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像一场被抽干了声音的默剧。
唢呐呜咽，纸钱纷飞，穿着黑衣的大人们进进出出，脸上挂着模式化的悲戚或麻木。爷爷和后奶奶坐在堂屋的上首，接受着乡亲们或真或假的安慰，偶尔抹一下并不存在的眼泪。弟弟太小，还不懂什么是永别，只是被陌生的气氛和黑色的衣服吓得紧紧拽着妈妈的衣角，哭闹了几声就被后奶奶不耐烦地抱到一边，塞了块硬糖堵住嘴。
我穿着过大的孝服，袖口盖住了半个手背，腰间扎着的麻绳粗糙得磨人。我跪在灵堂的角落里，看着棺木前父亲那张小小的、被放大了又有些失真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还是生病前那个有些模糊的笑脸，温和，甚至带着点林晚记忆里那点“没主意”的怯。灵堂里香烟缭绕，混合着劣质纸钱焚烧的呛人味道，熏得人眼睛发酸。
大人们让我哭，说“哭出来好，送你爸上路”。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闷，发不出半点声音。眼泪？在门槛外咽下去的那一刻，在梨树下强撑着站定的那一刻，似乎就流干了。或者说，它们被某种更沉重的东西压在了更深的地方，连涌上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是看着照片，看着那口漆黑的棺材，看着母亲李素云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给来人磕头、回礼。她的眼睛肿得只剩下两条缝，脸色蜡黄，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瘦脱了形，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架。
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细密的雨丝，落在脸上，冰凉。雨水打湿了新堆起的坟头黄土，颜色变得更深，像一块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疤。我看着那抔黄土一点点覆盖住父亲的棺木，心里空落落的，没有想象中的撕心裂肺，只有一种钝钝的、无边无际的茫然。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也随着那棺木一起，被深深埋进了潮湿冰冷的泥土里。
回到家，院子里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凄凉和空寂。那棵老梨树沉默地伫立着，树叶被雨水洗得发亮，却透着一股子冷清。帮忙的乡亲们陆续散去，留下满地的狼藉——踩扁的烟头、沾着泥水的脚印、散落的瓜子壳、没喝完的一次性水杯。喧嚣过后，是加倍的死寂。
母亲没有立刻收拾。她像是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背靠着梨树粗糙的树干，慢慢地滑坐到地上。她仰着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雨水顺着她的发梢、脸颊滑落，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她只是那样坐着，眼神空洞，胸膛几乎没有起伏，像一尊被遗弃在雨中的石像。
我默默地走过去，拿起墙角的扫帚，开始清扫院子。竹扫帚划过湿漉漉的地面，发出“沙——沙——”的单调声响。一下，一下。扫起烟头、瓜子壳、踩烂的纸屑。弟弟大概累了，被后奶奶抱进了里屋。爷爷背着手，在堂屋门口踱了两步，瞥了一眼树下泥塑般的母亲和我这个闷头扫地的丫头，喉咙里咕哝了一句什么，大概是嫌晦气或者麻烦，转身也进了屋。
后奶奶的声音从窗户里飘出来，不高不低，刚好能钻进耳朵：“……走了也好，拖了那么久，药罐子一个，费钱费力的……素云也算解脱了，就是带着俩拖油瓶，以后日子……”
“沙——沙——”我扫得更用力了，想把那声音也扫走。扫帚柄硌得手心发红发疼，也比听那些话强。
日子像被按下了慢放键，沉重地向前碾。家里的空气变得粘稠而压抑。爷爷和后奶奶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饭桌上的气压低得能拧出水。后奶奶指桑骂槐的次数越来越多，抱怨柴米油盐贵，抱怨弟弟调皮难带，抱怨我“死气沉沉看着就丧气”。母亲李素云的话变得更少了。她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陀螺，天不亮就起床，喂鸡、做饭、收拾屋子、下地、伺候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下缝缝补补。她瘦削的肩膀承担着所有无声的责难和生活的重担，背脊似乎比父亲刚走时弯得更厉害了。
我成了她沉默的影子。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帮忙干活，喂猪、打水、哄弟弟、烧火。我不再提任何要求，不再说学校里的事情，甚至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学会了看后奶奶的眼色，在她开口骂人之前就把弟弟抱开；学会了在爷爷皱着眉看过来时，立刻低下头去；学会了在母亲累得直不起腰时，默默递过去一碗晾凉的白开水。
