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虞山医派研究总述
第一节 历史人文视域下之虞山医派
虞山医派是江苏常熟地区形成的医学流派，代表人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之巫咸，据《江苏省志·卫生志》载，其亦为江苏最早从事医疗活动之人；宋元时期，受儒家文化影响，此派医学逐渐成形，代表人物有宋代独创仰手曲肘取穴灸法之潘琪，有元代精于养生和“治痰”之王珪，其所创礞石滚痰丸沿用至今。此外，元代尚从善与常熟亦有渊源，甚有学者认为其即为常熟名医，所著《伤寒纪玄妙用集》《本草元命苞》较为有名，尤其是《本草元命苞》，由元代时任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班惟志主持刊刻、作序，并为常熟清代藏书大家钱曾、瞿镛所收藏，而张金吾在其《爱日精庐藏书志》亦载《本草元命苞自序》；自明清时期，虞山医派学术思想开始成熟，尤其是赵开美版《仲景全书》刻印，仲景之说逐渐开始北学南移，且非墨守成规，江南医家结合当地气候、环境及人群体质等因素，适当调整变化仲景辨治思路，逐渐形成温病学派，而虞山医派对此有着重要贡献。
一、缘于虞山藏书文化，仲景之说刊刻传播
常熟文脉源远流长，藏书刻书蔚然成风，冠绝全国，至明清时期，随着一大批藏书大家的出现，此地逐渐成为当时中国藏书、出版及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其中脉望馆主人赵开美为虞山藏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在1599年对宋版《伤寒论》重新校勘出版，此书由于刻工精致，与北宋原刊本版式及书体酷似，故又被后世称为《翻刻宋版伤寒论》，与《注解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及《伤寒类证》，合为《仲景全书》，此书为虞山医派对仲景之说最大贡献之一。
（一）《仲景全书》刊刻之历史文化及社会政治背景
1.经济繁盛，文化熏陶
明清时期虞山医派兴起与海虞（常熟别名）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该地自宋代开始经济趋向繁荣，经济之隆盛成为文化升沉之枢纽，亦是在此时期，文化方面逐渐尊奉言子，开设书院并大兴庠序，尤至明清时期更为隆盛，其中亦包括了中医药学术领域，这一时期虞山医家名流辈出，医论独特，风格鲜明，极大推动了江南中医的发展。
2.党同伐异，仕途多舛
晚明时期，出现了我国封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党争，虞山士子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不畏强权，为民请命，清廉正直，同时学术上博古通今，知识渊博，其中亦不乏对中医药有深刻造诣之士。如赵用贤、赵开美父子，备受打压排挤，故而心灰意冷，脱离政治，转而整理考订古代文献。赵氏父子静心从事考据、辑佚、音韵、训诂、辨伪的纯学术活动，此为造就其成为文献学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其间由子刻印并由父命名的《仲景全书》对江南地区中医经典的流传具有重要意义，并由此奠定了虞山医派在江南中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3.藏书致用，流通古籍
随着虞山经济文化的发展，藏书之风亦逐渐盛行，正如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所言“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其中以常熟居首位。本着“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的藏书开放思想，虞山先贤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又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文化的交流。