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之作，缘教学所需，借机一吐胸中块垒。多年来，有一个疑问一直在我心里盘桓不去：为什么古代原典与现代学者的哲学解释之间意趣如此不同？而且读书愈多，愈觉这种反差之大。自20世纪以降，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构建越来越精巧，然将其用在解读经典时，却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原典中逼人的力道，在貌似巧妙的逻辑思辨中消失了。正如熊十力不满冯友兰的本体理论传达不出生命活力一样，牟宗三的本体理论仍然难以唤起那种视生死如无物的真实力量。不能予人以无限力量的本体学说，绝不是中国原本的形而上学。而我们长期囿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哲学思路，不知不觉地把中国哲学涂抹成西方哲学的拙劣摹本。向上一路见不透，则日用常行将处处窒碍；形而上处说不通，则经典解读将随文错会。中国哲学的最大困境在于不能用现代语言说清其本体，总摆脱不了以西方的“后物理学”图解中国的形而上学。有人戏称这种现象为趴在别人的坟头哭自己的祖先——如果把祖先亡灵所在之地认作祖坟，我们确有哭错坟头之嫌。我不担心我们会认错实际的祖坟，但很担心弄错了祖先亡灵的面貌，结果在自家的祖坟哭着别人的亡灵。因而，弄清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本来面貌，才是中国哲学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

如何用现代方式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不失真地呈现出来，几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然而，愚钝的我根本找不到突破口，虽苦心竭力，却彷徨无解，以至于博士毕业后二十多年过去了，心愈畏怯，而愈不敢下笔。师兄弟多次告诫：编织本体论体系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不可认错路头，自寻烦恼！此理我自熟知，然我只想弄清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面貌，而不是幻想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我顽固地认定，中国古代固有其以自明的方式表达的本体论，只不过迄今为止的现代哲学解释框架都不能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而已。于是，我渐渐关注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古人自明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导致了对这些自明理解的遮蔽？随着思考的深入，我积累了一些新的想法，但仍不足以系统地表达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整体面貌。直到有一天，我被指派开设一门研究生“经典释读”的课程，内容是讲解“四书”，终于下决心将自己多年所思写出来。因为对形而上处的理解不同，必然牵动形而下的方方面面，而对“四书”的系统解读，正好可以检验自己对古代本体论思想的理解是否有偏差。庆幸的是，写完后自觉颇得古人印证，从而多了几分自信。

经典是历史积淀的产物。读“四书”不可只关心文本本身的含义，更要关注其承载的穿越不同时代延续至今的精神命脉。但时代的变迁往往带来语境的重大变化，不同的时代设置了不同的自明前提，这些自明前提在经典中是不需要提及的，它对处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的后人来说却成为难以逾越的理解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就要反思我们的现代语境的自明前提，并找到古人未曾说出的自明前提，然后才能抛开自己的时代偏见，真正进入古代语境之中并理解古人。有了这种理解，方能用现代语言准确表达古人的意图，并认清现代世界在古人眼里的模样，包括在古人眼里现代世界的优长和缺陷。今人对“四书”的误解，主要起于两个自明前提：一是现代的学科分类意识，二是启蒙主义的去神圣化意识。立足于此，便只有今人对古人单向的批判和改写，不会有古人对今人逆向的质疑和反批评。没有双向对话，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没有真正的理解，我们就可能在傲慢与偏见的膨胀中迷失自己。这是本书最基本的问题意识。

本书试图在文明全景中深度解释“四书”。文明全景视野包含两个基本面：一是从世界文明的进程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二是从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整体来把握每一次时代变迁的特点。据此，本书聚焦于三个时代语境的互动：先秦语境、宋代语境和现代语境之间的差异及其在转进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先秦语境须放在全球性的“轴心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其主流趋势是理性突破第一代宗教的束缚而觉醒，问题是：觉醒后的理性能干什么？事实上，以理性打造帝国并不成功，而以理性升级神圣文明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轴心期”过后，第二代宗教席卷全球。宋代语境须放在全球性再宗教化潮流中来理解，其最大的问题是：升级后的宗教能干什么？是以神圣文明为中心吞并世俗文明，还是以神圣文明为支撑推动世俗文明的发展？欧洲中世纪选择了前者，而宋儒选择了后者。宋儒通过重建儒家信仰，率先将文明重心成功转向世俗追求，但没有找到世俗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欧洲实现文明的世俗化转向要晚得多，但通过摆脱神圣之域的纠缠使理性充分独立出来并与技术结合，从而找到了工业文明的出路，率先完成了世俗文明的升级。现代语境须放在这种背景下来理解，但问题是：升级后的技术理性能干什么？是借助技术理性的强大力量彻底消灭神圣文明，还是挑起文明间的冲突并最终以一种神圣文明统一世界，抑或是通过某种方式实现各神圣文明的兼容共存，或者实现神圣文明的再度升级？“轴心期”之后的中国，如果说神圣文明的升级是在佛教的刺激和推动下，由宋儒通过找到并弥补其时代语境的盲点（主要体现在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关系上）而完成的，那么，这次世俗文明的升级是由西方现代文明刺激和推动的，是不是也有时代语境的盲点（很可能仍在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关系上）需要我们找到并弥补？这是在文明全景视野下提出的尖锐问题，也是本书最核心的问题意识。

