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史著中的胡适新诗与形象

文学史撰写是一种权力体现，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谁赋予你写作文学史的权利？你凭什么写作文学史？你编撰文学史的立场、目的何在？编撰的原则是什么？写谁不写谁、如何写如何定位？这些问题关涉最终成形的文学史著作的面目，关涉叙述的可靠性，更关涉历史上那些作家作品的命运。无疑，文学史著作就是一种解读，一种阅读接受，是研究新诗传播接受最重要的维度之一。晚清学界从西方引进学科概念，始有真正的文学史著问世。进入民国，文学史编修渐呈百花竞放之势。由于那时的“新文学”还是一个正在发生和延展的文学现实，置身其中的文学史书写者，虽然大多只在书的末章简单涉及“新文学”，却多了一份亲历性，叙述也常有一种现场感，而且那时的文学史大都是个人纂修本，更见主观与真切。因此，各种民国文学史著对方兴未艾的新诗的叙述，对胡适作为新诗人形象的描述与构建，呈现出多种面相，耐人寻味。新中国成立后治史之风急遽变化，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化达到极端，并且出现集体编著文学史的热潮。述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型话语生产的重要环节。胡适新诗的文学史形象开始被单一化、雷同化地反向言说，诗人形象也发生剧烈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学史编纂日渐回归学术立场，重返“五四”启蒙现场，在文化启蒙逻辑里评说早期新诗的功过，在新旧诗歌转型的语境里评估新诗成就，成为述史时尚，胡适新诗及诗人形象也似乎开始被那个时代的光辉重新照亮。

本节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来的71部文学史著作（其中民国文学史51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15部，新时期文学史5部），[24]围绕新诗首创之功和中西血脉这两大问题，揭示胡适新诗及其形象在文学史著中的流变。

一 新诗首创之功的叙述与形象塑造

（一）

胡适在《尝试集》初版《尝试篇》中，以“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25]抒发自己在白话新诗上大胆实验、开风气之先的意气；到了《再版自序》，他不顾“戏台里喝彩”的尴尬，用自己满意的诗作印证自己的新诗观，标榜自己“尝试”的业绩；待到《四版自序》，他已经开始强调社会对他这种“开风气的尝试”的认可了。民国文学史著大多认同胡适的这些自我叙述，肯定其在白话新诗上居有首创之功。我们所考察的涉及新文学的51部民国文学史著中，提到胡适新诗创作的有46部，其中，肯定胡适首创之功的有40部，否定者2部。这个时期的文学史著对胡适白话新诗的评价，大多是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上历史地定位其创新性。晚清视野的存在，是它们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的一个重要区别。

民国文学史著对胡适新诗首创之功予以积极肯定的，以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为代表。他们强调胡适“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26]，具有“先驱者的精神”[27]，其对白话和新诗的“功绩是不可淹没的”[28]，“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新纪元”[29]，并认可《尝试集》“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30]。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年版）、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武汉大学图书馆复制本1931年版）、许啸天的《中国文学史解题》（群学社1932年版）、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杨之华的《文艺论丛》（太平书局1944年版）、余锡森的《中国文学源流纂要》（培正中学国文科1948年版）。特别是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该著对新文艺园地中的“语体作文”评价颇高，并认为“语体作文”“自然应该感谢胡适”，古代白话的作品虽多，但都“未曾作有意的运动”，“所以胡适的功绩是不可淹没的”[31]。这部著作在民国相当普及，1931年发行到10版，1936年到19版，并被列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指定的参考书。[32]可见，胡适新诗具首创之功的观点为大多数论者所接受。

另一类民国文学史著在对胡适诗歌首创之功进行积极肯定的同时，对其文学价值持保留态度，以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海音书局1929年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为代表。他们或认为胡适诗歌的文学价值“一时颇难断定”[33]，或认为其诗“技术非常幼稚”[34]，所作“未臻于成熟”[35]。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广州北新书局1936年版）、宋云彬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文化供应社1945年版）等。但是，它们对胡适新诗审美性的否定，是以肯定胡适作为新诗尝试者的首创之功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多数民国文学史著认可的是：“《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36]比如，谭正璧虽然在文学审美价值层面上否定胡适，但也毫不犹豫地肯定其“大胆的尝试精神”“远见的精到眼光”，认为其功绩并未因其作“在新体诗中技术非常幼稚而便被掩埋”[37]。特别如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这位北平海音社成员的文学史著，虽然缺少科学性，过于主观褊狭，未能以史家身份对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将整本《尝试集》评价为“只有提倡诗的价值，没有作品上的价值”[38]，但仍然肯定胡适倡导、实验新诗的首创之功。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将胡适视为“‘形式主义者’的‘白话文提倡者’”，虽然贬低之意非常明显，但他继而补充道：“然而，即此也有他的历史的价值和功绩。”[39]值得一提的是，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40]，在论述胡适及新诗时，王著提出：“最早作白话诗的，要推胡适，民国初年，新文学革命运动未发动以前，他已在尝试着作白话诗（见《尝试集·自序》）。然而最早正式提倡新诗的，当推刘半农，他在民国六年七月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很有些具体的主张。”[41]王著特别从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阐释新诗的首创之功，虽然其对《尝试集》的审美价值持保留态度，认为胡适因才情不近乎诗的缘故而使其作“并不能令人满意”[42]，但是，胡适“在新诗坛上实地试验，为提倡新诗的急先锋，其功绩不可谓不大”[43]。看来，无论是何种立场的文学史著者，都无法小觑胡适于新诗首创者的历史地位。

当然，也有少数民国文学史著否定胡适首创之功，以凌独见[44]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为代表。凌独见从创作时间上否定胡适乃“新体诗的鼻祖”，称《新青年》上所刊胡适的《朋友》《他》《江上》这类诗，在民国三年就见过，[45]并列举《骂狗》《无题》《吟雪》等几首作为例证。他还引自己所做的《狂风》《城站酒家》两诗，说明“我在民国四年，也做过白话诗，只是卑劣得很”[46]。贺凯的著作被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国现代文学”[47]的文学史著。他将胡适定位于“资产阶级代言人”[48]，将其“尝试”理解为“缩头缩脑没勇气的表现，一遇打击，就退回去了”[49]，从而否定其首创之功。