可以说虞山藏书文化是虞山文化的产物，这种人文历史环境直接影响了诸多虞山中医士子的学术文献思想，为常熟中医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而其中以赵开美的贡献最大，正如钱谦益为其所刻墓志铭所言：“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铨次，以待后之学者。损衣削食，假借缮写，三馆之秘本，兔园之残册，刓编齾翰，断碑残壁，梯航访求，朱黄雠校，移日分夜，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盖近古所未有也。而君之于书，又不徒读诵之而已，皆思落其实，而取其材，以见其用于当世。”
（二）《仲景全书》之流传
《仲景全书》问世后便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虞山医派历代医家无不因此获益，江南诸师亦以此研习仲景之说，虞山在明清时期被视为中医经典圣地。常熟与杭州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多相互影响，而医学之间亦是如此，杭州钱塘医派医家多深受《仲景全书》影响，对《伤寒杂病论》研究呕心沥血，其与虞山医派交集甚密，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吾亦常游医传道于虞山、钱塘之间，对古人传播经典之说感同身受。
明末清初（1624年），钱塘张卿子参照赵版《仲景全书》，并结合其临证经验，编著张卿子版《仲景全书》，为钱塘医派研习仲景学说之重要典籍。此书分为三部分，除十卷张卿子著《集注伤寒论》之外，其余《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及宋云公《伤寒类证》三卷皆源自虞山版本。此书后传入日本，清末民初又经一日本医家由上海返传入我国。
此外，《仲景全书》不仅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对邻国日本亦有深远影响。日本最初引入《伤寒论》大概在13世纪，然未得普及，直到1659年日版《仲景全书》出版后才真正开始，而此书问世，亦深受赵版《仲景全书》影响。
二、不拘伤寒知常达变，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虞山医派历代医家皆崇古而不拘泥，多在传承经典思想基础上，进行适当发挥，知常达变，其对仲景之说多有衍生，并结合时代、地域、气候及人群体质等因素，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临证实际，补充新方，为仲景活法之体现也。
明代缪仲淳（缪希雍）所创“伤寒时地议”思想是虞山医派温病思想的雏形之作，是其对仲景之说的创新认识，在后世温病学派诞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言：“况南北地殊，厚薄不侔，故其意可师也，其法不可改也。循至今时，千有余年，风气浇矣，人物脆矣。况在荆、扬、交、广、梁、益之地，与北土全别，故其药则有时而可改。非违仲景也，实师其意，变而通之，以从时也。如是则法不终穷矣。”
缪氏注重理法而灵活变通仲景方药，论治伤寒病，颇多化裁仲景成法：如其对太阳病之治，常以羌活汤代麻、桂，习惯运用羌活、前胡、葛根等疏散风寒，且每每以羌活祛风散寒除湿为君，此因江南之域“从无刚劲之风，多有湿热之患”，然麻黄虽以散寒之力胜，但过于温热，不适宜南方，故避而不用。此外，其亦强调药物加减亦应考虑季节变换，如秋深冬月加紫苏、葱白，冬月严寒，感邪即病，可加麻黄一钱、生姜四片，得汗勿再服；若病人自觉烦躁，喜就清凉，不喜就热，兼口渴，此欲传入阳明，善大剂运用羌活汤加竹叶石膏汤之类，得汗即解；再如关于阳明呕吐，缪氏认为仲景《伤寒论》中所载阳明寒呕之吴茱萸汤，并不适合于阳明热证，故补充养阴、清热、降胃之竹茹汤，方由竹茹、麦冬、枇杷叶、芦根组成，为后世养胃阴之法开辟了先河；另外缪师亦强调，不同之人体质差异，不可同方论治，此三因制宜之治病思路即为仲景辨证论治的深化，对后世医者治温病颇具指导意义。
