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资料梳理
太平天国史料浩如烟海，仅基本史料就多达数千万字，有学者断言已经见底。但对既有史料的实际运用情况还远远不够，目前仍有不少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研读。另一方面，因太平天国自身文献被清政府毁禁，记太平天国时期史事的文献多为清方档案和时人日记、笔记。相当数量的清方档案已系统刊印，而时人笔记、日记分散广、数量大，查找困难，此类史料有不少因未刊或稀见而湮没无闻，有进一步发掘的可能。再者，相对于某一具体课题，研究者往往面临相关资料量多繁杂和直接资料短缺零散的困扰，无的放矢，研究源流不成体系。现将本研究的核心资料做一梳理和说明，以备系统利用。
一 未刊稀见史料
近年，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陆续整理、校核馆藏文献1200余万字，其中不少为尚未公开问世的珍贵资料。像苏州文士潘钟瑞有详记太平天国时期苏州事的“三部曲”：《苏台麋鹿记》《庚申噩梦记》和《胥台麋鹿记》。其中《苏台麋鹿记》2卷和《庚申噩梦记》2卷收入作者的《香禅精舍集》，[197]《苏台麋鹿记》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著录多为人知，[198]《庚申噩梦记》流传极少，《胥台麋鹿记》现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抄本，学界对其几无利用。三种资料虽同记苏州，《苏台麋鹿记》记太平军治理苏州情形尤详，《庚申噩梦记》记作者140日民间流亡所得见闻琐事，《胥台麋鹿记》则夹叙夹议，兼顾两类。又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佚名著《避兵日记》抄本，记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太仓事甚详；晦农录《再生日记》抄本，记咸丰十年太平军一破杭州事甚详；归庆柟著《让斋诗稿》据南京图书馆藏稿本抄录，其中咸丰十年诗作涉及太平军事较多。另外，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还保存有大量吴煦档案，1983年陆续出版《吴煦档案选编》7辑，200余万字，[199]实际只有馆藏档案总数的1/5，剩余档案的主体部分有待整理和利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是太平天国研究的重镇，馆藏未刊、稀见史料需进一步发掘和解读，这些资料将是今后拓展和深化研究的重要倚仗。
本项研究以区域社会为核心，部分珍贵资料典藏于地方院校和图书文化机构。如集中记太平天国时期吴江事的史料，除已出版的《柳兆薰日记》《庚癸纪略》（《吴江庚辛纪事》），在苏州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吴江黄熙龄日记》稿本一册，在上海图书馆还藏有震泽文士范其骏所撰《庚申禊湖被难日记》稿本一册，详记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破黎里镇事。其他如苏州大学图书馆藏记常州事的张绍良《蒙难琐言》，常熟图书馆藏记常熟事的《贼匪略钞本》，南京图书馆藏记常熟事的陆筠著《海角悲声》，桐乡市图书馆藏记桐乡事的皇甫元塏之《寇难纪略》，这些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地方区域史的珍贵资料。另手抄有记咸丰十年太平军破杭州事甚详的《记事珠：咸丰庚申年坿辛酉日记》，抄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金长福《癸亥日记》一册，该书叙作者逃难见闻，多诗作抒怀纪实。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有数种珍贵太平天国文献。金念劬《避兵十日记》记庚申年（1860）四月初一至初十日沿途避难见闻，控诉清朝溃兵、团练军纪之坏，从敌对阵营口中发出的另类声音，有助于后人理性拿捏社会经济破坏的责任认定；彭鸿年《中兴名将传略》收录48名镇压太平军的清军将领画像，并附小传，又有“湘军平定粤匪图”14幅；安徽歙县人许静夫的《断铁集》2卷也有记太平天国时事的诗作。还有一些资料虽曾刻印出版，或被汇编收录，但流行不广、利用率不高，像南京图书馆藏丁日昌编《江南昭忠录》96卷；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江忠义录》5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十一年（1872）刻印的《江南铁泪图》，是记太平天国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图像资料，该书已在1974年为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六年（1867）刻本的《浙江忠义录》，该书在1970年为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之《义乌兵事纪略》，记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据义乌县城事，该书为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收录；[200]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王德森《岁寒文稿》8卷为民国十七年（1928）王氏市隐庐刻本，其中卷3“先世遗闻”记其父王兆仪被太平军俘虏事，是了解太平天国前后昆山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1880）钱塘刻本之张光烈著《辛酉记》，痛诉其母遇害事，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收录；[201]国家图书馆藏包祖清辑《义民包立身事略》之