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发展趋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变迁存在密切关联。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历史发展背景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对于西部乡土小说的创作来说亦是如此。文学主题内容的书写、作家伦理观念的表达等都无形地折射出社会发展的时代性，这其中包括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背景与审美价值立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观念的导向等。近30年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发展趋向并不一致，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趋向与转型问题，已引起学界的讨论和关注[4]：一是社会发展的变化和转型中乡土小说创作的题材和范围问题的探讨。二是多元文化背景带来了乡土小说的叙事视角、艺术手法、审美风格、价值观念等的变化。在开放多元的社会背景中，经济化体制主宰着社会的发展，信息化进程加快生存方式的变革，人们对伦理问题的探讨也不断地向外围扩展，不再局限于宏观伦理现象，如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而更趋向现实性与细微化问题的探讨，如社会进步对个人的影响，经济效益带来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污染）；农民工热潮导致家庭婚姻的破裂和留守人群的生存困境等问题。当前文学发展被媒体化和视觉化逐渐驱向边缘，但从侧面看这无疑扩宽了文学发展的范围和途径，网络文学的兴起，博客、日志的走红，见证了文学发展的宽泛和包容。在这种文学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近30年来的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也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变化。

一 伦理批判的转变：从传统到现代

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以新世纪为界呈现两个不同时段的书写趋向：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西部乡土小说创作仍然沉浸于改革开放大潮的余温中，角逐于批判传统伦理而迎合现代伦理之势；揭示并质疑社会转型中现代伦理的弊端。另外，对于乡土人情伦理美德的坚守、呼唤人伦和谐，成为两个时段乡土作家伦理书写的共同特点。

20世纪90年代的西部乡土小说创作整体上集中于对传统伦理狭隘因素的批判，有意拥护和向往现代伦理的正面书写，其中也包括个别乡土作家坚守对乡土人情美德的书写。这种伦理书写趋向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90年代初期，一场针对市场经济商业大潮带来的价值危机与精神迷失等问题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波及整个90年代的文学思潮，“其主题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精神立场问题，其触发点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学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5]在这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代，人们过于注重商业利益与金钱功利而甘于在世俗化的语境中随波逐流，针对人文知识分子理想放逐的道德焦虑现状，作家张承志和张炜提倡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对古典人文精神的呼唤；对道德人格的现代思索；对精神、理想、信仰的坚持；对终极、灵魂和宗教情感的呵护”。[6]可以说，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深深地影响了西部文学的创作。

与中国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节奏相对缓慢。90年代初期，当东部文学创作呈现主流发展的辉煌时刻，而西部大多数乡土作家仍关注乡土传统在现代文明背景的境域与变迁。成名较早的西部乡土作家王家达、邵振国、柏原、雷建政、浩岭、张冀雪等创作的小说《西部纪事》[7]《大庄窠》[8]《远嫁》[9]《黑沟》[10]《塬上朝朝夕夕》[11]《老白杨》[12]等，更多表现出对传统乡土伦理的批判，西部封建宗法伦理思想的顽固严重阻碍着现代文明进入乡村，封建伦理思想的保守与乡村权力的驱使导致人性恶的显现。作家在颂扬农民身上的传统美德的同时，批判农民在面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角逐中仍然退回到后者的队列，要么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阻碍者，要么利用现代经济改革的外衣延续着封建宗法伦理势力的存在。王家达的《大庄窠》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深切地感受到大庄窠是个“充满了因循守旧和惰性，充满了神秘与蒙昧的高在的土围子……我怀着郁闷的心情离开了大庄窠……多年来我那样怀念，那样依恋的大庄窠的热情忽然消退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一条深深的沟壑已经横在了我和大庄窠之间，一股莫名的惆怅和伤感涌上了我的心”。[13]由此可见，作家对现代文明发展中封建宗法伦理在乡间的根深蒂固感到深深的痛斥。正如研究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乡土小说中，传统文化积习深重与家庭血亲关系稳固的西部村镇是其叙述的主要场景，西部乡村人的凡俗人生及其在现代文明和商品意识冲击下所发生的经济和文化的震荡则是叙述的主要对象。”[14]

