，这明显是第二性的范畴。索内松曾用图1-1来表示第一、二、三性的关系，该图相当清晰地展示了指示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论及动物对符号对象的感知时，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描述：“当我们说一个动物存在，说它有一个世界，或者说它属于一个世界，并不是意味着动物有关于世界的知觉或客观意识。引发本能活动的情境并不是完全清楚和确定的，正如本能的偏差和盲目性所充分证明的，情境的完整意义没有被把握。情境仅提供一种实际意义，只导致一种有形体的认识，被体验为一种‘开放’的情境，并引起动物的运动，就像旋律的开头音符引起不和谐音的某种解决方式，如果解决方式还没有为本身所知的话。”

动物作为符号活动的主体，它的先验意识是指示性框架的，由第一、二位和第三位中的先验部分构成。在心物相遇之前，动物尚未“拥有这个世界的对象性的知觉或意识”，第一性（像似性）和第二性（指示性）尚未被获得。符号活动必然是关系性的，在动物所处的外在环境和动物发生关联之前“引发本能活动的情境并非完全清楚和确定”，它是一个混沌的、流动的所在。而当对象的相关属性被呈现出来，对象的无数可能观相被确立为一种，第一性（像似性）已然被获得。同时，动物必然会获得自身与这个对象之间的空间距离感，这是对对象之“象”的整体性获得——它是在以指示性为主导的先验意识框架中进行的，并由此“强横性地”引起了动物相应运动神经的紧张或是被“激活”：“它引发动物的运动，就像旋律的最初几个音符在召唤解决方案，尽管动物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解决方案。”而对对象的身体反应，显然是空间的、方向的、指示性的，它后于第一性（像似性）而被获得，因此是第二性的，是后在而非先在的。对此，斯坦菲尔德（Frederik Stjernfelt）评论说，梅洛-庞蒂和莱考夫（George Lackoff）对身体认知的符号现象关注，是以指示性为主导的，但是，它建立在西比奥克所论证的基本生命符号活动这一“像似性门槛”（iconic threshold）之上，是符号学研究的更高层次。指示性作为符号现象活动中第二性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

作为指示符形成的基础，指示性的基本特征是因果性、空间性、关系性，在由第一、二位和第三位中的先验部分共同构成的先验意识框架中，它起着主导作用，在符号现象过程中亦是如此。然而，在实际的符号过程中，指示性的获得必然以像似性为基础，因此，指示性对应的是第二性，而非第一性。从生物和人类生命符号的发生史而言是如此，从语言的序列而言亦如此：由于动物和人类认知世界的活动是以指示性为主导，语言作为对世界的映现（mapping），自然也是以指示性为主导，但这并不能说明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是以指示性为起点——起点与导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清楚区分，才能进一步厘清符号现象学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