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该文献也已被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收录；[202]国家图书馆藏同治二年（1863）同善局版《洪杨祁门纪变录》，记战时祁门死难者事迹，该书已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编《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收入；[203]谢国桢先生收藏有苏州文管会潘圣一手抄的陈孚益《余生记略》，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的一种出版，该书记太平军克苏州前后38日陈孚益亲历之事，对清军军纪败坏和太平军安民建政多有议论，但学界关注不多；符葆森《咸丰三年避寇日记》记扬州一带事，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清代稿钞本》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抄本著录；[204]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江西忠义录》12卷，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编《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收入。[205]还有一些稀见资料被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大型资料集成，因这些资料规模庞大，流通不广，所录部分资料仍视作稀见史料。
《上海新报》是太平天国时期（1861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第一家商业中文报纸，其中诸多信息与太平天国有关，上海图书馆保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990年影印出版。[206]1964年，上海图书馆编写《〈上海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为利用《上海新报》研究太平天国提供了便利，但该文献是内部参考资料，未正式出版，利用不多。
有两种稀见史料需要提及。一是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太平天国稀见史料三种》上下卷，收录苏州市图书馆珍藏周腾虎的《餐芍花馆日记》和《秣营琐记》、徐僖的《雪烦山房日记》，所记诸事时间跨度长、地域广，于战争进程及胜负多有反映，对清方阵营的情况记载尤详。但系手稿，字迹潦草凌乱，涉及内容庞杂，又不系统，乃断续之作，本书并未对其重点利用，尚待日后校勘辨正。[207]另一种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国家图书馆原藏《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秘件》，此书为咸丰谕令集和咸丰年间人物传记，“清咸丰年间人物传记”收录了部分“士绅”“烈女”“义士”的生平事迹。[208]
历史学的发展与新史料的发现密不可分，太平天国史研究虽是一门成熟学科，但因太平天国对当世和后世影响深远，相关文献记载繁杂，新史料的发现仍有可能。像《钦定制度则例汇编》《钦命记题记》《钦定功劳簿章程》《会议辑略》《天父圣旨》（卷一卷二）等太平天国官书文献仍未发现，还有大量文书散落民间。[209]再就时人记述来讲，涉及太平天国时事的文献数不胜数，像某些史料索引提及的新阳王晋焘所作《被兵杂咏》、记苏州事的《虎窑谰言》、记镇江事的《润州五日记》、记湖北黄梅事的《醒睡录续集》、记杭州事的《劫余纪事诗》、记遂安事的《遂安历劫记》、姚承舆《杭湖防堵纪略》、三惜道人《伤往杂咏》、王文镕《刀下余生集》、楮圣恩《御寇始末记》等，迄今未能找到。
二 笔记日记
本书立足民间，关注地方社会，所以尤重当时当事人记当世当地事的第一手资料。尽管清方档案对地方社会亦有相当程度的关注，清朝官员奏报亦有提及，但仍不及直接、集中阐述时人见闻琐事的笔记日记等资料丰富全面。集中记太平天国时期事的时人著述，比较系统出版的有：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6册，共收录清人笔记、日记资料52种；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8册，共收录清人专著、自述、记事、日记、文书资料68种；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6册共收录前两书中没有的专著、记事、文书、诗歌资料65种；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收录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第2册上和下收录李滨的《中兴别记》；金毓黻、田余庆编《太平天国史料》收录清方文书182件、探报12件、笔记资料5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收录笔记、碑刻资料36种；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收录15种笔记史料；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41—46册收录与太平天国有关的笔记、野史资料84种；《近代史资料》专刊《太平天国资料》收录一般记载19种。还有部分散见资料附于文章发表，如杭州林颖山据参加太平军亲身经历，在同治十三年（1874）以回忆录的形式著《蒙难纪略》一册，对太平天国在杭州、苏州等地事记述颇详，该书内容由邹身城整理发表；[210]章型《烟尘纪略》记太平军在江阴事，由董竞整理发表在《太平天国史论考》一书中。[211]
