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虞山医派对仲景之说北学南移的学术贡献

常熟虞山人文荟萃，除广为熟知以严天池为代表的虞山琴派，以黄公望为代表的虞山画派外，尚有虞山医派，古今代表医家众多，如赵开美、缪希雍、柯韵伯、钱潢、余听鸿、陶君仁等，其皆推崇仲景之说，对仲景学术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一、孜孜“活人之书”，传承仲景思想莫善于此

仲景之书的出版，是虞山医派对《伤寒杂病论》最大贡献之一，明代赵开美刻印《仲景全书》，后世虞山医派各医家无不获益于此，江南诸师亦以此研习仲景之说，赵本《伤寒论》与宋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有所区别，其补充了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以及“可不可诸篇”，比较全面地还原了原著本来面貌，为后世医家校注及研读仲景之书提供了重要资料。

虞山医派诸家在深入研习仲景学说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仲景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代表人物有柯韵伯、钱潢，被虞山医派称为“虞山伤寒双杰”。

清代柯琴，字韵伯，祖籍慈溪，后移居虞山，在此行医著述，终老于此，其精伤寒之学，并能运用《灵枢》《素问》藏象、运气、脉诊、病机、病能等学说以阐释《伤寒论》，如其以《黄帝内经》兵法之要创经界之说、正六经之义，独具匠心，又如其在继承仲景脉学思想基础上，提出病有阴阳，脉亦有阴阳，对后世脉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并敢于跳出前人伤寒学说的圈子，对前人王叔和、林亿、成无己等人的编次体例进行深刻评斥并重新编次，独出心裁，用批判的眼光，灵活的思维，并对其中某些不合实际情节的内容，做出了大胆革新；此外，柯师独具慧眼，确立制方大法，开创仲景方剂学说新体系，所著《伤寒来苏集》即是其在江苏虞山行医时对仲景思想的深刻领悟，其“来苏”之意，是指因《伤寒论》之来，使很多的学术混沌得到苏醒与明朗。

清代钱潢，字天来，其在前人《伤寒论》研究基础上纠失补缺，按照“三纲学说”及“六经辨证”重新编次，独具风格，并对各篇原文详予注释，其释文遵从《内经》之旨，选取成无己以来历代注家之精微，本着“合者择之，谬者摘之，疑者释之，混者晰之”的原则，而有所补阐、辨正，每方均有方论、析义、辨误、论治，务使读者能明立法之意、用药之因，从中领悟仲景理法制方之妙，体现了钱氏“以法类证统方”的治伤寒学术特点，所著《伤寒溯源集》为后世医家研习《伤寒论》必备入门之作。

二、寒温互补知常达变，仲景活法临机制化

柯韵伯推崇寒温一体论，其“温病症治，散见六经”思想甚为有名，倡导六经辨证，不仅适合于外感风寒，亦适合于内伤杂病及温病等诸疾，正如《伤寒论翼》所言：“岂知仲景约法，能令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此外，柯氏又认为伤寒、温病同宗同源，临证不应将两者割裂，不必刻意区分伤寒方或是温病方，此延续发展了缪希雍的“时地议”思想，对后世温病学有重要启示意义。

清末民国初年虞山医家方仁渊认为伤寒、温病寒温有异，相互补充，如其所谓伤寒多言过汗伤阳，而温病则汗多易于伤阴，提出“温病误汗亡阴论”，临证常遇温病误用麻黄，导致痉厥神昏，过汗伤阴的患者，给予生地黄、麦冬、天花粉、石斛、沙参、羚羊（羚羊角）及石膏等滋阴清热，多有良效。此外，方氏善于宗仲景理法而变通方药，如其治疗太阳少阳两感证，所用并非一定是柴胡桂枝汤，亦可败毒散加减，方中主要运用羌活、独活、前胡及柴胡解表达邪、和解少阳，而治疗少阳阳明合病时，有时因患者阳明腑实程度较重，用药不仅限于大黄，也可加入玄明粉；又如其治疗阴盛格阳（戴阳）之证，常以附子、人参、肉桂及紫石英等招纳浮阳，甚至有时可适量配合旋覆代赭汤下敛虚阳；再如其治疗寒包火之咳嗽带血患者，以麻杏石甘汤为主方，联合桑叶、薄荷、葱管等开其玄府，泻其郁热，亦配合连翘、黄芩、栀子等加强清火之力，同时考虑患者火热伤阴，故给予沙参、玄参、芦根、茅根等滋养肺阴。

陶君仁为当代虞山医派代表人物，其推崇医圣张仲景之说，亦传承虞山先贤寒温互补之法则，认为伤寒、温病虽寒温说法有异，实则一脉相承：首先，就理论来源而言，两说皆为对《黄帝内经》《难经》等先贤著作的继承，同宗同源；其次，《伤寒论》虽以伤寒立名，然早有对温病之记载，且其中亦有诸多清热养阴之法，所载寒凉、滋补之剂多为后世温病学派所续用，以白虎、承气、炙甘草汤等类方为实例；再者伤寒、温病的形成发展与其各自所处时代背景及地域因素相关，唯有寒多热多之异而无本质之别，其以寒、温命名，并非但寒、但温，而应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刻意割裂。此外，陶氏临证遵师而有发挥，继承创新，正如其所创柔肝和胃之经典方柔肝饮，即是化裁于仲景之四逆散。