虞山医派灵动之治学思想为当代名医陶君仁所延续，其推崇医圣张仲景之说，亦传承先贤缪氏法则，临证遵师而有发挥，继承创新。正如其所创柔肝和胃之经典方柔肝饮，即是化裁于仲景之四逆散，方中茵陈代柴胡以防柴胡劫肝阴，麦芽代枳实以防枳实破肝气，并保留芍药、甘草以柔肝健脾，此方目前在陶氏生前所在医院已制成胃炎合剂，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消化系统疾病治疗中。吾在此基础上，临证常喜用此方，治疗各种肝脾不和，且伴肝血不足之内伤杂病，每多亦可奏效。
三、医派交流遍及四海，医者游历启促学术
虞山医派游医者颇多，缪仲淳为其中代表人物，其自幼体弱多病，立志学医，初学时常沉浸于赵氏父子脉望馆浩瀚典籍中，深受《仲景全书》启迪，加之孜孜不倦临证实践，终成一代大医。因其一生游历，足迹遍布大半华夏，学术思想广为传播。缪氏与钱塘医派多有交集，与其派卢复、卢之颐父子往来密切，因受缪氏学术思想影响，卢氏不仅对本草深有研究，亦对仲景之说体会颇深。
福建陈修园深受钱塘医派学术思想影响，尤其推崇钱塘张卿子、张隐庵、张令韶之伤寒学思想，而缪仲淳对其亦有所启迪，在陈氏《医学从众录》中，博采历代名家箴言，其中缪氏秘传膈噎膏即载于此书。《伤寒论》蜜煎导方为仲景润法之代表，正如《医学从众录·膈症反胃》中言仲景“即以白蜜润阳明之燥”，而缪氏深得其中精髓，其膈噎膏选药皆为鲜品汁液，为仲景润法之承继。
缪仲淳与金坛王肯堂亦为挚友，两人常秉烛夜谈，探讨医术，其学术思想自然多有交集，如缪氏曾无私地介绍自己用酸枣仁补血、用桑白皮治疗鼻塞的经验，也将效方资生丸介绍给王氏，此经历在后者《证治准绳》中有所记载。此外，王肯堂之伤寒学思想亦深受缪氏启发，其《伤寒证治准绳》中部分学术观点与缪氏有所类似，如王氏认为当对《伤寒论》注重补亡研究，完整辨证内容，并补充了温病相关研究内容，此与缪氏寒温互补之思路如出一辙。
清代曹仁伯，亦为虞山名医，不仅在国内极负盛名，而且远扬海外，《琉球百问》是其与海外弟子、琉球国医官吕凤仪探讨医学的问答记录，全书共103问，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针灸科及本草药性等诸门，为中医药海外传播及教育的重要文献资料，反映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医学在亚洲沿海各国的威望。
此外，亦有不少外地医家移居虞山，大大充盛了此派之学术思想。如清代柯韵伯祖籍慈溪，后移居虞山，所著《伤寒来苏集》即是其在江苏姑苏虞山行医时对仲景思想之领悟；又如清代余听鸿祖籍宜兴（阳羡），受术于孟河，亦曾寓居虞山，有“余仙人”之美誉，所著《伤寒论翼注》《外证医案汇编》及《诊余集》等为其对仲景学说继承发展代表之作，且对《伤寒杂病论》外治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四、儒医相通风气盛行，经典传承民间土壤
常熟古人重视读书求取功名，虞山仕子学儒同时对医学多有兴趣，正所谓“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其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者，亦有两者皆为者，且由于其平时生活多有游历，不时与他地名医相互交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对虞山医派学术发展具重要意义。
明末虞山大儒钱谦益，曾官至南明礼部尚书，一生挚爱藏书，对医学亦甚感兴趣，曾邀江西名医喻嘉言至虞山行医。喻嘉言后成为虞山医派的代表医家之一，喻氏一生曲折坎坷，从儒到佛，从佛到医，参禅悟道，终以医学名世，其晚年在常熟居住17年左右，求医者络绎不绝，每每门庭若市。喻氏著作颇多，以《寓意草》《尚论篇》及《医门法律》最为出名，其中《尚论篇》是喻嘉言伤寒学术成果之精华。其批判王叔和、林亿、成无己篡改原文，继承和发扬方有执三纲鼎立之说，坚持错简重订；并单独列出春夏温热病，专篇论述，其寒温统一思想，是对伤寒学理论的补充发展。喻氏将《伤寒论》理论系统化，并加以推广，正因如此，使此经典之作在清初中医学术界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虞山名医钱潢即私淑喻氏，亦秉承其三纲学说，所著《伤寒溯源集》为后世医家研习《伤寒论》必备入门之作。