本书的基本方法是跨语境释读，重点是去掉现代语境的遮蔽，以先秦语境为参照，揭示宋儒的深层用意。具体的做法是将神圣的终极关怀与世俗的诸多关怀看作一个整体，分辨出“四书”文本以及宋儒的解释所表达的理想诉求究竟属于终极维度还是现实维度，然后通过探讨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其在当时语境中想要表达的深层意蕴。中国现代语境对终极维度的遮蔽甚深，故随着行文的展开，不得不逐渐加大对终极维度的阐发力度。为了说清终极维度的特点，本书简要介绍了西方当代基督教神学家蒂里希、奥托等人的一些理论，并以佛教为参照，对“四书”中的一些热门话题试图作出某种新的解释，如仁者安仁、孔颜之乐、战战兢兢、朝闻夕死等。这些所谓的新解释，对于宋儒或者先秦儒家来说并不新鲜，只是对于被现代语境所遮蔽的我们来说有点新意罢了。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哲学固然积累了许多可喜成果，也形成了几套影响很大的研究范式，但总体上是用纯世俗的眼光来重构古典文本的。引入终极维度之后，问题域必然发生相当大的改观。于是，本书在随文释读的过程中，不得不对当下流行的观点提出批评。这些批评不是斤斤于细节上的吹毛求疵，而是想借此指出导致这些细节错误的研究范式的不足。这些流行的研究范式虽在解释的范围和解释的效力上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不能帮助现代语境下的我们进入终极维度；而不能进入终极维度，则意味着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古人。进入终极维度的根本方法，只能是超验的体验，而不能是逻辑思辨。逻辑思辨只能完成一些为终极体验做准备的基础工作，如正确选择进入终极维度的入口之类，但只要一进入终极体验，逻辑思辨就被抛弃了。因而，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古代的“后物理学”不同，它绝不允许有通过逻辑思辨来证明上帝存在之类的想法。如何真实体验到由有限存在者上升到无限存在，如何分辨某种体验是否达到了终极维度，并论证这些工夫和境界的逻辑必然性，才是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

“四书”是宋儒为重建儒家信仰而集结的经典体系，本书的解读按照朱熹排定的次序展开。《大学》是儒家的一面旗帜，它鲜明地表达了儒家信仰面向现实维度的特征，并且在现实维度上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标；其与终极维度的连接通道在“三纲领”的“明明德”与“八条目”的“知至”“意诚”处。这里，唐宋之间逐渐显露的时代课题是理解宋儒语境的入口，它决定了宋儒重建儒家信仰的历史使命，以及重建的信仰必然面向世俗价值关怀的显著特征。由于《大学》文本本身比较简单，故本书释读的重点放在了延续至今的争论上，而略过了字斟句酌的辨析，并由内圣与外王的千古缠绕引出儒家终极关怀的基本特征，为后面的进一步阐释作了铺垫。《论语》是儒家信仰的渊泉，也是宋儒重建信仰最集中深厚的资源。现实维度的“修己安人”不足以概尽儒家精神，因为孔子还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一面，后者只能从终极维度来理解。仁与礼是孔子的两个核心概念，世俗价值之仁已被孔子推到生命实践的前台中心，但连接神圣力量之礼仍是仁的基础和准则。宋儒将神圣力量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后，仁可直通神圣性源头，礼便降为仁之外显的天理节文；同时，孔子通过礼表达的神圣体验，一部分被转移到无限存在的仁境体验中，一部分被转移到价值失落背后的虚无体验中。价值之仁引导的为政实践，是现实维度上对文明建构的不懈追求；价值之仁引导的学做圣贤，则更多的是终极维度上对本真存在的无限追求。当修道与行道合而为一时，现实维度与终极维度获得了统一。《孟子》是宋儒精神冒险的前沿，无论在现实维度还是终极维度上，都表现出强大的冲击力。其王道仁政思想，把高调的价值理想、激进的批判精神与务实的理性态度结合起来，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一幅宏大完整的文明建构图景。其雄辩的性善之论，不是讨论抽象的类本质，而是在谈内在的终极力量，因而为宋儒打造沟通形而上下的真性枢纽，推进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与内在体验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绝佳的经典依据。其知言养气之说，更是对圣贤之学的工夫与境界做了细腻的阐发，给宋儒的进一步发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庸》是宋儒重建信仰的密钥，关乎儒家信仰结构的深层机理。当宋儒将其首章与《易传》成功互训，便已构成了上行之道与下行之道的闭合回路，打开了有限存在者通向无限存在的逻辑通道；未发已发的中和之说，是逻辑与体验融合的关键节点，而“道南指诀”则是由体验而入的修道法门。“诚”是客观之真与体验之真的同一，是形而上之真与形而下之真的直通命脉；由于形而上处不可着意，而形而下之诚的尽头必入形而上之境，故神圣世界不可直求，只需于世俗价值实践做到极处便能成圣，这就决定了儒家信仰的特殊品格：儒者于终极维度上立定而不思不勉，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现实维度的努力之中，即专注于世俗的价值关怀，并通过将生死焦虑转换为价值焦虑，从而对一切神圣信仰抱开放和保持距离的态度。

本书的写作是探索性的，整个过程比较辛苦。时断时续，前后反复，拖拖拉拉，数年方毕。既为探索，自有与时论不合处。况以庸资揣摩圣贤，尤难免错谬。惟信古甚笃，或有愚者一得。

赵峰

2019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