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於可训

方长安教授的专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付梓之前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长安长期致力于中国新诗研究，是本学科点新诗研究方向的传承人。本学科点的新诗研究方向，由前辈学者陆耀东先生开创，已故中年学者龙泉明承教陆门，接踵其后。长安作为龙泉明教授的及门弟子，已是第三代传人。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三代人的学术积累，也可谓渊源深厚了。长安承接这样的学术传统，十余年来，孜孜矻矻于新诗研究，毫不放松，正应了陆放翁的一句诗：“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在倍觉欣慰的同时，也深感一个学术研究方向的传承，全在于创新。以本学科点新诗研究方向的这三代学者而论，陆耀东先生是著名的新诗研究专家，是新诗史研究的拓荒者，穷毕生精力，成《中国新诗史》三卷，在学界广有影响。龙泉明教授的新诗研究，虽然同样走的是史的路线，却侧重于综合地论述新诗艺术的“流变”。长安的新诗研究，则于史的研究之途，另辟蹊径，将传播接受之学，引入新诗研究，是以有新诗接受史研究之说。

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的学术新潮。这种学术新潮不是学者有意要赶时髦，而是因为其中确实蕴含了一种新的学术生长点，一种意义和价值增殖的可能性。以我个人的观察，这种学术新潮产生的近因，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影响，它的渊源，也可能与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有关。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但他关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理论，却对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艺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也有论者说，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有关，都是实情。这也说明这种新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是由来有自，不是凭空杜撰。

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术语，文学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注重供给侧的问题，即文学的创造过程与文学作品的功用和影响问题，却相对忽视需求侧的问题，即文学的接受过程及其对文学创造的作用和影响。包括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中介环节，文学的传播过程对文学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作用和影响。忽略了这些方面的东西，文学活动创造的产品，即文学作品是如何抵达社会人群，如何对社会人群发生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文学自身，对进一步的文学创造发生影响，都不甚了了，因而造成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大缺陷。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引进，虽然弥补了这一缺陷，却限于翻译介绍和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实践，真正将这一理念贯彻于文学史研究，改变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以文学创作为中心，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局面，转而从读者的文学接受和接受的“效果史”角度研究文学史，由文学的创作史转向文学的接受史，由文学产品的生产史，转向文学产品的消费史，实现文学史研究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和飞跃，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起先是偏重于具体个别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是谓微观接受史研究，进一步才是宏观接受史研究，即综合地研究整体的文学接受史，或一种文类的文学接受史，长安的新诗接受史研究，即属于后一种情况。就陋见所及，在新诗研究领域，这应该是首创之作，所以值得重视。

因为文学接受史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无前例可援，故有很大的难度。这难度首先就在于，所有现存的文学史料和研究成果，大都是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准备的，是适应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的写作要求的，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史，无论是整体的还是文类的，都必须重新发掘、收集、整理文学史料。而且读者的接受反应大都是分散的、即时的、随机的，很少见诸确定的文本，这就又需要调动分析的手段，通过种种外部环境、接受语境和接受条件的分析，确认文学接受的需求和实际发生的种种可能性，并证之以已成为物化形式的专业的文学接受者的固定文本，如长安说的批评家的批评论著、选家的文学选本和学者的文学史著作等。因为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不像传统的文学史研究那样，有成熟的方法论和相对定型的著述体例作支撑，必须综合地运用诸如调查统计、实证分析和文学批评的诸多方法，从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中，探求一个时代不同人群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与作家作品的“融合”状况及接受效果，从中清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历史线索，这样的结果，才达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要求。从长安的这部专著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又根据不同接受对象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侧重和变通。虽然就其以诗人诗作为主体的著述体例而言，仍留有纪传体文学史的痕迹，但所选入史的诗人诗作，都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接受史的单元。以这种相对独立的微观接受史为基本单元，建构整体的新诗接受史，既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诗人诗作的接受状况，又因为这些诗人诗作的个体接受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联而在整体上反映了中国新诗的接受历史。这样的接受史体例因为无前例可援且合乎史著的要求和逻辑，应该看作长安对文学接受史著述体例的一个创造。

文学史研究像文学史本身的运行一样，是一项既合乎规律性又合乎目的性的活动，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因为面对作家作品的文学创造，因而多在揭示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征和发生发展的规律。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则因为与作家作品的艺术生命相联系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文学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是对作家作品历史地筛选和淘汰的过程，这种筛选和淘汰的过程，不是在简单地做减法，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算式，而是在不断地敞开接受对象的阐释空间，展示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它最终的结果，是使一部分作家作品成为经典，一部分作家作品处于经典化的过程之中，另有一部分作家作品虽然暂时排斥在经典之外，或看似无缘成为经典，但并不排斥它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或有其独特的艺术生命。总之是文学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没有完结，任何作家作品的艺术生命就没有完成，就不能盖棺论定。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旨在揭示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文学接受中的生命状态及其命运沉浮变幻的不定性。长安的这部新诗接受史研究专著，在尽可能客观地展示新诗接受的规律性的同时，充满了这种目的论意识。他把这种意识具体化为探讨新诗的经典化问题，将其贯穿于具体诗人诗作的接受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这部新诗接受史研究专著的一条思想的主线。这就使得这部新诗接受史研究专著在显示史的价值的同时，也有一种思想的力量。

研究文学接受史难，研究新诗接受史更难。这是因为，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责难和争论。迄今为止，20世纪初发生的那场以白话新诗取代古典诗歌的革命，尚无定论，甚至连白话新诗的始作俑者胡适，后来都转向旧体。认为新诗“迄无成功”，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结论。今天，不但新诗创作屡遭诟病，而且同时还面临旧体诗卷土重来的挑战。凡此种种，新诗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其出身和合法性都成了问题，遑论研究其接受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尽管如此，百年新诗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那些灿若群星的诗人，毕竟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无数诗歌艺术珍品。新诗历千磨百难而肉身不灭，灵魂不死，足见其可以传之永恒。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的这部新诗接受史研究专著，不但见证了新诗的百年艰辛，同时也是新诗这种万劫不隳的艺术精神的一个历史的证明。

是为序。

2016年12月23日写于多伦多列治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