她接过碗，背对着我，靠在梨树的树干上喝水。夕阳的余晖穿过枝叶，在她疲惫不堪的侧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看着她仰起头，脖颈上嶙峋的骨头清晰可见，喉结艰难地上下滚动着，吞咽着那碗寡淡无味的水，也吞咽着生活的苦汁。碗沿碰到她干裂的嘴唇时，她几不可闻地吸了口冷气。
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闷闷地疼。不是因为父亲的离去，而是因为我看到了“累”。那是一种沉入骨髓、压垮脊梁的累，明明白白地写在她每一道皱纹里，刻在她每一个迟缓的动作里，弥漫在她周围稀薄的空气里。
爸走了，留下妈一个人。她很累。还有我，还有四岁的弟弟，还有需要“应付”的爷爷后奶奶。这个认知，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我十岁的心脏，勒得我喘不过气。我还能要求什么呢？连悲伤，都显得那么奢侈。
时间在压抑和劳作中缓慢爬行。梨树叶子绿了又黄，落了又生。两年，像两个沉重的磨盘，碾平了最初的尖锐痛楚，只剩下一种麻木的钝感和深埋心底、被生活尘土覆盖的潮湿。
十二岁那年夏天，一个异常闷热的午后。知了在梨树上聒噪地嘶鸣，叫得人心烦意乱。我正坐在门槛上，笨拙地帮弟弟缝补他扯破的裤衩。汗水顺着额角流下来，滴在粗布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以为是哪个邻居，头也没抬。直到一双沾着泥点、洗得发白的旧胶鞋停在了我面前的地上。
不是村里人常穿的布鞋或凉鞋。这鞋很大，男人的脚。
我抬起头。
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那里。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皮肤黝黑，是常年劳作的痕迹。穿着半旧但干净的蓝色工装上衣，裤腿挽到小腿肚。他脸上带着一种局促的、试图显得友好的笑容，眼神却有些游移不定，不敢直视我。汗水浸湿了他额前几缕花白的头发，贴在脑门上。
他手里拿着一个苹果。一个很大，表皮红润，看起来就很水灵的苹果。在物质还不算丰富的村里，尤其是在这个时节，这样的苹果算得上是稀罕物。
他见我抬头看他，脸上的笑容更局促了些，甚至有点慌乱。他几乎是带着点讨好地，把那个红彤彤的苹果往前递了递，一直递到我的鼻子底下。
“给……丫头，吃苹果。”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浓重的、我不熟悉的外乡口音。
我愣住了，手指捏着针线，忘了动作。苹果诱人的清香钻进鼻孔，却让我莫名地感到一阵眩晕和抗拒。他是谁？为什么给我苹果？我下意识地看向屋里。
妈妈李素云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堂屋门口。她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旧围裙，双手在围裙上无意识地搓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底深处翻涌着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疲惫，有挣扎，或许还有一丝……难堪？
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不大，甚至有些干涩，却清晰地砸进我嗡嗡作响的耳朵里：
“晚晚……这是……这是王叔。”她停顿了一下，目光飞快地扫过我，又垂下眼睑，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后面的话，语速快得几乎听不清：“……介绍的。他说……他没儿没女……你和弟弟都还小……我……我很累……”
最后那三个字，她说得极轻，像一声疲惫到极致的叹息，却又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刚刚因陌生男人出现而紧绷的心弦上。
“我很累。”
两年前梨树下那个仰头喝水的侧影，无数个深夜里她佝偻着背缝补的背影，后奶奶刻薄的骂声，爷爷冷漠的眼神……所有画面瞬间涌了上来，压过了对陌生男人的警惕和对那个苹果的莫名抗拒。
我懂了。
目光从母亲疲惫到近乎麻木的脸上移开，重新落回到眼前这个叫“王叔”的男人身上，落在他手里那个红得刺眼的苹果上。
沉默了几秒钟。
我没有伸手去接那个苹果。
只是，捏着针线的手指，几不可查地松了松。然后，我低下头，继续笨拙地穿针引线，缝补弟弟那条破裤衩。
针尖扎破了粗布，也仿佛扎破了什么无形的东西。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只是，不再看他，也不再问。
院子里只剩下知了聒噪的嘶鸣，和一种比夏日闷热更让人窒息的沉默。那个红苹果，像一个突兀而沉重的符号，悬在我和那个陌生男人之间，也悬在了我和母亲之间，无声地宣告着这个家，从此将彻底改变航向。
梨树巨大的树冠在头顶投下浓荫，新长出的叶子嫩绿嫩绿的，在热风中轻轻摇晃，像一片片没长开的、沉默的希望，也像一道道新鲜的、无人知晓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