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篇

第一章 林语堂对《红楼梦》的认识

第一节 北京口语教材《红楼梦》

1916年7月，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同年9月，到清华学校[1]担任英语教员；1919年8月，前往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留学。他在北京的三年正值新文化运动兴盛之时，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林语堂在大开眼界的同时又自惭形秽：

我曾说过，我进了教会大学，因此把国文忽略了，奇特的结果就是半生不熟的中文知识。很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都是如此。我从圣约翰毕业，马上到北平的清华大学教书。想想我投身中国的心脏地带北平，心里有多么惭愧……

我要洗雪前耻，遂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首先，我读《红楼梦》，学习北平口语，这本书至今仍是口语文学的最佳杰作；袭人和晴雯自我表达的方法，真要羞死一大堆写白话语法的中国人。[2]

1895年，林语堂在福建南部平和县坂仔乡出生；1905—1911年到厦门鼓浪屿的教会学校求学；1911—191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接受全英文教育。在21岁赴北京工作之前，基本没有机会学习和使用北京口语。可以想象青年林语堂初到帝都时的惶恐。要融入新环境，当务之急是熟悉其语言。林语堂选择将《红楼梦》作为教材。清末以来，《红楼梦》被视为学习北京口语的教材，黄遵宪就曾将此书推荐给欲学北京官话的大河内辉声：

编《红楼梦》者乃北京旗人，又生长富贵之家，于一切描头画角零碎之语，无不通晓，则其音韵腔口，较官话书尤妙。[3]

稍微将笔触拉远一点的话，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政府和民间一改南京话的权威地位，开始重视北京官话的学习，当时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就以《红楼梦》为教材[4]。直至1928年，与林语堂同时代的、后成为日本著名汉学家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来北京留学时，仍是聘请旗人讲授《红楼梦》以学习北京官话。可见用《红楼梦》做北京官话教材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因此可以说，林语堂最初欣赏的是《红楼梦》的语言，深刻领略其文学价值还在后面，领路人应该是王国维（1877—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