无论民国文学史书写者身处何种阵营，受到何种思想影响，其主流态度是对胡适的首创之功予以肯定。究其原因，民国文学史在晚清“诗界革命”的视阈中，注重历史的连续性，他们将黄遵宪等人所倡“诗界革命”作为新诗发生不可或缺的一个起点。比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朱星元的《中国近代诗学之过渡朝代论略》（无锡锡成印刷公司1930年版）、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开明书店1935年版）、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等，他们都认为胡适“先驱者”的“提倡之功”是经过了“二三十年之久”的“酝酿”所致[50]，谭嗣同、梁启超所倡“新文体”“诗界革命”“为后来文学革命建立了一个根基”[51]。朱星元、张长弓甚至将“诗界革命”视为“文学革命”的“萌芽”、“今之诗学之过渡时代”[52]、“启新的肇始”[53]。由于这种晚清视野的存在，他们能够站在从旧向新的转变这个角度来看待胡适新诗变革在文体方面给传统带来的巨大冲击。胡适本人、冯沅君、朱自清、王哲甫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更本质地看到“诗界革命”与新诗的区别。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积极肯定了黄遵宪“用旧风格写极浅近的新意思”的“新诗”[54]，但他进一步强调“文学革命”与之前的革命的区别在于，只有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将“古文的权威”视作“死文学”，与以前白话运动不同[55]，白话新诗也就与“诗界革命”产生了质的不同。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提出“现代诗”的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来认知白话诗运动，以此将新诗与并不能“使诗史变色”[56]的“新学之诗”区别开来。

（二）

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文学史著与民国时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二者间明显断裂。这时的现代文学史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被列入国家统一的教学计划中，文学史著作为教材承担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重塑革命传统的任务。如果说民国文学史著都有一个晚清视野，注重历史的延续性；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则几乎割断了这种延续，将新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这时的文学史书写都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指导，强调“五四”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新纪元”，在新文学系统内部评价胡适。这样，从阶级论出发，文学史书写走向政治意识形态化，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符合无产阶级进步思想。胡适身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其诗作极具个人色彩，重视语言与形式方面的文体变革，虽然内容上符合“五四”的时代特征，但革命性不强。在以阶级性为纲、独尊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强调题材决定论的历史时期，利用文学史编纂对胡适诗人形象进行颠覆性改写，成为时代之需要。

那么，如何颠覆胡适原有的诗人形象，对其进行改写？文学史著者采取了两种策略：

一是在新的文学史框架里将胡适的新诗与晚清“诗界革命”联系起来，这貌似对民国文学史著的继承，其实质，是将胡适的新诗实践与“诗界革命”混同，强调其旧质，从而将其排挤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贬为“古典主义的残余”，否定其诗作的“新质”。

张毕来与刘绶松的文学史著最为典型。张著指出胡适的“文学革命”是要进行“文字革命”，认为它只是一种“进化”，不是“革命”，而“这种‘进化’，在唐诗、宋词和元曲的迁变过程中，就一直发生着。在这条路上，黄遵宪早走在胡适的前头去了”[57]，没有看到胡适与黄遵宪的新旧之别，甚至认为黄遵宪比胡适的价值更大。刘著更认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黄遵宪等的见解，显然还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而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就只能是和以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文化革命相敌对的了。”[58]这样，胡适白话新诗的理论与实践，因被归入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范畴，成为旧民主主义的末流，以“社会主义思想”审视之，它们在文学性质上便具有“相敌对”的特征。

二是在新文学系统内部对胡适的新诗进行重新评价。胡适“文学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在民国文学史著中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者采用对诗人诗作进行重新排座次的方式，借提高其他诗人的地位来贬低胡适。排座次的标准，一为阶级决定论，二为题材决定论。

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阐释，文学史叙述遵循着固定的等级原则：先有无产阶级的领导，然后才是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与资产阶级右翼的参与。这样，过去以时间为序的文学史书写模式被打破，阶级立场进步与否成为被叙述的依据。先写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再写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如鲁迅；最后才是右翼分子，如胡适。于是，最先的倡导者反而被排在最末。再者，新诗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部分，必须要沿着“革命文学”的路线写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抬高其他诗人的地位以达到贬低胡适的目的。因此，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此时都显得比胡适重要得多。具体来说，首先是通过阶级论来褒陈贬胡。一是从阶级上将陈独秀定位于激进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胡适则为反动的软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从“文学革命”发起角度，将陈独秀定位于真正的“文学革命”首倡者，而胡适只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形式主义者。两相对比，前者进步，后者落后。比如，王瑶率先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指出陈独秀的战斗精神比胡适强烈得多，其思想虽然在当时还很“朦胧”，但比胡适的“形式主义”进步得多。[59]刘绶松则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将陈独秀视为“除了鲁迅外”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指出他首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态度比较坚决，对新文化运动起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60]而胡适却是新文化右翼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受着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妥协性格的限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的和倒退的力量”[61]。后来高校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均一致认为真正拉开“文学革命”序幕的是陈独秀，进而否定胡适“文学革命”领导人的地位。

