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每当学生将其书稿给我并索序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他们在学校期间的点滴过往。袁飞于200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此后随我读完了硕士、博士，如今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他已由一个稚嫩的学子成长为一名有识的学者。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数年打磨，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也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见证他成长历程的老师，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翻开书稿，阅其篇目、论断及纪事，有关漕之兴废缘故，利弊得失之情事，都一一跃然纸上。虽难免仍有稚嫩之处，然字里行间都烙有他学海中苦读求索的印迹。袁飞本科学的是外语，也就是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硕士阶段成为他打基础的时期，且逢学制二年的改革，自然吃力且辛苦，但他硬是坚持了下来，并提交了一份有想法的学位论文。而且读书的煎熬非但没能吓退他求学的初衷，在毕业两年后，他又考回学校实现读博的愿望。

入学以后，袁飞已由先时对史学的盲目热情转为自觉的知识积累，他开始博览各种书籍，厚植基础，而确定有厚度的论文选题自然成为研究的第一步。我建议他从政治的角度关注漕运总督与漕政，关注政治过程。于是，一切与“漕”相关的问题都进入了袁飞的视野。清人有曰：“漕为天下之大政”,[1]“国家要务莫先漕政”[2]。也正因其重要，是统治者关注的国家大政，学界有关“漕”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这对一位功底不够坚实的新学来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他不仅需要站上巨人的肩膀，还要先去厘清有关“漕”的征收、兑运、交仓、官、船、运丁等相关制度以及运道、水势、气候等相关知识。但袁飞依然没有畏难，他抓住国家清史工程启动开放档案的机会，翻阅了几乎所有可能利用的档案，从漕运总督的奏折入手，条理他们在亲临漕运过程中由执政体验提炼出的各种政见，对漕运制度及其实践过程，包括国家政策的颁布过程、漕运总督和各级漕官乃至有漕八省地方官的执政过程、执政过程的偏差抑或问题所在，都作了资料排比。也就是说，袁飞的研究是从档案资料的梳理开始的，档案对照《实录》《会典》，以及《漕运全书》等官书构成研究的基础资料。而该书的特点还在于他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理路的自觉。作为是书的第一读者，我有这样几点感受。

其一，在资料爬梳过程中，袁飞发现，现有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手段、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视角都偏重于静态，属于一种平面静态的漕运史研究，没能将漕运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及不同时期、历任漕运总督的治理情况作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的讨论和阐述，更没有将漕运总督这一掌控“督理漕挽”“调度全漕”，与漕运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放置在漕运史的研究中。历史是由人去创造的，人的思想及其活动，无疑是决定历史走向最关键的因素。因此袁飞将研究定位为以漕运总督等执政官员为纵向线索，从对他们在任的执政思想与作为的分析入手，以动态与过程的研究作为观察问题的方式。围绕“漕运制度”与“治理实践”两个核心，将漕运制度的静态与漕运治理的动态相结合，在政治史的大视野下，将漕运的实施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来书写，将政治因素纳入漕运的技术性改造过程中来解读，从历史的变迁中找寻其中的问题与答案。在这一框架下，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官员等执政者的思想意识及其依赖的制度惯性（或可称之为路径依赖）最能直接的推动或者阻碍传统中国的社会变革。而由于漕运关涉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其治理的关注就不仅仅局限于漕运体系范围内，而是凡有具折资格的官员都可就其所见所闻向朝廷发议。由此，有漕八省的官员都介入到漕运治理的讨论中来，漕运治理也就成了一种“国家行为”。而该书通过对漕运制度及漕运治理过程的诸篇阐述，也将国家与各级政府的角色、官员的个人作用由源悉委，逐一抒实。由此构成该书的第一特色。

其二，在袁飞的研究中，突出强调了“漕政”的概念。认为清人将“漕”与“河”“盐”并列为“三大政”，统归入与国家财力和民力相关的户政，说明“漕政”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关军国大计，下涉国计民生。虽然漕运之名，或云始自春秋中期，[3]或称“自汉初用萧何计户转漕”[4]，但言“漕政”并频繁使用者，却始于元朝。[5]自元贯通运河，南粮北运成为国家解决京城粮食供应的主要渠道，随后的明清两朝依然建都于北京，依然是国家“财赋转输悉资漕运”,“漕运”便紧扼国家的经济命脉，所谓“三月不至则君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不可言者”[6]。“漕运关系国用”[7]，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而自明人陈子龙与清人魏源先后将有关漕政诸文选入《经世文编》，赋予漕粮运输以“经世”的意义，其深层次的含义，不仅加重了“漕政”承载的力度与价值，更是将“漕政”指向极其广泛的政府行政能力和社会参与上来。也就是说，在清朝前期，当众多的理学官员以经世致用为执政理念去行使手中的权力时，其所谓的诸“政”，已寓意着某些国计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实践过程。