裴雁宾亦为当代虞山医家之翘楚，其精于张仲景伤寒学说，又推崇叶天士之温病思想，寒温一体，尤善于儿科疾病之诊治，如善以仲景炙甘草汤治疗营阴内虚动风之内风证；又如裴氏儿科仿仲景之“温粉”制作思路，将炒麦磨粉，并在此基础上择相宜药品拌匀，治疗小儿消化之疾，用之多有奇效，世人称之“裴麦粉”；此外，裴氏亦针对儿童纯阳之体质，变通仲景温阳健脾之法，善于运用苍术等运脾，同时配合神曲、山楂、麦芽、陈皮等消食和胃，其思想为当代中医儿科学泰斗、虞山名医江育仁所继承。

虞山周本善，曾先后习裴、陶二师之术，其传承裴氏善用猛药治急症之风格，以经方治重症肝炎而闻名，又学习陶氏重视仲景理法的诊疗思路，临证用药多变，中气痞滞渐成瘀，灵活运用仲景辛开苦降法，变通半夏泻心汤，加入调血之丹参、芍药等，创制清幽安胃颗粒剂，对各种消化系统疾病效果显著。

三、承于仲景阳明热化，首创脾阴启创温病之说

仲景阳明热化证往往伴随阴伤，经方除给予承气汤类攻下法之外，尚有胃强脾伤之脾约证，则在攻下同时兼予顾阴，而后者更贴切江南湿热温病阴伤之机，明末虞山名医缪希雍深谙其中奥妙，首次提出“脾阴之说”，其言：“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故用药常以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药、酸枣仁等为主，佐以生地黄、枸杞子、茯苓、黄柏等品，并以酸甘柔剂作为补脾阴的用药原则；阳明热甚，脾阴久伤不愈，则暗耗肾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内虚暗风”说，其言：“真阴既亏，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塞气道，不得通利，热极生风。”此开辟了仲景学说在温热病中运用的先河，并对后来温病学派的兴起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其学术思想被广泛记录于《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及《神农本草经疏》中。

当代虞山名医陶君仁更是深得其真传，除在温病治疗中重视脾阴之说外，其在治疗肝胃杂病时更重视柔肝胃之阴，认为肝体阴而用阳，肝用偏亢，肝阴必伤，胃阴亦必受损，治之必须兼顾肝阴、胃阴两个方面，方可取得较好疗效，故在柔肝处方时每每加入生白芍、生甘草、木瓜、酸枣仁等，取仲景芍药甘草汤养肝胃阴之意，是对缪师“甘寒滋润益阴”养脾阴思想的继承发展。

四、继承仲景杂病思想，内外复法相得益彰

晚清名医余听鸿，为虞山医派史上内外治皆精通的大家之一，其师承孟河医派，推崇仲景之说，善将仲景之说灵活运用于杂病内外治中，在虞山有“余仙人”之美誉。余氏治病重视内外治结合，正如其所言“欲内外两科合而为一，得医术之全体”“如遇内外兼证，始终一手调治，医者可得心应手，病者亦受益多矣”。如其内外结合引火归原，治疗少阴龙火上燔之齿衄，又如其中治疗喉病时秉持仲景之内外治结合之法，运用刀针配合仲景治咽喉方半夏散及汤、桔梗汤等，效如桴鼓。

余氏所著《伤寒论翼注》《外证医案汇编》及《诊余集》为其代表之作，其中对《伤寒杂病论》外治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确立了辨证外治及辨病辨证相结合的治疗思路；同时承于仲景多元化外治途径的思想，给药途径广泛，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官窍给药，主要为鼻吸、含咽、滴耳等；第二，经皮肤黏膜给药，主要为洗（浸）法、扑粉法、药熏法等；第三，经经络穴位，主要涉及一些针刺及灸法的运用；第四，其他不便归类的外治方法，如类似于现代人工胸外心脏按压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形成后世虞山医派外治疗法的雏形。此外其深受仲景“治未病”思想影响，在外治中灵活运用针刺防病思路，对外感病及中风病皆可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创新仲景血证理论，临证另辟治血要法

《伤寒论》血证条文有35条，占总条文8.7%左右，以透热治血、清热凉血、活血祛瘀及温经固摄止血为仲景治血明训，缪希雍言：“今之疗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则专用寒凉之味、如芩、连、山栀、四物汤、黄柏、知母之类，往往伤脾作泄，以致不救，一则专用人参，肺热还伤肺，咳嗽愈甚。”其在仲景治血思想的基础上，改革了传统收涩、攻伐及寒凉之法的治血思路，深入研究血证病因病机，开创性提出了“见血休治血”的“吐血三要法”：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此对中医认识血证的病机及其治疗皆具有重要意义，后世虞山陶君仁所提出著名的“柔肝藏血治血证”正是受此启发。

六、秉承仲景药食同源，善用食疗巧愈顽疾

药食同源为仲景治病思想重要特色之一，如在其群方之冠桂枝汤运用中，该方药物组成及药后调理皆可视食疗的重要性，又如其用血肉有情之品治疗女子阳虚气血不足之当归生姜羊肉汤，堪称中医食疗之经典。余听鸿深得仲景食疗之精髓，在诸多杂病治疗中，配合运用食疗，每每奏效，如其在治疗精血枯槁之痪症和关格等疾病时，亦同样强调扶正固本，多用血肉有情之品，诸如老母鸭、鹿角胶、龟板胶、线鱼胶、牛筋、羊胫骨、鸡翅、猪脊筋、羊肾、海参、淡菜等，正如其在《诊余集》中引《黄帝内经》所言“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该思想在先师陶君仁诊疗中运用亦非常广泛。

结语

虞山医派源远流长，历代医家层出不穷，对仲景学说继承发展为本派医学之精要所在；其临证用药新奇，既不拘泥古方传统，又不失辨证缜密，知常达变。对此学术思想的提炼有助于我们认识虞山医派的发展轨迹，更为我们探析吴门医派的理论源泉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