在新诗创作上，通过题材决定论来褒刘贬胡，尤其是结合艺术成熟论来褒郭贬胡。《尝试集》惯于书写个人化的独特感受，或歌咏自然，或抒唱爱情，在内容上属于现代知识分子自我书写的范畴，是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五四”个性解放与婚恋自由的精神；而刘半农、刘大白的诗作则比较关注下层百姓的疾苦，反映的是“五四”时代劳工神圣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独尊革命现实主义并标举题材决定论的文学评价标准，必然更看重内容进步的刘氏诗作。比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初期新诗在对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描写中，胡适的《人力车夫》只是“坐在车子上面来同情”劳动者；而刘半农“却比胡适要进步一些”：“他在《毯子》中申诉了劳动者的痛苦，《萝葡》中叙述了劳动者的被压迫，《女工的歌》中诉说了女工的生活及其被工头凌辱的情形，《相隔一层纸》和《滑稽歌》中则写出了‘财主’的穷奢极欲和‘穷人’冻饿得卖儿卖女的对比。”[62]高校集体编著的文学史都一致抬高刘半农、刘大白以及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等“进步诗人”的地位，而开辟专节全面批判胡适。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提升郭沫若的新诗地位来贬低胡适的《尝试集》。在民国文学史著所描绘的“五四”新诗潮中所占位置并不起眼，甚至不如冰心[63]的郭沫若，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地位获得了明显的提升。这集中体现在1950年代末的高校师生集体编著的文学史著中。比如，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要推革命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女神》”[64]，将《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新诗集的客观历史事实言说成新中国成立前不少人的“吹捧”和新中国成立后人的“错误”认识，指出“《尝试集》决不是我们第一本新诗集”[65]。这个论断一直流行到1980年代初，在唐弢本中还能见到“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66]这样的评价。

从探索现代中国诗歌范式的意义上来说，尝试者在艺术上较为生涩，后起者在艺术上较为成熟，这是必然之势。首创者的尝试与诗艺的成熟，并不是同一个范畴的问题，而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却将之同化，通过内容缺乏革命性与艺术不够成熟来否定胡适的首创之功。

这种通过内容是否进步与艺术是否成熟来否定胡适、抬高郭沫若的倾向，当然也是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受左翼思想影响的文学史著。民国文学史著作因为有晚清视野存在，著者都较为重视诗歌的文体变革，以诗美为主要衡量标准。但在少量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文学史著中，也能发现注重从内容的进步与否上衡量诗人诗作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书写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题材决定论。

如前文所述，“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贺凯，在其著作中否定胡适的尝试精神，而对郭沫若的评价较其他民国文学史著有明显拔高：“总起说来：沫若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成功的诗人，无论他的戏曲小说，都充满了新鲜的诗歌化的情调，他不失为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战士！”[67]

将诗看作斗争的武器而致力于新诗歌运动的蒲风，在《现代中国诗坛》（诗歌出版社1938年版）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一章中，认为郭沫若已有惊人的成就，其《女神》“真正反映了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向上势力的突飞猛进”[68]。其实，早在1923年，闻一多在著名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两文中，就高度肯定郭沫若诗歌代表“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69]，“要算新诗进化期中已臻成熟的作品了”，[70]在闻一多那里，郭沫若才算得上真正的新诗人。1928年，钱杏邨更明确指出：“《女神》是中国诗坛上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71]但这些侧重于以题材以艺术的成熟度为衡量标准的单篇评论的观点并未被纳入民国文学史著。那时，胡适个人的文化资本奠定了他在文化场域的中心地位，这决定了他在整个民国文学史评价格局中，始终处于“文学革命”领导者的权威位置。民国文学史著在评价新诗时，大都沿用胡适本人对新诗的阐释，也可以说，民国文学史著基本依循的是新诗文体发展的历史线索。而当时代背景发生转换，同样的论断在1955年田间的《论〈尝试集〉》再次出现时，“胡适的《尝试集》，不能被叫做：‘中国第一本新的诗集’”[72]，“中国的第一本新诗集，如果从反抗的精神来看，从它的影响上看，我以为这是郭沫若的《女神》”[73]，这样的论断就迅速被写进1959年复旦学生集体编著的文学史著作中了。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本位立场。胡适的新诗及诗人形象，尤其是新诗首创之功问题，被重新解读、评说与肯定，并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否定胡适的声音在19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高校合编教材中仍然有所表现。比如，九院校本认为胡适“贪天之功为己有”，“对历史的蓄意篡改”“包藏着现实的政治目的”，并且将胡适与“四人帮”的罪行相提并论[74]。这些集体编著的教材中最为著名的唐弢本，是拨乱反正后正式出版的最早的总结性的新文学史著。虽然此著在一定范围内纠正了“左”的错误，对一些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的作家予以还原与正名，但对胡适的评价仍然落入前期窠臼。唐本仍然认为将胡适说成是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是“吹嘘”的结果，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有意的篡改和嘲弄”[75]。但难能可贵的是，唐本虽然不可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为胡适翻案，却能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在时间上承认“《尝试集》是最早出版的一个新诗集”[76]，可以看出唐本在历史特定的年代，试图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田仲济、孙昌熙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个本子里，著者明显意识到过去文学史书写的弊端：“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渐渐写为社会主义文学史”，“有意的强调或突出某些作家或某些问题，这就势必无视或竟压倒某些作家某些问题，其用意本来是为加强倾向性，结果却有违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77]。田著最先试图走出新民主主义的述史框架，重新打开晚清视野，将“五四”与晚清联系起来，指出“从旧体诗发展到新诗”，是“负起清末改良派‘诗界革命’未完成的任务”[78]。这样，一定程度地拨开了笼罩在文学史书写上空的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云雾，有利于重新评价胡适于新诗实践的首创之功。胡适在历受批判后，其新诗开创者的形象又浮出历史地表：在新文学运动中，胡适“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79]。虽然仅仅是复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论断，虽然在具体评价中还遗留着历史的痕迹，但该著已显示出汲取历史教训、遵从客观真实的科学态度。

