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的樱花飘进训练馆时，细碎的花瓣粘在队长汗湿的队服上。
她郑重地把那面洗得发白的蓝色队旗交到我手里，旗面边缘还留着去年全国赛时被看台栏杆勾破的痕迹——那是我们逆转夺冠的见证。
我接过旗帜时，闻到上面熟悉的汗水与阳光混合的味道，突然想起去年此刻，我还是个躲在更衣室偷哭的替补队员。
“现在你是大家的主心骨了。”队长踮起脚尖帮我别队长徽章时，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
她的手指在发抖，金属徽章第三次从她指间滑落，在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声响。
我弯腰捡起徽章，这才看清她眼角的细纹——原来那个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学姐，那个能单手接住时速120公里扣杀的传奇自由人，也会被时光留下痕迹。
更衣室里，毕业生的柜门一扇接一扇地关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小葵的柜子里还贴着去年春高时的赛程表，羽的挂钩上晃着没带走的粉色发圈。
队长最后检查储物柜时，从深处摸出一包过期三个月的止痛贴，苦笑着扔进垃圾桶。
“对了，”她转身时马尾辫扫过我的脸颊，“记得每周给队旗除尘，去年全国赛前夜我们忘记这事，结果比赛时扬起的灰尘害得小Y连打三个喷嚏。”
窗外，樱花如雪般落在她的行李箱上。
我攥紧手中的旗帜，突然发现旗杆底部刻着历代队长的名字——最新的一道刻痕还带着新鲜的木屑，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
队长拖着行李箱走过训练场时，我们都假装没看见她抬手抹眼的动作。
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樱花道的转角，我才发现掌心被队旗的木杆硌出了深深的红印。
更衣室突然安静得可怕，只有我的呼吸声和窗外飘落的樱花瓣。
我对着镜子戴上队长徽章，镜中人的眼神让我想起去年那个暴雨天——队长浑身湿透地冲进体育馆，怀里紧紧抱着被雨水打湿的队旗。
“旗帜可以湿，”她当时笑着说，“但绝不能倒。”
现在，这面旗帜交到了我手里。它的重量，比我想象中沉得多。
新生入队仪式上，我数着眼前这些稚嫩的面孔：扎着紫色发带的二传手小悠，总把护膝穿反的副攻阿昕，还有总偷瞄记分板的自由人小雨。
她们的眼睛亮得像星星，让我想起五年前第一次踏进这个场馆的自己。
训练变得比想象中艰难。
示范战术配合时，我的膝盖突然发出不妙的声响；体能训练后，恢复时间比去年延长了半小时；最可怕的是某次深夜复盘录像，我竟对着比赛视频喊出了现役队员的名字。
“学姐！”小悠清脆的声音常在清晨六点响起。
她会举着战术板冲进器材室，发梢还沾着晨跑的露水。
那些我曾花半年才掌握的背飞战术，她竟在两周内就打得像模像样。
有次她失误摔伤，我背她去医务室的路上，听见她小声说：“学姐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我愣在原地，突然想起大三那年，队长背我去医院时，我也说过同样的话。
全国预选赛前夜，暴雨冲刷着体育馆的穹顶。
我独自加练到最后一个离场，却发现小雨蜷在看台角落哭。
“怕拖后腿...”她抽噎着说。
我蹲下身，从包里掏出条旧护腕——那是队长毕业时留给我的，上面绣着“无畏”二字。
戴上这个，我帮她系好，“当年我也是哭着接过来的。”
比赛日阳光灼人。
上场前，我看着这群姑娘们互相系鞋带、涂防晒霜的样子，突然发现小悠绑头发的动作和我如出一辙。
当裁判哨声响起时，我们围成圆圈，十六只交叠的手同时下压：“一、二、三——加油！”
我们止步八强那晚，毕业生们突然出现在庆功宴。
已经当上体育老师的队长带来了当年的战术本，扉页上新增了一串名字。
小悠喝多了果汁，红着脸把新设计的队徽贴在我背包上——图案是只浴火的凤凰，尾巴由历代队长名字组成。
离校那天，我在器材室发现个铁盒。
里面整齐码着历年比赛录像带，最上面那盘贴着便签：“给下一任队长——当你想我们的时候。”