进入21世纪之后，西部乡土作家创作更趋向于对现代伦理的批判与质疑，同时回望传统伦理的美好。作家更多探讨社会变革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代伦理问题，如人的生存状态与伦理困境等。伦理书写内容上呈现琐碎化的日常生活叙事，伦理思想表达更倾向于个人化，褪去了作家肩负的启蒙激情，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使得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片面强调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失去了过去曾经有过的权威性和号召力，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也开始出现分化。”[15]因此，西部作家创作揭示现代人在寻求物质满足后，却陷入道德危机的精神困境，为争夺权势尔虞我诈，借助权势欺压百姓，几近道德崩溃与精神颓废的边缘，农民面临生存焦虑与人格分裂，人情淡薄的观念在乡村社会蔓延，传统人伦美德逐渐退却。西部作家直面现代文明给乡村和农民带来的生存悲境，极力颂扬农民性格的坚韧，但却无法掩饰对现代乡村困境的焦虑。为此，贾平凹曾对农民进城问题进行质疑：“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16]由此可见，西部作家更多对现代伦理视域下乡村和农民作出自己的质疑与反思，有意回归传统伦理美德，呼唤家国本位与道义、人伦和谐的伦理观。

进入21世纪之后的西部作家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由个人到社会、由个别到普遍、由“小家”（家庭）到“大家”（国家）的现代伦理书写意识。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谈到：“作品涉及的是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17]雪漠在《〈大漠祭〉自序》中也谈到：“《大漠祭》的构件不过就是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药、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18]作家关注的主题不再是宏大叙事的范畴，内容更是紧贴世俗人生。可见，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呈现个性化与细碎化特征。贾平凹新世纪以后小说创作的时代主题表达并不像早期小说中那样鲜明地凸显，完全立于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事来展现社会发展变迁中复杂多样的伦理关系，社会问题与当前的农民生活状态等。大部分西部作家从自身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感受出发，真实地再现西部乡村原貌和农民本真的生存心态，细碎地呈现农家琐事和小人物的伦理观，完全回避了20世纪90年代西部乡土小说中批判传统、向往现代的伦理书写趋向。

21世纪以来，西部作家创作中呈现出客观中立的现代伦理书写姿态，退却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家那种满怀激情的颂扬与启蒙，作家的伦理情感表达也更加个人化，伦理使命意识有所消解。雪漠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19]作家的情感立场更为客观，只是充当着叙述者与记录人的角色，雪漠小说中的西部农民依然面临着物质贫瘠的生存煎熬，乡村女性仍然面临着婚姻不自由的痛苦与命运悲剧，乡村青年再也没有像高加林那样走出乡村、脱离土地的“伟大抱负”，而沉迷于个人的情欲放纵。贾平凹小说创作中有意模糊自身的伦理立场表达，只是呈现道德美好与丑陋现象，不再融入深厚的伦理情感表达。[20]从贾平凹对故乡的态度变化可以见出其故土情怀的消减，他曾在《〈浮躁〉序言》中说道：“之所还要沿用‘商州’这两个字，那是我太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21]而在21世纪后的《〈秦腔〉后记》则叙述道：“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22]贾平凹对故乡情感的变化也影射于他小说创作中的伦理感情表达，早期饱含激情地颂扬故土的民风民俗和农民身上凝聚的传统美德；新世纪后的小说创作多以客观的写作情感来呈现社会问题，贾平凹采用了“我只描绘，不想解释”[23]的中性写作姿态，没有宏大的伦理主题，更没有一味地弘扬时代伦理精神，而是揭示伦理现状，引发人们的反省与深思。陈忠实新世纪创作的短篇小说《腊月的故事》[24]《日子》[25]中以不温不火的伦理情感表达现代农民的生存心理与极端麻木的行事态度，很难再找到作家激情的道德立场呈现，乡土对农民那种厚重的责任意识，以及用文学来改变乡土社会的伦理使命。

二 伦理视野的扩展：由人文转向自然

西部乡土小说的伦理书写视野从关注人的伦理扩展到关注自然万物。20世纪90年代的西部乡土小说中，作家集中于对乡村人情世故的书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道德观的书写更为注重人性的复杂与多元，探讨人的生存、欲望、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关联。进入21世纪之后，一些西部作家把伦理书写视野投向大自然、动物、生命等领域，在颂扬人与大自然亲密和谐的同时，反思现代人在追求利益中抛弃自然，人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以此来呼吁人类反省自我行为，试图保护人类最后的生态家园，造福子孙后代。西部作家通过对生命意识的强调，试图勾勒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郭雪波、陈继明、漠月、王新军等小说创作中从人与自然关系入手，探讨人对大自然的依恋，建构人与自然相融的生存之境。有些西部作家把伦理关怀投向动物生命，颂扬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并以悲愤的格调书写人类给予动物生命无情的摧残，生态链遭到严重破坏，探讨在现代工业发展中人类将如何挽救乡村生态平衡等问题。雪漠、了一容、石舒清、贾平凹等小说创作深切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红柯小说则把伦理视野投入生命万物。西部作家试图建构一种生命存在谐有意义的大伦理观。

