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的地位与理学的主题

《大学》是“四书”之首，在儒家经典中地位显赫。其实，儒家的经典很多，通常有“六经”“九经”“十三经”之说。《大学》只是“三礼”之一《礼记》中的第42篇。它文字简洁，篇幅短小，在先秦时期无甚奇特。一直到宋以前，《礼记·大学篇》在“三礼”中并不引人注目，在“六经”中更不起眼。自北宋理学兴起，《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并称“四书”，其地位才凸显出来。因此，《大学》地位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大学》的地位很高，是因为“四书”的地位很高；而“四书”的地位很高，又是由理学的兴起决定的。所以，理学的兴起，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历史背景。那么理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学说呢？理学的主题是什么呢？简单说，宋明理学的主题是“天道性命”问题。《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显然，孔子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性与天道”问题了，否则子贡就不会有此一叹，只是孔子本人很少谈论它罢了。以后的诸子百家中，除道家对这个话题谈得比较多以外，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虽时有涉及，但它终究还不是人们普遍谈论的焦点话题。到了宋明时代情况就不同了，这个以往并不热闹的高深问题突然成了人们普遍而持久谈论的对象，甚至成了宋明理学的主题。为什么会这样？它究竟传达了什么信息？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天道性命”问题呢？

由宋（960—1279年）至明（1368—1644年），约700年；如果算上清朝，则有近千年。一个长达近千年之久的热点、焦点话题，意味着什么？它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要准确理解宋明理学，必须准确理解这个时代课题。我们今天的持久的时代课题是什么？从五四以来，甚至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在持续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才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所以，现代性问题对我们有多重要，天道性命问题对当时的人们就有多重要。这是我们可以做出的第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当时的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呢？学术界流行两种理解办法，一是“逆推”法，二是“抽象”法。“逆推”法是从我们的时代课题出发，简单逆推当时的时代课题。我们的时代课题是现代性问题，简单逆推则得出，当时的统治者必然普遍关注如何维持前现代性不变，即维持封建专制主义不变。这样，天道性命的主题，就是在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趋势下企图把正在衰落的封建专制秩序永恒化、神秘化的努力。侯外庐即持这种观点。“抽象”法就是把天道性命抽象为人类永恒的话题，像爱情、生死、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一样。它的切入点，就是道德。道德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道德自律问题。从道德而入，经过一个天道性命相贯通的过程，达到某种超道德的状态，然后回过头来实现真正自律的道德。这就是理学大讲天道性命的原因。冯友兰、牟宗三即持这种观点。对这些现有的结论，我们有必要大胆怀疑，因为它们很可能是在现代常识的基础上编织的现代偏见。要准确理解天道性命，必须首先破除偏见。这是我们可以做出的第二个判断。

要破除现代偏见，就要对构成现代常识的当代语境加以清算；而要准确理解理学的主题，则要对古代语境有足够的了解之同情。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我们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怀疑。为了谨慎推进对天道性命问题的准确理解，我们必须假设：首先，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现代性问题，根本不知道历史会走向现代社会，但一定有什么东西占据他们的头脑，就像现代性问题占据我们的头脑一样。其次，普遍占据他们头脑的问题，绝不会是某种抽象的永恒的问题，就像这些抽象的、永恒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占据我们的头脑一样；抽象的、永恒的问题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是寻求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的某种根据，同样，在古人那里也应该和我们一样。最后，能够持久打动古人心灵的东西，也一定能够打动我们，就是说，天道性命问题在今天依然对我们很重要，尽管我们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可以做出的第三个判断。

如果以上判断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要准确理解天道性命的真意，就要回到历史中去，看看当时的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而人们在应对这些重大事情时又是怎么与天道性命扯上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