可见这一类型的资料十分庞杂，而实际与“民变”有关的内容分布却颇为零散，所以在研究中重视使用集中记述某地域史事的核心资料，如沈梓《避寇日记》记嘉兴事甚详；龚又村《自怡日记》和佚名《庚申（甲）避难日记》记常熟昭文事甚详；《柳兆薰日记》记吴江事甚详；佚名《平贼纪略》主记无锡金匮事；姚济《小沧桑记》主记松江事；佚名《避兵日记》主记太仓事；皇甫元塏《寇难纪略》记桐乡事；海宁冯氏《花溪日记》记海宁、海盐事；王彝寿《越难志》和吴燮恺《劫难备录》记绍兴事，等等。“民变”属于地方社会现象，在传统时代，时人会有关注和记载，酿成大案或较典型者也会由地方官员奏报朝廷，由是在实录、上谕、奏折和文人笔记、日记中常有反映。但太平天国官方档案文书大部被毁，现存太平官书很少著录地方社会问题，因此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只能在时人著述中管窥一斑。文人笔记、日记，特别是当时当事人记当世当地事的第一手史料，成为本书的核心和基本资料。
三 地方史志
方志是地方社会研究的重要资料。省、府、县、乡镇志几乎均有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大事记”“纪兵”“兵事”“武备志”等部分，在“人物”“风俗”“忠孝”“烈女”等相关条目中也有记载。而在既往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学界对方志的利用明显不足。太平天国主战区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其中江南地区又是太平军活动的中心区域。两套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212]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213]收录的清代和民国时期所编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杭州、嘉兴、湖州、江宁、宁波、绍兴九府一州相关方志，均在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一翻检。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方志电子文献也是本书利用的重要方志阅览工具。
四 官书档案
清朝官书档案对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几无反映，但对太平天国前夕的某些民变大案有所记载，可以作为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的比对，并作为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发生的背景解读。此外，清方档案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社会状态均有官方话语体系的描述，需重视。然因官员有虚报、浮报、瞒报之嫌，对此类史料应甄别使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太平天国时期的相关档案史料——“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剿捕档”，特别是26册本《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14]目前学界利用较少，研究价值较大。但《镇压档》汇编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是选录档案前后不均，前19册记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六年（1856）7年事，咸丰七年（1857）至同治四年（1865）9年事却仅汇编为7册档案。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未刊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其中第1辑、第5辑与太平天国有关；[2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杭州市档案局合编《杭州太平天国档案史料选编》影印与杭州史事有关的清方档案215件。[216]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全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清文宗实录》（《清实录》第40—44册，中华书局1986—1987年影印本）、《清穆宗实录》（《清实录》第45—51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钦定剿平粤匪方略》[217]《曾国藩全集》（全3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李鸿章全集》（全3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左宗棠全集》（全15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吴煦档案》等也是重要档案资料。另外，《两江采访忠义传录》《江南昭忠录》《浙江忠义录》《江西忠义录》等都收录有众多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死难者的姓名和事迹。
太平天国官书对地方社会问题的记载较少，但可以此研究太平天国典章制度，亦可追溯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政策源流。太平天国官书大多收录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2册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1—2册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3册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收录了大量太平天国文书。