“漕政”，从字面上理解，可以说是与“漕”相关的所有行政事务，它包括漕粮的征收、监兑、挽运、督押、领运，直到运抵通州交仓等诸多内容，而其中的每一项都有很强的规范性与技术性要求。其中挽运，也即“漕运”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所谓“兵民急需莫如漕运”。而如何保证漕运的顺畅，则成为漕运总督乃至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思考的常设议题。这其中不仅有面对水域气候及船舶等自然环境与技术设计改造的应对规划，还有人员调配与管理上的制度建设，如何使上述资源配置达到最大合理化，是一基本的前提要求。但最重要则是漕务管理中的人的问题。翻阅清代漕政的历史，不难发现，漕政管理中的制度完善过程与漕弊的累积互为表里，呈共同发展的状态，而“漕弊”不仅有官员、运弁等人的腐败问题，还有许多因“法久生弊”的不合理因素和制度缺漏，尤其是那些经久难除的盗卖漕粮、多收耗米、任意勒索、掺和糠土等隐形漕弊，解决起来不仅要考虑政治层面的国家利益，还需要顾及办漕之民、运弁旗丁、纤夫水手，乃至地方官员等方方面面的要求及生计问题。正如江苏巡抚尹继善所言：“凡民间完漕耗费，州县办漕需用，以及旗丁挽运用度。”“务期与漕务官民均有裨益，方可永远行之无弊。”[8]尽管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清代的漕运总督及相关的官员本着经世的抱负，对于漕政的管理一路摸索前行，不断地提出改革的主张及方案。在该书中，袁飞以漕运总督及有漕八省之督抚等官员，从除弊论、严法论、减废漕员论、恤丁济运论，以及海运论等诸项治漕政见中选其要而赅者，辩其宗旨，阐述其经世思想与主张，多有精切确当之语。

其三，该书以《嘉庆朝政治与漕运治理研究》命名，旨在探讨嘉庆一朝政治与改革困境之间的矛盾纠葛关系。事实上，漕运制度的建立与治理，经历康乾百余年的努力，至乾隆中期，无论是组织机构、典章制度还是人事安排上都达到最佳状态。然盛世过后，带走的不仅仅是繁华，还有过往的正常秩序，嘉庆朝继承的盛世余晖中逐渐显现出败絮其中的衰颓之势。袁飞认为，自乾隆晚期以降，漕运制度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弊端开始爆发，至嘉庆朝时开始陷入危机之中。而这一时期，传统中国在自身还没有做出大的改变且丝毫没有意识到需要改变之前，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嘉庆朝作为一个传统与变革的“交界点”，不但承担着使传统漕运制度得以继承和发展的重任，而且更要面对如何突破传统而又无法突破的两难境遇。

以往的研究，通常展限的是嘉庆帝良好的私德与懦弱的执政形象，而在袁飞书中，通过对嘉庆一朝治理漕运的努力和实践的考查，不仅充分表达了帝王至高权力与传统中国改革的内在阻力之间的关系，而且将嘉庆帝的帝王品格及其能力与努力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通过对嘉庆一朝漕运治理的集中研究，袁飞认为，嘉庆帝的改革虽不及其祖父雍正帝的铁腕来得凶猛剧烈，效果也不及雍正帝那般在短短十几年间便能立竿见影。但嘉庆帝能做的都做了，只是他面临的问题和困局亦非百年之前可比，中国的形势和世界的格局都在变，且后者的变化更是突飞猛进，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袁飞研究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勾勒出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去探索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制度障碍和人事困境。

“漕，天下之重务也。”漕政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项关乎国运的行政内容，其治理的历程不仅展现出制度变迁的轨迹，更承载着前人对改革与创新的追求与实践。清王朝在解决漕运困境上无法跳出旧制度来寻找新的解决之法。这是“转折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困境，无论是嘉庆帝还是那些以经世自勉的官员们都未能做出超越时代的改革努力，这是历史的悲剧。旧制度的突破就是如此艰难。而作为一次付出极大努力而最终失败的改革，反思与总结是发挥历史镜鉴价值的最重要环节，对此，该书可以成为一部教科书，将向时阙如之史事补遗展然，以此而裨漕运研究，也是出新而有益的一件事。

学术研究总是期待新资料的发掘，因为它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这就需要耐得住性子，持之以恒。而捕捉问题的敏锐、独立的思考，以及理性思辨与精准的论断，都还需要在不断的历练中培养，在不断追求中取得，愿与袁飞共勉。

刘凤云

2018年2月春节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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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世臣：《剔漕弊》，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46《户政二十一·漕运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

[2]《山东道试监察御史焦荣议陈漕政除弊酌利题本》,《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

[3]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4]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51，刘珝：《刘文和集·疏记·镇守千户所记》。

[5]参见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海漕府经历司记》卷12，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332页；郑元佑《侨吴集》卷10，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6]傅维鳞：《明书》卷69《志十三·河漕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

[7]《清圣祖实录》卷14，康熙四年二月壬辰。

[8]尹继善：《厘剔漕事疏》，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46《户政二十一·漕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