近30年来的西部乡土小说书写形式也表现出由追求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创作到中短篇小说的盛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茅盾文学奖评奖热潮的兴起中，长篇小说创作受到作家的关注和重视。西部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纷纷由早期专注于中篇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平凡世界》和《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标志着西部长篇乡土小说创作方面达到了兴盛并获得了文坛的认可，贾平凹进入90年代后也以主攻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但是，从整体的西部乡土小说创作而言，中短篇小说创作表现较为活跃。21世纪前后，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盛行中，人们极力地追逐市场化与商业化的利益竞争，文学似乎也无法逃离社会体制的影响。相对来说，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西部文学发展的节奏较为缓慢。因此，西部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仍然立足对西部本土的重新发现，关注乡土和农民，创作出大量的乡土题材小说。

随着文学刊物数量的增多，加之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各种评奖机制的兴起与盛行，直接促进了西部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再次兴盛。西部作家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郭文斌的《吉祥如意》、红柯的《吹牛》、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次仁罗布（藏族）的《放生羊》等获得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作家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吴克敬的《手铐上的蓝花花》等奖得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西部作家的总体创作表现为，雪漠以长篇小说创作著称，东西、红柯、冯积岐则在长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各有千秋，夏天敏、鬼子、罗伟章、冉正万、漠月、郭文斌、温亚军、石舒清等以中短篇小说创作成名，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王华（仡佬族）、郭雪波（蒙古族）等以长中篇小说创作为主，而了一容（东乡族）、马金莲（回族）、李进祥（回族）等均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较为突出。

三 评判标准的分化：从狭窄到多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创作，作家伦理评判的标准发生了明显变化：由狭窄和单一转向开放和多元。90年代初期的西部作家在创作中呈现的伦理评判标准更为保守正统与单一化，统一地坚守美好的主流伦理观念。作家路遥曾在90年代初感慨：“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26]西部作家在关注社会现实、揭露人类不幸与痛苦的同时，其内心深处无不寄托着对现代伦理发展的美好期待，向往现代伦理开放健康与积极正面的因素，自觉地表达平等、友爱与和谐的新型伦理发展观。如有些作家书写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提升，夫妻之间平等意识的增强，婆媳间的互敬互爱，父子间平等友爱地相互理解，兄弟姐妹间的团结互爱、邻里间的和睦互助等，都成为西部作家现代伦理书写的典范。作家评判伦理的力度也比较明确，批判乡村传统伦理的落后和愚昧的同时，揭示现代文明带给社会的负面因素。

21世纪以来的西部乡土小说中呈现出伦理评判标准的多元走向。这源于多元文化共生时代背景的延伸，陈思和教授认为当代文学进入“无名”状态，“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27]西部乡土作家则有意弱化其伦理批判的力度，甚至只书写而不评判，从而致使伦理评判标准陷入相当模糊的状态，并游离于现实之外。造成这种伦理书写状况的原因有：一是作家为满足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审美需求而有意放宽伦理评判的标准；二是作家自身的伦理认知以及现代人道德观念的开放，以往违背伦理的行为而在当下变得“正常化”；三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介入，因民族文化与信仰观念的差异而形成伦理评判标准的多样；四是作家在目睹社会发展现状中书写社会现实，但出于个人原因与外在因素，只是揭露而不评判。如冯积岐小说中书写乡村社会非正常化的两性关系，作家不表达任何批判意向，写作目的是在于探讨人性的本真与人灵魂的私密复杂性。冯积岐在谈到这些伦理问题时，曾直言这源于他多年的乡村生活经验[28]与童年的家庭生活经历，[29]并坚持抛开道德去写被忽略的人性心理和情感等。但是，文学源于生活的同时，应高于现实生活，文学的审美性是不可忽略的，作家一味真实地表达个人经验，有意模糊道德界限，很难给读者带来审美感受，使作品的批判性大打折扣。贾平凹的《高老庄》中乡村人对子路的大小妻妾制持默认姿态与羡慕心理，《秦腔》中乡村社会对庆玉弃妻偷情行为的默认等，侧面说明现代伦理评判的标准日趋模糊与多元。另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倡导伦理与信仰的结合，把克制与忍耐、承受痛苦等视为一种美德，因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而致使伦理评判标准的不同。文学创作的个体化走向，作家集中对自我经验与个体情感的书写，从而使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评判标准变得宽泛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