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明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两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王朝，它们前后相继，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全盛阶段。然而明清时代的中国终究没有摆脱皇权专制的桎梏，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在这两大王朝统治中国之时，地球另一端的西方世界逐渐从黑暗蒙昧的中世纪走出，社会变迁日新月异，出现了崭新的工业文明、近代科学以及民主政治的曙光。对于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东方古国而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悄然到来，东西世界各自“光荣而独立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两大文明的交流与碰撞已经不可避免，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与近代化的滚滚大潮中。追溯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乔治·马戛尔尼率团首次以英国官方使节的身份访华，欲通过谈判来打开中国市场，可惜乾隆皇帝几乎一口拒绝其一切合理要求，坐失与近现代西方文明对接的绝佳时机。到了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能量已濒临枯竭，民族危亡日渐加剧，君主政治的合法性基本崩溃，当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终于决定对国家体制进行变革时却已为时过晚，辛亥年武昌城下的点点枪声很快就在全国燃起了革命的燎原烈火，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就此结束。

本书的主人公——晋商，就是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早自春秋战国时期伊始，三晋人民善于经商的记录就屡见于史册，而广为后人所知的晋商则是指崛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他们之中既有“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素封之家，也有栉风沐雨，游走于寻常巷陌的小商小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尚属农耕时代的明清五百余年间，成千上万的山西商人从封闭的黄土高原走出，他们开拓创业、驰骋南北、远涉海外，既创造了辉煌的商业奇迹，也惠及了国家和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晋商由于长期在中国商界独领风骚，不仅在明清时期就已广为世人所知，即使在其光芒日渐消退之后依然为后人所关注。时至今日，山西省内，乃至全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存有大量晋商曾经置业生活、从事经营、兴办教育、诰授封典等方面的遗迹，民间社会也流传着许多晋商当年的传说和故事，这些都在诉说着他们已经远去的辉煌。尽管晋商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已经渐行渐远，然而他们并没有就此彻底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晋商的研究大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对于晋商这一商帮整体发展历程的考证及其兴衰缘由的探讨始终是一大热点议题。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晋商作为中国传统商人阶层中的一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经济史或社会史领域的概念，学者们大多沿袭着史学、经济学、人类学、制度分析等理论路径，总结了晋商兴衰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人文因素、制度逻辑等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些研究者也曾对晋商与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集中于晋商在经营过程中的政策导向、捐买官衔和参加科举的情况，以及晋商与封建官僚仕宦互相结托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研究既有宏观概论，也有阐微索隐，无疑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然而我们如果仅从以上研究视角来看，则无法充分解释晋商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悖论与谜题。比如山西自古以来一向资源禀赋优越、地理位置重要，但是山西商帮为何到了明代之后方才异军突起；商人阶层在四民等级秩序森严的中国古代王朝中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但是晋商又是如何在国家一贯的重农抑商的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之下实现近五百年商业的持续繁荣；晋商地处愚昧闭塞、经济水平低下的内陆黄土高原地区，但是他们又是如何能够超越经济发达的江南以及沿海地区的商人，雄踞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晚清以来国乱岁凶、社会凋敝，但山西票号又是如何在衰世之中实现了不可思议的逆势增长，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尝试转换研究思路，打破传统晋商研究中偏重史学和经济学的固有思维，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晋商置于明清君主政治，乃至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的宏观视域下，并对其背后政商关系的因素进行深入发掘，以上疑惑或可迎刃而解。

以一个整体性的地域型商帮而言，晋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明代初期。他们凭借背靠晋北几大边防重镇与坐拥晋南河东盐池的巨大地利优势，在明洪武、永乐年间政府以盐引换军需的边防政策——“开中制”的推动下迅速崛起并形成规模。明代中叶之后，晋商在大量垄断官盐贸易的同时又逐渐独占了北部边镇地区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封贡互市”，由主营盐业、粮食贸易转变成了经营百货行销贩运的跨地域商业集团。

