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的创新与不足

（一）本书的创新与拟突破的重点

首先，对于晋商研究而言，本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加深了晋商研究的理论深度。如前所述，学界以往的晋商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领域，这是由于晋商本身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著名的商人群体遗留下了丰富的史学发掘空间；同时晋商最主要的历史形象毕竟是商人，本身就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所以学者们往往受学术传统的影响，大多沿袭历史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对晋商进行研究。然而这种囿于狭义范畴的晋商研究明显体现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大多只停留在晋商历史现象的表面，缺乏对晋商兴衰的一些深层次原因的发掘。在本书看来，晋商虽然表面上看是商人无疑，但是从他们主营的商业形式来看，基本都是君主政治支持下的特权行业；从晋商兴衰的历史过程来看，他们与明清时代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从晋商的社会身份来看，其中的大商人几乎都具有“官商”的身份，长期亦官亦商。因此晋商与中国古代其他商人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身上的政治色彩一向被其固有的商人形象所掩盖，也一向被后世的研究者所忽视。鉴于此，本书并没有局限于“商”的概念，而是独创性地采用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权力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政府—市场理论、国家—社会理论、新制度主义等理论，并将其置于中国古代王权主义社会的宏观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结构之中加以研究，通过系统分析晋商对国家政策的利用、特权身份的获得、与官僚的来往、家族科举，以及在国际市场中扮演的角色等内容，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深度阐释晋商与明清君主政治的关系，集中论证了皇权专制政治对塑造晋商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商人集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其次，在部分研究结论方面，本书也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一，通过对晋商背后政商结合的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和剖析，深入论证了晋商对于维护、支持、巩固明清君主政治的重要意义，突出地展现了晋商的封建性与政治性的特征，揭示了晋商作为权贵政治商帮的历史形象。这是本书与以往的晋商研究偏重在商言商的传统观点最大的不同之处。第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商关系进行了理论整合，从中国传统社会中通行的各项抑商制度与文化入手，结合晋商与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国传统依附型政商关系的一般模式、构成要素、发展变迁，建构依附型政商关系的理论模型。第三，站在商人阶层的角度，探讨明清商人对儒家文化的利用和阐发，以及商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本书认为明代之后逐渐兴起的儒商文化也是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成分之一，它真正实现了传统儒家伦理与商业文明的创造性结合，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晋商正是儒商文化的优秀代表。这对于以往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研究中只重视“儒”的习惯思维也是一种创新。第四，本书注重发掘历史资源的现代价值，中国当代政商关系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正是来自于君主政治时代依附型政商关系的历史残留。本书以晋商的兴衰历程及其与明清国家的关系作为参照系，为今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彻底摒弃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政治投机等乱象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借鉴。这对于既有中国政商关系的研究中偏重于实证研究或借鉴西方政府市场相关理论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二）困难与不足

本书的一大研究理念在于史论结合、关照现实，这也是笔者在创作过程中力图实现的一个总体目标。本书的研究涉及中国古代的抑商制度与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与王权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明清王朝的宏观政治制度环境、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以及对今后中国政商关系的展望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多个学科，又有诸多研究课题是处于交叉学科中，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工作量相当繁巨，对笔者的理论功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从浩繁的史料与前人的研究中归纳和整理出适用于本书的有效成分，并建构起系统的研究框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挑战。本书尽管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部分结论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然而碍于笔者自身科研能力、知识储备、理论功底等方面尚有欠缺，因此仍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缺憾和不够完善之处。

首先，晋商本身是一个相当庞杂的历史概念，本书无力做到面面俱到地对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详细考察，只可能尽量把握晋商发展的主流，集中选取晋商主营的相关商业形式以及影响力较大的商人进行研究并大致梳理其在明清两代的发展脉络。然而这种研究方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晋商兴衰历程的概貌，难以系统呈现出晋商每一阶段具体的发展形态，对历史细节的分析考证难免会有所疏漏。同时，本书试图跳出传统的晋商研究中偏重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思维框架，转而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侧重于分析明清时代国家政治因素对晋商的影响。然而晋商毕竟属于商人，他们身上承载的经济属性仍然多于政治属性，诚然君主政治对晋商的兴衰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只是推动晋商发展的一个方面而远非全部，晋商的成功与他们的商业才能、经营理念、商业文化等因素是分不开的。晋商作为明清时代的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兴衰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中的地理、社会、人文、经济等因素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本书对这些除政治之外相关因素的发掘尚有一定的欠缺。

其次，本书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的另一大难点就在于如何将依附型政商关系的研究与晋商的发展整合在一起，这是本书的一大创新之处，同时也是一大挑战。由于以往学术界很少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并采用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对晋商进行系统的研究，而晋商又是一个偏重于经济方面的概念，本书选取政商关系这一最能直接反映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力图将晋商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内。然而政商关系同样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理论集合，它是一种多层次复合型的关系结构，是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官员与商人等诸多因素相互关联互动的综合反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研究需要将之置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理论体系中，更是需要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理论积淀，这对笔者的知识储备是一大考验。

最后，本书认为依附型政商关系是中国古代王朝通行的抑商制度与文化塑造下的产物。然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抑商的制度安排在历代王朝中的具体特征和形式都不尽相同，甚至在同一王朝中的不同时期也有很大区别。也有一些具体的抑制私营商业的制度在历史上褒贬不一，比如禁榷专营、平准均输这两项官营工商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历来争议颇大，难做定论。本书无力对历代王朝的每一项具体的抑商制度和政策分别进行研究，只能够在对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选取历代王朝最具特色的抑商制度，以及思想家们最有代表性的关于商业与政治方面的认识，试图构建一种整体性的认识结构。同时，对抑商制度和文化的研究也涉及对中国古代社会应做出何种定性的问题，这一论题自古以来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远非本书所能尽述。此外，本书立足于王权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特征，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论域的其他理论的涉足仍有欠缺，这仍是本书的一点不足之处。

总而言之，一部粗浅的著作并不意味着一项研究的终结，它更是笔者未来科研道路的新起点，特别是本书中的那些在理论上、史料上有所疏漏与研究不够深入的地方更是鞭策笔者今后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与知识积累的动力。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笔者将继续致力于深入研究和发掘有关晋商与政商关系的相关内容，力争弥补本书中的各种缺憾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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