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催动下，一批寻求突破的文学史著应运而生，它们对胡适历史地位的言说更为遵循客观性与学理性。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间断了近三十年后最早出现的个人编著的新文学史著”[80]，一定程度地摆脱了集体编书的局限性，展现出个人的学术见解。在评论胡适时，著者说“最早发表新诗的胡适，于一九二○年三月出版了他的诗集《尝试集》”[81]，但接着指出：“《尝试集》虽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它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不但不及晚一年出版的郭沫若的《女神》，而且艺术上较之俞平伯的《冬夜》（1921）、康白情的《草儿》（1922），也相形见绌。”[82]胡适的诗人形象在此有了新的叙述，著者一方面首肯其开创新诗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提出其艺术上的不足，较之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时期对胡适的反向言说，此著显出相对客观与公允的历史态度。几乎同时，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原人民大学本基础上修订），使胡适面貌一新，从“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是‘新诗的创始人’”[83]转而变换为“胡适的白话诗，虽然在表现形式或思想内容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在当时对创造新诗还是产生过较大影响，是‘开风气的尝试’”[84]。相对于黄著强调《尝试集》的艺术价值不够，林著此处似更强调其“开风气”的首创之功。1990年代，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对胡适做出比较权威的评价：“胡适无疑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85]这种论断基本上在学界达成了共识。世纪之交，“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如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程光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钱著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胡适于新诗发生期的重要地位。程光炜本称胡适为初期白话诗实践的“积极的倡导者”“恪尽全力的实验者和先行者”“中国现代诗歌传统的源头”，特别强调“胡适的新诗实践和理论建构提供了白话新诗的最初形态”[86]。这些文学史著一方面恢复了民国文学史著对胡适的看法，另一方面则在新的历史语境里对胡适新诗及诗人形象给予了更富学理性的言说，凸显了胡适乃第一个白话诗人的形象。

二 中西血脉问题的叙述与形象塑造

（一）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这样评价早期新诗与传统的关联：诗体解放初期，诗歌“免不了过渡时代的缺点”[87]，这个“过渡时代的缺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88]，“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89]胡适是新诗领域的发轫者，更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其自我言说在民国期间自然影响了不少文学史著。民国文学史著关于胡适中西血脉问题的主流评价，基本上都是延续胡适的这种叙述，以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中国文学史新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武汉大学图书馆复制本1931年），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光华书局1932年版）为代表。比如，赵景深在其著作中分析草创期诗人的特征是“未脱旧诗词气息”[90]，评价胡适的诗“甚工稳，很难找出十分好的，也难找出十分坏的；大部分的《尝试集》，如他自己所说，是放大了的小脚”。[9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郑作民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合众书店1934年版）、龚启昌的《中国文学史读本》（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版）等。

关于胡适诗歌的传统血脉这个问题，于主流评价之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对其诗与传统关联的肯定方面，一直存在着两个相反相成的主题。一种是把传统视为正面价值肯定胡适诗歌对传统的继承，以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张振镛的《中国文学史分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4年版）为代表。凌独见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新诗想象，强调新诗“要有旧诗（包括古今中外）做根底”的重要性，认为“中外诗结婚之后，产出来的”“介乎诗词曲之间，而兼有诗词曲之长的新体诗”，是“新体诗的成人期”[92]。他评价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等“形式是五绝和五律”“长短句的词”，看上去“簇斩全新”，实质上“仍在旧体诗词窠臼中”[93]。他指出《人力车夫》《学徒苦》乃从《孤苦行》里化出来；《游香山纪事诗》是五绝，《春水》是五言、七言的混合体，极似古乐府；《鸽子》的音节是词调。[94]虽然凌氏认为胡适诗歌未脱旧诗词特征，虽然他仍然是在诗词曲的格局中想象新诗，但这种想象意在保持源远流长的汉语诗性传统这个血脉。张振镛、王哲甫分别认识到胡适将旧诗词融入新诗的好处。比如，张氏以《鸽子》《一颗星儿》为例，认为“两诗清写白描，情景逼真，音节亦高亢浏亮。非其他新诗人所能及”[95]；王氏以《应该》《一颗星儿》为例，论证其押韵以及运用双声、叠韵字的和谐，认为“这也是采旧诗的精彩容纳在新诗里的一种好处”[96]。周作人非常重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他梳理晚明文学对新诗的影响，视胡适诗歌“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的风格与“公安派”一脉相承[97]。

另一种是把传统视为负面价值肯定胡适诗歌对传统的反叛，以许啸天的《中国文学史解题》（群学社1932年版）、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为代表。他们侧重的不是胡适诗歌对传统的继承，而是对传统的突破，肯定其挣脱传统束缚、追求自由诗体的努力。比如，杨荫深认为初期作家都可称为“自由的解放派”，并以胡适为例证明早期新诗创作是“完全解放了旧诗的格律，而一出之于自由的抒写”[98]。蓝海则从“否定旧诗的传统”的角度，称《尝试集》是“诗史上将永远被提及到的一部作品”[99]。

当然，这类民国文学史著中，还有一些是在肯定胡适突破传统的基础上，批评其不彻底性，以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1939—1940）、蒲风的《现代中国诗坛》（诗歌出版社1938年版）为代表。周扬从整体上肯定胡适所倡诗体解放运动“打破旧诗格律”，“把中国诗第一次引入到一个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自由天地”。不过，他继而又指出：“由于‘五四’的新诗人差不多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他们的诗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改成了长短不齐的句子，但总未能脱出词曲的气味与声调。”所以，他认为胡适自认其未脱旧诗词，有些诗乃洗刷过的旧诗，“并非过谦之辞”[100]。

另一类民国文学史著对胡适诗歌与传统的联系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以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海音书局1929年版）、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北新书局1931年版）、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为代表。他们并不认可胡适在传统中为新诗寻找根基的努力，批评其诗无法挣脱传统而沾染旧诗词的胎记。其实，胡适在1930年代经过理性反思后，在诗歌方面已经有了有意识地回归传统的倾向。他注重民间文学，认为新文学的来路也将是“民间文学”[101]，认同并赞许在“歌谣”的基础上建立“民族的诗”[102]。但由于此时他于诗坛已身处边缘，因此他对新诗的传统血脉的思考，并未为时人所理解。在大多数文学史著者眼中，其诗人形象仍然是当年其自我表述的“缠脚妇人”。谭正璧在其著中，将《尝试集》与胡怀琛的《大江集》并列，批评其未脱旧诗词的缺点，“无论怎样总带些不自然的扭捏的姿态”[103]。草川未雨以胡适的具体诗作为例，逐一批判其诗的“旧”特质，比如，他列举《尝试集》第二编中《鸽子》《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如令》《奔丧到家》《小诗》和第三编里的《我们三个朋友》《希望》《晨星篇》，称“有的完全是旧诗，有的或者脱不开旧诗词的圈套，仍然一半儿是旧的”，其余23首新体诗中的《新婚杂诗》《应该》《我们的双生日》也充满“低阶趣味”，“造作”，“在新文艺的园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104]。整个将胡适的诗作框定在旧诗的范畴进行全盘否定。儿岛献吉郎也是极端否定胡适诗歌中的旧诗词气味，认为其“换胎不换骨”[105]。其余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36年版）、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广州北新书局1936年版），都从反面批评其诗不脱传统的弊端。