清代两帝之师翁同龢亦为虞山人氏，由于自身素有肝疾，加之状元之才，学医自然信手拈来，其对医学深有研究，实乃既为良相，又为良医之典范。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其为救治“仆人王生染时气”，且“转筋极剧”，曾挑灯夜读《医圣心源》（又名《四圣心源》），受“霍乱转筋必用附子”启示，遂仿仲景四逆汤之法，以附子、干姜及生姜力挽狂澜。
翁同龢与孟河名医费伯雄、马培之也有交集，而马培之曾为慈禧诊病，与翁氏多有交情，借此吸纳孟河医派诊治思路，丰富了虞山医派理论体系。此外，翁同龢与常熟本地名医金兰升私交甚好，金氏胆识过人，认为“温病下不厌早”，每用仲景“承气汤”攻邪，治愈大量危重病患，深得翁公赏识，后在刊刻其师江阴柳宝诒《柳选四家医案》时，特邀翁氏为柳氏写序，此皆缘于金氏之关系。
同时须强调，经典传承发展与当地民间的中医风气密切相关，正因常熟书香飘逸，而中医又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故民间百姓接触中医机会较多，其中不乏自学成才者，加之常熟自古富庶，地方经济宽裕，历代百姓治未病之风盛行，常以读医书、服中药为养，此皆为中医经典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
五、秉承精诚合一思想，仁术济人孜孜以求
虞山医派历代医家秉承精诚合一的临证及治学理念，如缪仲淳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好友丁元荐言：“仲淳往往以生死人，攘臂自快，不索谢。上自明公卿，下至卑田院乞儿，直平等视”，临证所遇疑难之疾，他医拒绝，而缪氏“亟驰诊之”，有医案载杭州陈赤石过劳感暑，遂下痢纯血，医皆难之，言唯有仲淳可医，患者家属随即差人求助，缪氏此时正在苏州出诊，闻及病情，立刻一日一夜策马赶至，投药二剂，救其性命。
又如清代虞山名医张省斋，临证用药精思独到，医论阐述颇多发明，著有《张氏医案》三卷，又名《应机草》，此外，其品论医道之言，尤令今日杏林同道称慕。张氏将医道之得行（德行）根据学问才识及医德品行分为三等：一等者行圣贤之道，正大光明，二等者运气与人工两相赞助而成，三等者虽易得声名，未免伪谲小人。
亦如清末民国初年医家方仁渊，先后师从王旭高、邵杏泉，悬壶于虞山城内草荡街，医名远扬，曾任民国时期常熟医学会会长，著有《王旭高临证医案》四卷、《倚云轩医话》及《倚云轩医案》各二卷等。此外，方氏忠于医道，其借用《左传》之语，认为医者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所谓“尽忠”，即临证不可怠慢，即便遇万难之疾，亦须尽力救治，而所谓“补过”，是言医者当每日静思，回忆所开方药是否错谬，且平日须用功读书，揣摩古人方论，以供临时之用。
正如余听鸿所言：“为医者当济困扶危，死中求生，医之责也。若惧招怨尤，袖手旁观，巧避嫌疑，而开一平淡之方以塞责，不徒无以对病者，即清夜自问，能无抱惭衾影乎。”余氏诊治病人，必尽心竭力，待患如亲，如遇贫者，不计诊金，施药救人，如曾治一痉厥急症，病患“因贫不能服药”，其不吝药资，全力施救，给药针刺，初不见效，终夜细思，恍然大悟，用二十多剂药将其医好，后自云：“余贴药资三千余文，愈此危症，亦生平一快事也。”
再如虞山陶君仁，传承虞山先贤学术思想，医术高超，每每门庭若市，在当地享有“陶半仙”美誉，且医德亦高尚，在其毕生行医生涯中，恪守“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宗旨，不欺妇幼、不鄙童叟、不薄贫贱、不厚富贵，尝谓：“予终身为医，以冀反躬自省，无有愧疚乃安。”
结语
仲景之说明清之后在江南地区广为盛行，其中虞山医派起到重要作用，此与常熟历史人文背景密切相关。虞山仕子藏书、刊刻之风奠定了虞山医派学术思想之基石，尤其是赵开美版《仲景全书》，具有重要价值，此书促进了仲景之说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广为流传。而虞山医家医儒结合，广交贤友，兼容并蓄，亦大大丰富了此派学术体系，加之其知常达变，精诚合一，不墨守成规之临证、治学精神，对传承发展仲景之说及促进温病学的诞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