在研究太平军与民众关系时，应重视被俘太平军将士的自述、口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3册附录中列有36种口述资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收有李开芳、林凤祥供词，以及京城巡防处审问太平军供词17件；太平军“兵册”“馆衙名册”和“家册”也是研究太平天国基层社会的重要档案，其中记录有民众参加太平军的个人资料。[218]
五 外人记载
有许多外国人亲见亲闻的记录值得重视，如法国人加勒利（Joseph M.Callery）和伊凡（M.Yvan）所著《中国叛乱史》、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所著《中国人和他们的叛乱》、白伦（Lindesay Brine）著《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布莱基斯顿（Thomas Wright Blakiston）著《江行五月》、珍妮·埃德金斯（Jane R.Edkins）的《中国风土和民情》等。
美国人克拉克（Prescott Clarke）和澳大利亚人格利戈里（J.S.Gregory）合编的《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美国人梅谷（Franz Michael）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天国叛乱：历史与文献》、英国人奥迈拉（J.J.O’Meara）等人合编《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32卷都是研究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汇编。[219]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1850—1866）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英文报刊资料；[22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有《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太平天国时期曾经到达中国的日本人留下了不少有关太平天国见闻的书刊，从19世纪50年代日本船“荣力丸”上的漂流民，到1862年德川幕府派出的官方商船“千岁丸”和1864年“健顺丸”上的乘员们，他们的航行记录均谈到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情况。王晓秋利用这些资料撰《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一文，同时也介绍了大量研究太平天国的日文史料，像《荣力丸漂流记谈》[新村出编《海表丛书》卷3（京都：更生閣，1928年）]、《游清五录》[收入《高杉晋作史料》（東京：マツノ書店，2002年）]、《黄浦志·见闻书》（新村出编注《元治元年に於ける幕吏の上海視察記》，《商業と經濟》1925年2月）等。《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收录出版了9种“千岁丸”号日本人航行记录的中译本。[221]这些日方记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太平军地方政略实行、太平军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某些情况。
六 田野调查
现有大量太平天国时期的遗迹遗物存世。如常熟碑刻博物馆藏《报恩牌坊碑》实物，此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存拓本一副；现藏苏州博物馆的3块太平天国时期苏州妇女死难碑石，记录下太平军破苏州前后妇女的悲惨命运；苏州碑刻博物馆保存的一些拓片，如褚成绩《悯烈碑记》、冯桂芬《移建昭忠祠记》，亦载战时死难者事迹。太平天国颁发的田凭、完粮执照、易知由单、凭照等，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藏有大量实物。太平天国时期的园林、壁画也是宝贵的艺术文化珍品。
通过歌谣也可透视当时的社会状况。部分歌谣流传至今，现在诸暨包村一带还流传着“一副长毛相，迟早要杀头”“吃的油，穿的绸，赶到包村去杀头”的民谣。不少地区的老百姓还常戏谑那些头发太长却不肯理发的人为“长毛贼”。再如常熟图书馆藏《贼匪略钞本》记有“长毛一到，告化（乞丐）手拿元宝，穷人穿皮袄，财主人殓蒲包，谁叫长毛不好”民谣一则；记海宁、海盐事的《花溪日记》也记有“黄（万）金家财殓蒲包，穷人手里捏元宝，长毛哂哂笑”的时谚；[222]《避兵日记》记太仓百姓中流传歌谣“贫人着布袄，富人着皮袄，教（叫）花子手里拿元宝”；[223]杭州临安县也有“乌鸦叫，长毛到，讨饭佬，穿皮袍，有钱人家活倒灶”的类似歌谣。[224]四则歌谣分别反映了太平天国时期常熟、海宁、太仓、杭州四地民情，经实地调研，现今仍有部分老人知道这一歌谣，虽个别字眼相异，但大致出自一个版本。或可推断这些歌谣同源，在当时苏南、浙西一带广为流传，可见当时老百姓对太平军的到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2010年夏秋，笔者随同刘平教授前往浙江诸暨包村实地调研包立身团练事件，考察包村地形地貌，采访包村及周边历史之口述资料，发现了4块《包村忠义祠碑》，复制《包村义团记》《包村纪略》《诸暨民报》等多种资料，并收集到包括《暨阳东安包氏宗谱》《诸暨阮市包氏宗谱》《暨阳义安李氏宗谱》《暨阳沙溪王氏宗谱》《暨阳善溪何氏宗谱》在内的35种谱牒资料。族谱资料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类重要史料，在扩充和深化研究中有待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