夕阳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画出金色条纹，我抱着铁盒坐在垫子上，忽然听见门外传来新生们银铃般的笑声。
现在每次训练结束，我都会最后一个离开。
关灯前总要看一眼墙上那些泛黄的合影，照片里学姐们的笑容永远鲜活。
而当我转身时，总能看见小悠她们在门口探头探脑，运动鞋在地板上蹭出细碎的声响——像极了当年舍不得离去的我们。
也许这就是传承的意义：一边学着前辈的样子挺直脊背，一边被后辈的朝气推着向前。
就像那个被磨得发亮的队徽，在无数双手的传递中，反而愈发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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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那只是训练后指尖细微的颤抖，像被风吹动的蛛丝。
我把它归咎于过量蛙跳导致的肌肉疲劳，直到某个清晨，盛满牛奶的玻璃杯突然从指间滑落——乳白色液体在地板上蔓延，像一幅抽象画，映出我扭曲的脸。
“躯体化障碍”这个词从医生口中吐出时轻飘飘的，落在心上却重若千钧。
诊室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病历本上那些专业术语在我眼中扭曲成陌生的符号。
“建议暂停训练，配合心理治疗。”医生推过来的处方笺上，抗焦虑药物的名字让我想起教练锁在柜子里的肌松剂。
更衣室的镜子照出我日渐消瘦的身体。
曾经线条分明的腹肌变得松弛，右肩的旧伤在雨天隐隐作痛——这些真实的疼痛与幻觉般的眩晕交织在一起，让我分不清哪些是伤病，哪些是心魔。
有次战术演练，我突然对着空气做出接球动作，吓得小悠差点叫队医。
输掉分区赛那天，暴雨冲刷着大巴车窗。
我靠着冰凉的玻璃，看雨水把窗外的霓虹灯晕染成模糊的色块。
后座传来新生压抑的抽泣声，像极了五年前我躲在器材室哭鼻子的模样。
手机屏幕亮起，是母亲发来的消息：“周末回家吃饭吗？你王阿姨说...”
我猛地熄灭了屏幕。
童年记忆突然翻涌而上：高烧39度时独自缩在医务室的铁架床上，家长会结束后空荡荡的校门口，还有那些被补习班取代的生日。
现在她突然开始关心我的饮食作息，甚至记得每个队友的名字——这份迟来的关切像件过小的衣服，勒得我喘不过气。
“学姐要不要试试这个？”小雨递来的薰衣草香包散发着安神的气息。
我道谢时发现她在模仿我的发型，马尾辫的高度分毫不差。
这个发现让我胸口发紧——曾几何时，我也这样亦步亦趋地模仿着队长的一举一动。
复诊那天，心理治疗室的沙盘里摆着奇怪的场景：一排排球运动员的玩偶围着个破碎的镜子。
医生轻声问：“你在镜子里看到什么？”我盯着那些细小的裂痕，突然想起颁奖台上刺眼的闪光灯，想起母亲失望的眼神，想起更衣室里越摞越高的止痛贴。
深秋的凌晨，我在宿舍天台撞见加练归来的小悠。
她正对着手机视频纠正发球动作，屏幕里赫然是我去年比赛的录像。
月光下，她手腕上戴着和我同款的护腕，磨损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我们相视而笑的瞬间，某种温暖的东西流过四肢百骸——原来在别人眼中，我始终是闪闪发光的存在。
现在每次训练前，我会先花十分钟做呼吸练习。
抗焦虑药片和维生素一起摆在床头。
某个失眠夜，我翻开毕业相册，发现队长在合影背面写道：“真正的强大不是永不崩溃，而是崩溃后重建自己的勇气。”
决赛前夜，我把所有奖牌挂在了更衣室。
金属徽章碰撞出清脆的声响，像一场微型音乐会。
小悠好奇地抚摸最旧的那块，我告诉她：“这是队长传给我的，现在该交给你们了。”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恍惚间仿佛听到很多人的笑声重叠在一起——有毕业的学姐，有年轻的队友，还有十五岁那年第一次碰到排球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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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联赛的败北像一场缓慢的窒息。