对于胡适诗歌与西方的血脉联系问题，民国文学史著一般是肯定胡适对西方资源的借鉴，以胡毓寰的《中国文学源流》（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开明书店1935年版）为代表。他们认为新诗运动受到外国的影响，特别如朱自清，他引胡适的诗论与创作为例，论证胡适乃至整个新诗最大的影响来自外国，并承认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为其“新诗成立的纪元”，其借鉴西方诗体“算是新境界”。胡毓寰以《老鸦》为例，肯定胡适诗作“摆脱旧诗之一切格律，字句可随意长短，颇有西洋诗风味”，认为这种“不叶韵之新诗”使文学“至此诚发生空前之一大革变”[106]。

能够客观辩证地看待早期新诗中西血脉双重联系的民国文学史著，以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大夏书店1948年版）、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1939—1940）为代表。谭正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史家，在民国期间写过不少文学史著作。虽然前文所述谭氏著作对胡适与传统关系的认识，有的是沿用胡适的自我阐述，有的是完全批判其与传统的联系，但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他却指出：“陈氏是主张完全采用西洋文学的；胡适之则主张中西调和而另创一种世界文学（虽然他不明说，然颇有此意趋），为二人宗旨之不同处。”[107]这本文学史著作出版于1925年，虽然其后谭氏改变了说法，但作为多样形态的民国文学史著中一脉独特的支流，这种观点也显得颇为可贵。李一鸣在其著中一方面肯定胡适诗歌与传统的关联，他以《湖上》为例，评价胡适的诗“浅淡如话，但颇工稳”；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其与西方相关联的地方，认为在新文学运动受欧美影响的大背景下，胡适的诗“就形式一点而论，是受美国意像派诗的影响”[108]。郭绍虞虽然没有具体评价胡适诗作，但他从整体上评价了新体诗“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同时强调“其风格却仍有其历史上的渊源”[109]。周扬在论述白话文学运动时，站在中西文化融合的高度上指出，其一方面“感染西洋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中国固有的文学中民间的比较民主的要素而形成”。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不能“从世界文学中孤立出来”，也不能使其“中断其历史的连续性”而否定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这样，在中西视野下，新诗运动既有打破旧传统的必要，也有“领受”“英美自由诗的洗礼”的必要[11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亚细亚书局1936年版），其对胡适诗歌与传统的关系论述颇为特别。吴氏描绘出具有深厚旧诗词根底的早期诗人，没有建立起新诗想象时的状况：在形式上有两种相反的现象，一是“不脱旧诗词的影响”，“一个不留心，旧诗词的鬼影即乘机出现”；二是“有意要摆脱旧诗词的影响，使诗变成了白话的散文，以致诗味不免清淡一点”。吴氏认为，这种现象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其实很自然。旧诗词的影响，是作者“无法摆脱的”，是“无意的”；而等到有意要摒除旧辞藻时，便不免“矫枉过正”[111]。他特别指出胡适就具有这种特征。早期诗人在新诗探索阶段，由于还未建立起新诗应然的想象，所以只能依靠旧传统来作诗，因而写出来的是深受旧诗影响的非新诗；而当有意识摆脱旧传统时，新诗却又写成散文似的。这说明，当新诗开创者还未建立起新诗想象时，还未构想出新诗的理想形态时，传统不能成为新诗的有效资源；只有建立起相对而言较为理想的新诗范型时，传统才能成为有根、有底蕴的东西。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30年代后，无论是在追求精致化的现代派诗人那里，还是在追求大众化的中国诗歌会诗人那里，旧诗词都已成为新诗创作的有效资源，“传统”变成了一脉“活水”，成为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有意义的存在。

（二）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意识形态决定了胡适被划入“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营，这是时势的必然。根据那时流行的阶级分析观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革命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是改良的软弱性与妥协性，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作重新评价胡适诗歌中西血脉问题的基本依据与话语逻辑。这种依据使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书写者能够在阶级定性的前提下，“合法”地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上采取双重标准，从而实现对胡适诗人形象的否定性改写。

相较于民国文学史著作对胡适诗歌的中西血脉问题描述的多样性，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围绕此问题，在颠覆、改写其形象时呈现出高度统一的特点。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走向的重要特点是回归传统，这在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1950年代，受毛泽东民族立场的影响，诗歌在普及的基础上强调从古典诗词与民歌中汲取养料。按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诗歌与传统的关系应该是得到肯定的。胡适白话诗的审美尺度是建立在重视挖掘传统资源上的，1930年代的胡适特别重视“民间文学”和“歌谣”，希冀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的‘民族的诗’”[112]。在创作实践上，胡适此期的诗作《飞行小赞》乃有意用换了韵脚的“好事近”词调，[113]这实质上都是切近于1950年代毛泽东所提倡的民歌与古典之路的。顺着这样的文化逻辑，胡适的诗人形象本应该获得比民国时期更为一致的肯定性书写，然而，阶级论支撑下的双重标准却将胡适推向受批判的一极。

采用双重标准的书写策略，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著，首先一致集中火力针对胡适的文学思想进行批判，为其扣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反动文人的帽子。比如，最初王瑶和蔡仪的文学史著，都分别从题目和内容批判《文学改良刍议》的非革命性。他们认为其文用文言写成，态度“平和”[114]，题目上标明是“改良”，不是革命，内容也只是“旧文学的修补”，不是“新文学的建设”[115]。在1950年代中期张毕来、丁易、刘绶松等人的著作中，胡适之形象已经不只是态度妥协和投降，而是带有明显的反动文人色彩。他们认为胡适这样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个人野心和反动的政治目的，“其主张只能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的和倒退的力量”[116]。到了1950年代后期，在高校师生集体编著的文学史著中，胡适已然被淹没在一片咒骂声中。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史著，还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内，对胡适的“罪行”进行细致的论析，那么此期以复旦本为代表的集体编撰的文学史著中，诸如“封建官僚买办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的政客”“文化上的反动头子和骗子”[117]等论调，不绝于耳。这时对胡适形象的描绘已经偏离了学理的轨道。

