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缘由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余年间，中国社会在迅速地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以及世界背景下的全球化等多重变革力量的作用下，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变化。在收入差距方面，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逐步转向绩效主义。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0.3快速增长至21世纪以来的0.45以上（李路路主编，2019）。作为曾经世界上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中国在10年间便跨越了国际收入差距警戒线。

对于婚姻匹配而言，中国自古有“门当户对”的文化传统，虽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婚姻自由、择偶自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般配”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择偶观念中。根据研究显示，中国有59%的夫妻拥有相同的受教育程度。此外，市场风险的增加、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扩张，加之中国领先世界的高结婚率，都使得在中国社会中研究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变得迫在眉睫且意义非凡。

然而，关于教育婚姻匹配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社会公众之中还是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学术研究中均长期被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中国某些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造成的。

其一，教育的社会经济意义是教育同类婚形成及其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的先决条件之一。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政治身份成为影响资源与机会获取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相对较弱。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发展遭受了重创。一方面，整个教育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中小学教育经常被各种革命运动所打断，课程教授内容也多以革命教育为主，而科学知识教育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在高等教育层面，高考制度被取消，大学招生所看重的是政治身份与家庭出身，而非知识能力。由此，受教育程度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被边缘化，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甚至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或“右派”而遭到打击，教育的合法性逐步丧失（石磊，2019）。由此，教育对于地位获得的价值被削弱，甚至几近消失。

其二，教育同类婚程度及其影响社会分层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在各教育层级上的分布结构。如果大部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低教育层次，而高等教育层级的人数较少，那么即使教育同类婚较多，也很难出现资源与机会“强强联合”的情况，这一现象曾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每百万人口中在校的大学生仅为3.3人。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为3.2万人，仅占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总人数的1.34%。“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遭遇重挫，高考制度被取消，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锐减。从1965—1975年的十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8.6万下降至11.9万。在高考制度刚恢复的1978年，每百万人口中在校的大学生为8.9人。虽然高校毕业生增长至16.7万人，但是所占当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仅为0.17%。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步入正轨，在大学扩招政策正式出台的前一年（1998），每百万人口中在校的大学生为27.3人。当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83万人，占当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总人数的1%左右。然而，在1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仅占3.41%。[1]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正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相对较少，中国高等教育层级中的同类婚程度较低，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十分有限。

其三，除了上述因素外，教育同类婚程度及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强度还取决于男女两性人口各自在受教育等级上的分布结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尤其是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对较少时，即使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男性较多，但由于在婚姻市场中缺少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女性作为配偶，教育同类婚程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等级的同类婚程度也相对较低。有研究表明，许多国家中教育同类婚程度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Blossfeld & Timm，2003：vii；Breen & Salazar，2011）。

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性别平等”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向社会各领域渗透。然而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性别上的不平衡仍长期存在。有数据显示，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从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出生世代开始，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便超越了男性。而在中国，直至出生于80年代中期的出生世代，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才达到与男性同等的水平，较之西方国家滞后近20年（李路路主编，2019：204）。在高等教育方面，即使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的1980年，高等学校中的女学生比例也只有23.4%。在大学扩招政策出台前的1998年，这一比例也仅上升至38.3%。[2]一言以蔽之，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层次上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衡，也很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同类婚尤其是高等教育同类婚相对较少，社会分层受教育婚姻匹配的影响也较弱。

最后，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之所以容易被忽视，是因为教育同类婚往往身披一层“合理”“合法”的外衣。在诸多影响婚姻匹配的因素中，“第三方群体”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维护群体的利益和整合，国家、种族、宗教团体、家庭等第三方群体通常会对其内部成员的婚姻进行干预，以减少异类婚的出现（Kalmijn，1998）。然而，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自致性因素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幅增强。在婚姻匹配上表现为第三方群体对个体择偶的控制力式微，以家庭背景为典型代表的先赋性同类婚逐渐减少，而以教育、职业等为标准的自致性同类婚不断增多（Kalmijn，1994）。正因如此，教育同类婚程度的提高，往往被视为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表现，而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层后果，仅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非预期结果（Blossfeld & Timm，2003：vii），而非社会优势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推进社会再生产的策略。