更衣室的长凳冰凉，我独自坐着，手指无意识地描摹着储物柜上斑驳的划痕。
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多像我们这一季的战绩——七道惨烈的败北，三道侥幸的胜利，一道比一道刻得更深。
小悠悄悄塞进我柜子里的能量饮料已经沁满水珠，液体顺着铁皮柜门滑落，在寂静中发出“嗒”的一声。
像极了今天颁奖台上，我死死咬住牙关也没让那滴眼泪掉下来的声音。
凌晨三点的宿舍走廊，手机屏幕的蓝光打在我浮肿的脸上。
母亲的消息又跳出来：“你小时候的教练来电话了...”后面跟着个小心翼翼的笑脸表情，刺眼得像记耳光。
我突然把手机砸向墙壁。
塑料外壳迸裂的声响在寂静中炸开，碎片四溅时，我看见了——
十五岁那年市运会决赛，看台上始终空着的那个座位；
十八岁收到体院录取通知时，她脱口而出的“体育生能有什么出息”；
现在当我站在悬崖边摇摇欲坠，她却突然递来一根蛛丝。
我发疯似的踹向更衣室的铁柜，巨响惊醒了整层楼。
但最疼的不是淤青的脚趾，是胸腔里翻涌的、滚烫的恨意——
我恨她看台上的满不在乎，恨她轻蔑的语气，更恨她此刻迟来的关心。
就像恨那瓶在柜子里化水的饮料，恨颁奖台上对手刺眼的笑容，恨自己今天救球时慢了0.3秒的扑救。
破碎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最后一条消息固执地浮现在裂痕之间：“教练说...你小时候训练受伤都不哭...”
现在当我站在悬崖边，她却突然递来一根蛛丝。
训练馆的灯管嗡嗡作响，像一群恼人的蜜蜂。
我机械地重复着发球动作，直到右手腕肿得像发酵的面团，皮肤绷得发亮。
球一次次砸在界外白线上，发出沉闷的“砰”声。
就像我的人生——永远差那么一寸。
教练的手突然按住我的肩膀，我才发现自己在发抖，汗水把运动服浸透成深蓝色，在地板上积了一小滩水洼。
“休息两周。”他的声音不容置疑，递来的却是心理医生的名片，边缘已经被他的指腹摩挲得发毛。
宿舍的飘窗上，我蜷缩成胎儿的姿势。
楼下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玩老鹰捉小鸡，尖叫声穿透玻璃。
他们摔倒后总会第一时间望向某个方向——那里永远有张开的手臂等着。
我的视线不自觉地瞟向床头柜上的相框，母亲站在领奖台下的照片里，她刻意站在最边缘，像是不愿入镜。
手机震动起来，是L发来的消息：“今天路过体校，看到樱花开了。”
配图里，粉白的花瓣落在排球场上，像极了那年队长毕业时粘在队旗上的花瓣。
我突然想起储物柜深处那瓶过期半年的止痛贴，和队长临走时说的话：“旗帜可以湿，但绝不能倒。”
窗外的孩子们又摔倒了。
这次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磕破了膝盖，她没哭，只是固执地望着教学楼的方向。
直到一个系着围裙的身影匆匆跑来，她才“哇”地哭出声来。
我的右手无意识地抚上左腕的旧伤疤——那是十五岁加练到深夜时留下的。
当时月光也是这样惨白地照在空荡荡的看台上，我盯着那个始终没等来人的入口，把球一个接一个砸向墙壁。
楼下的母亲已经抱起了小女孩，轻轻吹着她膝盖上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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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具行尸走肉般晃进家门时，玄关的感应灯迟钝地亮了起来。
摔碎第三个玻璃杯时，我忽然蹲下来观察那些碎片。
17:25的碎片最长，像道丑陋的伤疤；14:25的玻璃碴最密集，像场突如其来的暴雨；19:25的裂痕歪歪扭扭，像我们最后徒劳的反扑。
“早说过打球没出息...”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飘来，伴随着洗菜的水声。
她正在给王阿姨的女儿介绍对象，那个考上财政局公务员的“别人家孩子”。
我听见她用我从未听过的热络语气说：“小雅那孩子从小就懂事...”