其次，基于对传统问题的双重标准，胡适的诗作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的改写中，成了形式落后、内容封建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初期，王瑶还在文学史著中从内容层面上尽力挖掘《尝试集》中彰显“五四”时代精神的作品，予以肯定，对内容不够积极、与革命相差甚远的诗作，才从形式上予以批评。比如，在内容上，王著肯定像《人力车夫》那种反映人道主义和劳工神圣的诗作“标示了初期新诗的特质”。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民国文学史著，朱自清、吴文祺以及周扬都曾肯定过《人力车夫》的人道主义情怀。而在形式上，王著则批评《一笑》《老鸦》“染有浓厚的旧诗词味道”，充斥着“消极的不良因素”“毫无意义的语言”[118]。其后，蔡仪在《中国新文学史讲话》里则开始全盘否定《尝试集》，认为其与旧文学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没有“脱弃旧诗词的情调”[119]。

王著、蔡著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改写的基调，在此基础上，后来的文学史叙述陆续加深了对胡适诗作的批判。他们在形式上寻找诗作证明胡适所谓的新诗只是将旧文学中带有个性解放要求的诗词“改装”一下，实质上未脱旧诗格调；内容上流露着典型的封建意识，表现为：维护封建婚姻，描绘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感情，表达资产阶级个人的小悲哀、小欢喜，表现庸俗虚假的人道主义等。比如，因内容带有人道主义情怀而在王瑶著作中得到肯定的《人力车夫》，在刘绶松的著作里却被评价为“以对于劳动人民的浅薄的同情为幌子，但骨子里却充满了毒素”，所起的是“模糊阶级意识、缓和阶级斗争的反动作用”[120]。到了集体编著的文学史中，《尝试集》被全盘否定为内容“腐朽、无聊”，艺术技巧“非常拙劣”，只是“把陈词滥调涂脂抹粉改头换面后冒牌充数，非驴非马，没有半点诗味”[121]的作品。颇有意味的是，这时文学史书写为配合对胡适的批判，所列举的诗作趋于雷同，大多是《新婚杂诗》《病中得冬秀书》《赫贞旦》《生查子》等形式上旧诗词味道较为浓厚，内容上又多表现个人情怀的诗作。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叙述对胡适诗歌中西血脉问题的改写，其另一要点是：在胡适诗歌的西化问题上，无可争辩地给予全盘否定。

胡适在白话新诗理论与实践上是中西兼容并举的。胡适吸收与借鉴西洋诗体，将之作为其诗歌文体学建构的一个方面，并以翻译诗开创中国“‘新诗’成立的纪元”[122]。其诗论、诗作毫无疑问受到西方文化、文学影响。然而，1950年代，在毛泽东倡导从民间和古典中寻求新诗发展出路精神指导下，诗歌走的完全是一条“民族化”的道路。胡适诗歌中的西化倾向，与当时的时代话语相抵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既然在阶级立场上将胡适定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已经在逻辑上决定了他对待西方文化必然是个投降派，因此他的文学思想、诗论、诗作中受到外国影响的部分，必然属于投降于西方的证据。在这样的逻辑下，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对于胡适西化问题的叙述，从批判到全盘否定，已经不再注重具体分析，而是陷入一种大批判式书写。

这种书写出现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史著中。它们将胡适与西方的联系叙述为充塞洋奴思想，或者直接将其贬为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等，其论据来自胡适的具体诗作及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你莫忘记》在此期文学史叙述中被高频次引用，以证明胡适“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隆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所流露出的洋奴思想[123]。中山大学集体编著本批评《赠朱经农》表现了胡适“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来怎样，他完全不管”“更醉心的是美国生活方式”[124]。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来自西方，此时也成为众矢之的，刘绶松称其实用主义是“毒素”，是“美国反动哲学”[125]。孙中田指责胡适的文学思想是“从美国贩来的反动实用主义哲学的反映，他力图借此窃取运动的领导权”[126]。这些贬损性书写，论证牵强，基本不讲学理。在其他一些文学史著中，干脆沦为谩骂，诸如“典型的帝国主义走狗”“美帝国主义所直接豢养、培植出来的一只走狗”等骂词充塞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对胡适的书写中。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在胡适诗歌的中西血脉问题上对民国文学史叙述的改写，有着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受左翼思想影响的几部民国文学史著，比如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和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39年版）。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现代文学的贺著，已经是以阶级论为纲，将胡适定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称其“在美国读书，赚得一个新式博士头衔，自然受了不少的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的洗礼，他抱了大决心，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了欧美式的资本国家，可怜中国资产阶级仍然呻吟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和封建残余的威胁中，所以胡先生一回国就撞着钉子”。[127]这种嘲讽与贬损的语气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话语颇为相似。在论述其诗作时，贺氏写道：“‘老胡’！你真‘老’了！‘五四’以后，‘五卅’之间，中国正在革命高潮中，你纵不敢‘干干’！也应当‘拍手高歌’了！你既知道‘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就要‘活活地跌死’，你又何不试一下‘武器’——‘炸弹’！而我们的‘老胡’，却在这时代投降了‘威权’——列席了善后会议，捧过了溥仪小皇帝。”[128]这种过于主观的讽刺性话语，这种以阶级立场、以对革命的态度作为评价其文学功绩的标准，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著对胡适进行极端性改写的源头。李著从总体上而言，对胡适的评价比较客观，没有贺著如此浓重的主观色彩。但他最早批评胡适反文言的不彻底性，流露出“游移，动摇和妥协的态度”[129]，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叙述对胡适形象进行改写的不可多得的资源。