前文提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姻多以“门当户对”为匹配原则，而在缔结方式上则以“父母包办”为主。只要婚配双方的父母同意，婚姻便缔结成功，当事人的自主决定权较小。新中国成立后，在婚姻制度上，中国于1950年出台了新的婚姻法修正草案，确立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原则，而旧社会中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纳妾等陋习则被令行禁止。由此，个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婚姻的自决权。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婚姻自主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流婚姻观。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对社会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获得的影响日益增强，成为个人自主择偶中的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教育同类婚的增加更可能被当作是现代对传统、文明对野蛮、进步对落后的胜利，而其对资源和机会占有不平衡的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较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高等教育层级的人数较少且性别分布不平衡，以及民众对教育同类婚的合法性认同等因素的存在，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中长期被忽视。然而，这些因素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推动上述因素出现转变的主要力量之一便是市场转型的纵深发展。市场转型对教育婚姻匹配的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市场转型理论指出，随着资源分配方式由再分配转向市场，政治资本的回报会逐渐下降，而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回报会增加（Nee，1989）。虽然部分学者对政治资本回报是否会下降提出了质疑，但是人力资本回报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递增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下降后，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路走高（郭小弦、张顺，2014）。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10年间，城市居民教育收益率上涨了3倍，在21世纪初已经超过了10%，基本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李实、丁赛，2003；Zhang et al.，2005）。教育收益率的提升，可能导致两个结果：其一，由于受教育程度成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表征，婚姻市场上的男女双方在理性选择的支配下，均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对象作为配偶，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教育同类婚的增加；其二，由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高度相关，教育同类婚的增加势必会拉大全社会的收入差距。

第二，市场转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人们对婚姻的认知。随着市场转型的逐步深入，市场风险开始凸显，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婚姻市场上的男女，出于经济安全、规避风险的考虑，可能会更加注重婚配对象的经济实力与潜力。2010年，某档相亲节目中的一位女嘉宾语出惊人，称自己“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笑”[3]。虽然该女嘉宾因此而被痛批为“拜金女”，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这种看中婚姻的经济价值而非情感价值的人却不在少数。有研究发现，在21世纪初的10年间，中国民众对“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率由34%上升至44%（风笑天、肖洁，2014）。另有关于青年择偶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在择偶中越看重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李煜、徐安琪，2004：47）。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在择偶上较之男性更强调物质条件，更不浪漫，更加现实（李煜、徐安琪，2004：146）。总之，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婚姻功利性一面的认同显著提升。教育婚姻匹配逐步褪去其“文明的象征”“婚姻自主的胜利”的光环，开始成为部分人谋求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手段。

除了市场转型之外，另一个推动前述因素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便是肇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在此影响下，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在迄今为止的20年间迅速扩大。具体表现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从1995年的1051所增加到2017年的2631所。高中升学率在1998—2016年间，从40%左右迅速增长至90%（李路路主编，2019：15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急剧增加到2013年的34.5%（杨中超，2016）。2019年2月26日，中国教育部宣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8.1%，中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4]

大学扩招对教育婚姻匹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学扩招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激增。2017年，中国普通本专科学校的招生人数已达到761.5万人，毕业生人数达到735.8万人，分别是1995年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的8倍与9倍，是1978年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的19倍和45倍。拥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15.5%，占25岁及以上人口的18%。其次，大学扩招促进了高等教育层次的性别平衡。2017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占所有同等学历总人数的48.1%，比1998年提升了约10%。[5]总之，大学扩招所带来的高等学历人口激增以及性别上的大致平衡，为加深高等教育同类婚程度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市场转型的加深与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极大增强了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了高等教育层次人口规模的扩大与性别分布的平衡，并提高了人们对婚姻功利性的认同，由此为高等教育层次同类婚的增加、进而影响社会分层的结构及其开放性提供了温床。在此背景下，探究教育婚姻匹配的规律及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不仅理应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点，而且也是深入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必由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