医院的诊断书在我手里皱得像废纸。
我机械地把它塞进背包夹层，指尖却触到去年买的止痛贴——已经过期三个月了，黏胶发出淡淡的铁锈味，像是某种无声的嘲笑。
心理医生建议的“家庭治疗”四个字在我舌尖打转，最终和口腔里的血水一起咽了回去。
我知道那个女人的反应，她一定会把染着玫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按在诊断书上：“精神病？你想让我在小区里丢多大脸？”
客厅的电视正在播放体育新闻，解说员激动地喊着：“又是一个界外球！”
我盯着屏幕上球员懊恼的表情，突然发现他抹汗的动作和我如出一辙。
母亲端着果盘经过时，我下意识缩了缩贴着肌肉效贴的右肩，但她只是皱眉看着地上的玻璃渣：“二十多岁的人连杯子都拿不稳。”
我蹲下去捡碎片，锋利的边缘在指腹留下细小的伤口。
血珠渗出来时，我忽然想起十五岁那年第一次骨折，教练背我去医院的路上说：“疼就哭出来。”
而此刻母亲正用拖鞋把玻璃碴踢到角落，那些晶莹的碎片划过瓷砖的声音，多像我们队最后一次集体训练时，球鞋在地板上摩擦的声响。
背包里的诊断书露出一角，“创伤后应激障碍”几个字被折痕切断。
我望着厨房里母亲晃动的背影，突然很想知道——如果我现在像楼下幼儿园的孩子那样放声大哭，她会不会终于转过身来？
不会的一直都不会的…
归队那天，小悠在训练馆门口拦住我。
她摊开掌心，是那天被我摔碎的手机SIM卡。
“修好了，”她眼睛亮得像星星。
身后突然传来此起彼伏的“学姐“——全队姑娘都换上了和我同款的高马尾。
更衣室的灯管坏了半盏。
我借着昏暗的灯光往膝盖上缠绷带，胶布撕拉声惊醒了打盹的小悠。
“学姐...”她递来温热的红豆汤，眼神让我想起那些被暴雨淋湿的流浪猫。
我突然暴怒：“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保温杯砸在墙上，黏稠的红色液体顺着瓷砖流下，像一条蜿蜒的血迹。
深夜的急诊室冷得像停尸房。
过度训练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症，医生皱着眉头写下诊断。
手机屏幕亮起，是母亲转发来的公务员招考链接，附言：“最后机会”。
我拔掉输液针头，血珠在苍白的手臂上连成虚线，仿佛标记着这些年所有被辜负的期待。
公寓楼下停着奔驰车。
我透过窗帘缝隙看见母亲正殷勤地给秃顶男人倒茶，茶几上摊着我的简历——“体育特长”那栏被红笔粗暴地划掉。
她脖子上戴着我从未见过的新项链，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刺得我视网膜生疼。
暴雨中的训练场空无一人。
我机械地重复着发球动作，直到右肩发出不妙的“咔嗒”声。
雨水冲刷着去年联赛的纪念文身——那个小小的排球图案下方，日期已经模糊不清。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教练发来的消息：“市队选拔推迟了，你母亲刚来过电话...”
我踹翻了场边的长椅。
塑料水瓶滚进排水沟，像极了十五岁那年被她扔掉的运动鞋。
那年省青队来选人，她把我反锁在卧室：“女孩子整天蹦蹦跳跳像什么话！”
第二天我翻窗逃去体校时，碎玻璃在腿上留下的疤痕，至今比任何奖牌都醒目。
小悠找到我时，我正坐在器材室吃止痛片。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放下一条干毛巾和崭新的绷带。
月光从气窗斜射进来，照见绷带包装上的字——是日本进口的运动防护款，价格抵得上她半个月生活费。
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看台上果然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但当我发球失误时，观众席突然爆发出熟悉的尖声音：“KK！你中午没吃饭吗？”
“扣她丫的！”
我们输了，但谢幕时掌声雷动。
回更衣室的路上，手机震动。
母亲发来的转账记录，备注写着“买鞋”，金额刚好是那双我看了半年的专业球鞋价格。
回程大巴上，小悠靠在我肩头熟睡。
我蹲在淋浴间任热水冲刷。
雾气朦胧中，看见手腕上尚未消退的割痕——那是上周发现她偷偷联系私立医院，想给我开“不适合剧烈运动”证明时留下的。
但现在，某种陌生的情绪在胸腔膨胀。
原来恨也可以如此疲惫，像反复排练却永远演不好的烂戏。
深夜，我站在她卧室门外。
我轻轻关上门。
走廊地板上，我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像一根终于绷断却仍在振动的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