（三）

197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史写作多遵从史实。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田仲济、孙昌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等著作，起到了过渡性作用。相较于新中国时期对胡适的反向性言说，这批文学史著对胡适的诗人形象，尤其是对胡适诗歌的中西血脉问题给予了更加公允的评价。虽然有的著作未能完全摆脱前期窠臼，但在思想解放的文化氛围里，显示出更加多样化的言说趋向。比如，唐弢本率先指出胡适诗歌在形式上的“新的因素：用白话入诗，句不限长短，声不拘平仄，采取自然音节，开始打破旧诗格律的一些束缚”。[130]肯定胡诗突破传统的一面，力图对其形象作出客观真实的还原。黄修己倾向于从否定的角度批评胡诗与传统的关联，其著作列举胡适关于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自我言说，说明当时有些写新诗的人受过旧诗词的熏染，加以无例可循，写的白话诗未能全然脱出旧诗词的意味，并认为这种状况以《尝试集》中部分诗最为突出。胡适“虽要破坏旧格律，但又留着改良旧诗词的痕迹”[131]，因此，其对新诗发展所做贡献“不及晚一年出版的郭沫若的《女神》”[132]。而林志浩本则肯定胡适诗歌与西方诗艺的联系，强调借鉴西方资源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束缚，创作出全新的“新诗”：胡适诗歌“从旧诗脱胎而来”，虽然最初还“保留着五言或七言的旧诗格式”，但他“在文学革命思潮的启发下”，又前进一步，以《关不住了》为标志，创作出“形式上突破了整齐划一的限制，语言更接近口语，音韵节奏也愈加和谐自然”的“白话新诗”[133]。值得一提的是，田仲济、孙昌熙合著本是最早重新肯定《尝试集》首创之功的，在论述胡适及新诗运动时，该著一方面肯定胡诗与西学的渊源，认为其“仿西方诗体，用白话写诗，开始打破一些旧诗的格律”[134]，并强调西方诗学的照亮使其对旧诗格律的反叛，具有“新”的意义。另一方面，该著还引进晚清视野，建立起新诗运动与晚清的历史联系，指出“从旧体诗发展到新诗”，是“负起清末改良派‘诗界革命’未完成的任务”[135]。这样，田著既道出了胡诗借鉴西方以摆脱传统的特点，又意识到其与传统无法割裂的血脉关联。

1990年代和新世纪的文学史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淡化了，对胡适诗歌中西血脉问题的言说，延续并深化了上述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史著的多样化特征。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以中西融合的眼光深入论析了新诗运动如何在传统中求新，并且“吸收国外的新语法，也即实行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的散文化”[136]。钱著没有将胡适所倡新诗运动看作对“诗界革命”未竟事业的一种被动延续，而是视为有意的“战略选择”。这就突出了新诗变革是胡适等人基于对文学革命进行整体、理性审视的结果。钱著进而论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运动”正是“选择了梁启超后退之处，作为理论出发点与进攻方向”[137]。在胡适诗歌的传统血脉上，钱著还提出新的关联点：“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诗运动正是从宋诗对唐诗的变革里，取得自身的变革与创造的历史依据与启示的。”[138]钱著非常重视胡诗对传统资源的整合与借鉴，当然，也看到了这种整合与借鉴的难度，指出《尝试集》“尝试重点是‘以白话入诗’，仍然不能摆脱旧诗词语言模式与文法结构法则的支配与制约，结果就写出了半文半白、半新半旧的诗”，认为其“真正走出‘以传统反传统’的怪圈”，是译作《关不住了》。之后的诗作“确实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中传统中挣脱出来，开始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形式法则的雏形”，所以《尝试集》被人们称作“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钱著因此总结《尝试集》“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139]。这种观点在新世纪以后的文学史中得到深化。程光炜的著作也认同“宋人‘以文入诗’的传统和黄遵宪以古文的‘伸缩离合’之法所进行的革命性实践”，是胡适“白话诗创作的最初资源和依傍”。其论述胡适同旧体诗告别的过程，在第一个阶段“借重中国诗歌传统中没有严格格律限制的‘古风’以跨越近体律诗严格的形式规约”，第二个阶段，则“从对英文诗歌的翻译中受到启发，逐渐摆脱古典诗词的笼罩”。这个过程正是“白话新诗从传统诗词中蜕变和新生的艰难过程”[140]。与钱著、程著强调胡适诗歌与传统的关联持不同看法的，以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为代表。朱著更强调胡适等早期新诗人对“诗界革命”革新与超越的一面，认为新诗在“体式上”与中国古典诗歌实现了“全面的断裂”[141]。胡适等白话诗人因“与梁启超、黄遵宪等诗人区别开来”，而成为“20世纪中国诗歌王国的开创者”[142]。

对于胡适白话新诗的西方血脉问题，诸文学史著几乎一致地肯定其借鉴西方资源而摆脱旧诗束缚；而对于其诗的传统血脉问题，诸文学史著说法不一。这种多样化的言说状况，超越了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时期文学史著的单一性与雷同现象，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早期新文学史著那种多样性与个性化特点。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史著作对于胡适新诗中西血脉问题的论述，可以发现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观念与逻辑问题，那就是承袭胡适自己的观点，将其新诗尤其是《尝试集》未脱尽传统诗词痕迹作为一个重要缺憾进行表述。这里暗含着一个基本立场，那就是新诗必须与传统彻底断裂，不能留有传统诗词影响的迹象；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胡适与西方文化、文学的关系，认为正是对西方文化、文学元素的吸纳使胡适逐渐摆脱中国固有的传统以获得新质。将中国传统诗词判断为有问题的存在，将西方文化、文学理念视为现代性体现而加以肯定，这种逻辑或者说观念，使文学史著作在叙述胡适新诗时，缺乏诗学层面的思考、分析，或者说以文化的新旧判断代替了诗美分析。事实上，文化的新旧与诗性没有必然的关系，借鉴中国传统诗词本应是中国新诗探索发展的重要路径。“五四”时期沈尹默创作的《月夜》留有传统诗歌鲜明的痕迹，但却是一首优美的现代新诗。近百年文学史著作之所以不断谈论胡适与中西文化、文学关系，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把诗学与文化关系混为一谈，将新诗诗性、诗美问题简单地置换为新旧文化、文学问题，以至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多未能深入分析胡适新诗诗美问题，以至于对胡适《尝试集》的叙述、定位往往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胡适早期自嘲未脱尽旧诗词影响的话语，其潜在的话语逻辑，对后来新诗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后来的许多诗人不敢、不愿甚至不屑于向几千年的传统诗歌学习，使新诗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建构的根基，向西方学习建立在非传统的基础上，其积极意义便大打折扣。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需要重新思考。[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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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尝试篇》，《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2] 胡适：《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3] 数据为笔者统计所得。