明清之际政局剧烈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山西也不免战火的荡涤，几乎给晋商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山西商人丧命于战争之中，其财富随之灰飞烟灭。尽管时局不济，但仍有不少经营边贸的山西商人凭借过人的战略眼光，将筹码押在了声势日盛的关外满族政权身上，他们早在满人立国之前就与之互通有无、输送情报，为清廷入主中原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清王朝立国之后，晋商中有八大家族因功被封为皇商，他们携皇家内府之权柄，北上蒙古随军行商，东渡日本贩运洋铜，成为显赫一时的地方政商豪族。清代中叶以降，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商路的广泛开拓，晋商藉清政府赐予的种种市场特权和便利，极大地拓展了经营版图。他们手持清廷对蒙、俄贸易特别签发的“部票”，将商业触角遍布辽阔的蒙古草原，建起了一条横跨亚欧大陆，北至俄罗斯，南抵武夷山的漫漫“茶叶之路”，创造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商业奇迹。

鸦片战争之后，晋商依靠独创性的票号事业承揽了全国税银、军饷和对外赔款之类官银的经营存兑业务，几乎是以民间商人的身份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国家财政的职能。然而好景不长，在历史大变局之际，晋商无力扭转急剧衰败的政局，亦无力重整日益分崩离析的社会，他们在腐朽的清王朝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逐渐走向没落。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势衰微，社会残破，晋商依然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们依靠着最原始的运输工具，固守着农业社会的一整套落伍的规则和理念，在封建政权的背叛之下仅凭一己之力与西方列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惨烈的搏杀。追念及之，可歌可泣。可以说晋商几乎做到了中国传统时代的商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最终败给的是历史前进的大势所趋，辛亥革命之后，晋商与专制王朝一并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了。

晋商在不断谋求开拓市场的同时也尤重家族政治势力的经营，构筑政治保护伞，更好地为其商贸经营事业保驾护航。从明代中叶开始，山西盐商集团就凭借雄厚的财力和日益强大的社会实力不断推动政府改革科举制度，使其子弟后辈得以凭借“商籍”的名义附籍于行盐经商的省份参与科考。在其常年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之下，嘉靖、万历年间，晋商中出现了横跨政商两界，对当时山西一省乃至全国政局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王崇古和张四维两大官商巨族。到了清代，由于政府给予商人及其后代参加科举的政策条件更为优惠，以及逐渐开放了对有产者纳资拜爵的各种限制，晋商由此全面向官场渗透，他们将捐买官衔与业儒仕进结合起来，积极构筑一种政商联袂的格局。清末山西富商云集的晋中地区，许多商人的宅院门墙上都挂有“大夫第”“武德第”一类彰显官员身份的牌匾，而广为后世所知的祁县乔家、榆次常家等晋商大族则更是持续数代人商、学、仕三者并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商家族。

在政治权力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长久以来受到重农抑商、崇士贬商等制度和文化的压制，商业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与政府平等对话的地位，因此依附型政商关系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商关系的主流。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商人为了尽可能多地盈利，以及提高自己与家族的社会地位，往往会选择依附皇权、投靠政府、勾结官吏等正常商业经营之外的手段，那些豪商大贾则更是视政治投资尤重于经济投资，极力寻求政商结合。晋商在皇权专制达至极盛的明清时代，却能一直保持旺盛的商业生命并称雄商界长达数百年之久，除其自身过人的商业才能与先进的商业文化之外，更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将政商结合拓展到了极致，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出了依附型政商关系的全部特征。晋商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依附君主政治，善于同官府结交并有着深刻的政策解读能力，能够把握最敏锐的政治信号进行政治投机，同时重视培养家族中人参与政治，构筑以权保商、以官护商的政商一体化商业格局，从而巩固既得利益。晋商最后衰落的一大原因仍在于他们与专制王朝的结合过于紧密，从而丧失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和转型发展的能力，最终充当了君主政治的牺牲品。

进一步来说，晋商尽管是商人阶层中的一员，身处四民之末，他们也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或慷慨解囊支持财政，或广施义举造福一方，或商学并重倾心文教，以商人特有的方式为明清王朝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晋商同样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规训下的产物，他们有着与儒家士大夫类似的政治与道德追求，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传统政治文化的走向与中国某些地区具体的地域文化。然而晋商最终仍未突破，也不可能突破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格局，他们始终是皇权治下的忠臣顺民，只求分享权力而从不争取权利，没有产生阶级觉醒的思想自觉，无法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如果我们将目光置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晋商参与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在把中华文明推向传统农业文明的世界巅峰的过程中贡献了极为重要的力量。因此，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晋商群体展开研究，并以中国古代社会依附型政商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便成为本书逻辑理路建构的目标与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