[4] 胡适：《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5] 胡适：《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6]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00页。

[7] 笔者在下文将1979年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新诗选》划分进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选本。

[8] 卢冀野：《时代新声》，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第6页。

[9]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10]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

[11]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2]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13] 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页。

[14]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15]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等编：《新诗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16] 杨匡汉：《序二：时代诗情与精神价值》，谢冕、杨匡汉编《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8页。

[17] “有名著而无名篇”的观点，始于1929年草川未雨评价《尝试集》：“只有提倡时的价值，没有作品上的价值。”（《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海音书局1929年版，第53页。）陈平原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中说：“作为新诗的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此乃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

[18] 胡适：《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9]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95—296页。

[20] 陆以霖：《编序》，《恋曲99》，业强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1] 河北大学出版社编：《给你一片温柔·中国1920—1930年代著名爱情诗精萃》，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2] 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3] 与余蔷薇合作。

[24] 本文的“民国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新时期文学史”中的“民国”“新中国成立后”“新时期”均指作者修纂文学史时所处的时代。

[25] 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3页。

[26]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页。

[27]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第227页。

[28]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初版，1932年11版，第211页。

[29] 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72页。

[30]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第227页。

[31]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初版，1932年11版，第211页。

[32] 参见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36年19版自序、1931年10版自序，庄严出版社1982年版。

[33]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第151页。

[34] 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第434页。

[35]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304页。

[36]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第227页。

[37] 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第434页。

[38] 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海音书局1929年版，第53页。

[39]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光华书店发行，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34页。

[40]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41]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96页。

[42]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64页。

[43]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100页。

[44] 凌独见在“五四”时期是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那时的学生都是趋新族，而他反对白话文，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这样一个守旧之人，也以迅雷之速，几乎与胡适同时出版白话文学史。虽然著作本身贡献并不大，随着历史的烟尘被掩埋进故纸堆中，但仔细阅读，会发现其中存在与其他文学史异质的声音。

[45]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33页。

[46]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34页。

[47] 贺凯是早期共产党员、革命家，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周扬视察山西大学时，在大会上赞扬：“贺教授在30年代师大读书时，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本书是我们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第39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25页。）

[48]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第281页。

[49]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第285页。

[50]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第213页。

[51]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5页。

[52] 朱星元：《中国近代诗学之过渡时代论略》，无锡锡成印刷公司1930年版，第8页。

[53] 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246页。

[54]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申报馆1924年单行本，第40页。

[55]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申报馆1924年单行本，第78—79页。

[56]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下），大江书铺1931年版，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第1420页。

[57]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1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87页。

[58]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44页。

[59]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页。

[60]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61]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1—32页。

[62]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49页。

[63] 在各种文学史著对新诗的分期中，郭沫若总是以“异军突起”的形象出现，而难以划分到各种诗歌流派中。1920、1930年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中，郭沫若的地位不及冰心。如赵祖抃的《中国文学沿革一瞥》评述冰心“最胜”，“极一时之难能，树新诗之壁垒”；而郭沫若、徐志摩等只是“后起之先锋”“颇可观”（赵祖抃：《中国文学沿革一瞥》，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124—125页）。王哲甫认为《女神》“未到成熟的地步”，“直到冰心的《春水》出版后，新诗界才发现了一颗明星”。他称冰心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是“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具有“横溢的天才”，“几乎是谁都知道”，虽然只有两个小册子，“但她在诗坛上已有了不朽的位置”，造成了“小诗的流行的时代”（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64、105页）。

[64]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9页。

[65]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6页。

[66]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67]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第336—337页。

[68] 黄安格、陈松溪：《蒲风选集》（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90页。

[69]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70]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页。

[71] 钱杏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67页。

[72] 田间：《论〈尝试集〉》，《海燕颂——诗论一束》，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页。

[73] 田间：《论〈尝试集〉》，《海燕颂——诗论一束》，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160页。

[74] 九院校教材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内部印刷，第14、18页。

[75]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76]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

[77]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1页。

[78]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79]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80]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81]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82]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83]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初稿，上册），1961年校内使用版，第57页。

[84]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52页。

[85]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86] 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87]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4年申报馆年单行本，第93页。

[88]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89]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90]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212页。

[91] 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346页。

[92]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44页。

[93]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37页。

[94]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37页。

[95] 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第265页。

[96]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103页。

[97] 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98] 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1947年5版，第554—555页。

[99]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132页。

[100] 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101] 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102] 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页。

[103] 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5年初版，1936年再版，第433页。

[104] 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海音书局1929年版，第51页。

[105] [日]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概论》，胡行之译述，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99页。

[106] 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30—331页。

[107]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第151页。

[108] 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第49、59页。

[109] 郭绍虞：《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基本国文》，大夏书店1948年版，第26—27页。

[110] 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111] 吴文祺：《新文学概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94页。

[112] 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页。

[113] 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

[11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26页。

[115] 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22页。

[116]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117]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5页。

[11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2—63页。

[119] 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7页。

[120]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

[121]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1919—1927），中山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55页。

[122]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23]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1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页。

[124]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1919—1927），中山大学1961年版，第165页。

[125]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126] 孙中田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127]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第281页。

[128]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第289页。

[129]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40页。

[130]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

[131]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132]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133] 林志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134]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135]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136]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137]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120页。

[138]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139]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140] 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141]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142]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143] 与余蔷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