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消毒水味，像是渗进了骨头缝里，久久不散。那两个月，我像一具被钉在白色刑架上的标本。左小腿打着沉重的石膏，高高吊着，每一次护士换药时挪动带来的剧痛，都像是在提醒我那天的狼狈和彻底的“赶不上”。疼痛是清晰的，锐利的，反而比心底那片混沌的、被“对不起”填满的沼泽要好受些。
王叔隔天会来一次，带着保温桶里寡淡的汤水，沉默地坐在床边。他的悲伤是外放的，浑浊的眼睛总是红肿着，絮叨着母亲下葬的细节，念叨着坟头的土新不新，念叨着他去坟前哭诉时说了什么。他的痛苦是那么具体，那么有去处。而我，只能沉默地听着，看着窗外那片永远灰蒙蒙的天空，感觉自己像漂浮在虚空中，无处着落，也无处宣泄。我的悲伤被石膏禁锢着，被那句沉甸甸的“对不起”压得变了形，连哭都显得矫情和多余。
拆石膏那天，医生敲打着我的小腿骨，说着“恢复得不错”、“慢慢复健”之类的废话。我撑着拐杖下地，脚踝处传来陌生的、迟滞的钝痛。王叔想扶我，我下意识地避开了。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受伤，随即又被更深的疲惫淹没。
“晚丫头……要不……跟叔回家住段日子？你一个人……”他搓着手，声音干涩。
家？
那个院子？那棵梨树？爷爷后奶奶？还有那个叫我“滚出去”的弟弟？
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脚底板窜上头顶，比骨折的疼痛更甚！
“不用。”我的声音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我自己能行。”
我甚至没有看他错愕的表情，拄着拐杖，一步一顿，缓慢而坚决地走出了医院大门。阳光刺眼，车水马龙。喧嚣的城市裹挟着浓重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我深吸一口气，那混杂着尾气和食物香气的空气，竟比医院的消毒水味和那个院子的衰败气息，更让我觉得……安全。
自由。
我又一次抓住了它。拖着一条尚未痊愈的腿，带着一身洗不掉的“潮湿”。
我在城市更边缘的地方租了一个更小的单间，便宜，也足够隐蔽。复健的日子枯燥而疼痛。每天对着墙壁练习抬腿、屈伸，汗水浸透衣服，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身体的疼痛是真实的，清晰的，反而成了麻痹心灵的良药。我拒绝任何人的探望，包括王叔偶尔打来的、带着犹豫和怯懦的电话。那个号码，被我拉黑了。
时间在复健的汗水和独自吞咽的廉价外卖中缓慢流逝。腿脚渐渐利索了，虽然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像一道嵌入身体的、关于那个混乱午后的永久印记。生活被简化为最机械的模式：找工作、上班、下班、回到那个狭小的、只属于我的空间。
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没有任何人记得。我自己去街角的面馆点了一碗加肉丝的面。热腾腾的面条下肚，驱散了深秋的寒意。付钱时，老板娘随口一句“姑娘，一个人过生日啊？”，让我端着面汤的手微微一颤。
一个人。
是啊，从今往后，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爸，在我十岁的梨树下走了。
妈，在我二十四岁的混乱与“对不起”中走了。
王叔……王德全，那个沉默的后爸，在我出院后不到半年，也走了。听老家一个远房亲戚在电话里含糊地说，是喝酒喝多了，半夜栽进了村口的池塘里。发现时，人已经硬了。他们都说，他是太想我妈了，熬不住了。
亲戚在电话那头唏嘘感叹，说老王可怜，一辈子没过几天好日子，临了还这么惨。电话这头，我握着听筒，指尖冰凉，心里却一片死寂的平静。像一块被冻透了的石头，再也泛不起一丝涟漪。
小老太婆，你看。
后爸很难过。
他去你坟前哭。
现在，他终于也去和你见面了。
两年。还真让你说中了。
放下电话，我走到狭小的窗户前。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敲打着肮脏的玻璃。城市的霓虹在雨雾中晕染开模糊的光团，像一只只哭泣的眼睛。
二十五岁。
我站在这个被雨水打湿的、陌生的城市窗口。
身后，是空无一人的房间。
面前，是模糊不清的未来。
爸，妈，王叔。
你们三个啊……
我掰着手指头，无声地数着。
十岁，二十四岁，二十五岁。
白血病，脑癌，醉酒溺亡。
梨树下，病榻前，冰冷的池塘里。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只尝到一股浓重的苦涩。
“你们说说你们三个吖……”我对着窗外冰冷的雨幕，对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也对着那三个早已化为灰烬的“家长”，轻轻地、一字一顿地发问：
“我都才二十五岁，是以这种方式来让我原谅小时候被虐待，打出血，长大了被弟弟骂‘那是他家滚出去’，爷爷说的那句‘迟早要嫁的人，不用和她商量’，还有以前你们的所有不作为……这些吗？”
玻璃上的倒影面无表情，窗外的雨声沙沙作响。
原谅？
这个词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口发疼。
原谅爷爷的冷漠和那句判词？
原谅后奶奶的刻薄和抽在我身上的竹竿？
原谅弟弟被纵容出的恶毒？
原谅母亲的无力和那句让我“忍忍”？
原谅父亲沉默的缺席？原谅王叔的懦弱和无能？
不。
凭什么？！
那些打在身上的痛，刻在心里的冷，咽下去的屈辱，被当作“外人”的绝望，还有那句沉得我喘不过气的“对不起”……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像无数根看不见的刺，深深扎在我的血肉里，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牵扯着清晰的痛感！
原谅？说得轻巧。
原谅是圣人的事。
而我，林晚，只是一个被你们联手“下雨”，浇得透心凉、骨头缝里都在发霉的凡人！
一股灼热的、带着血腥味的怒气，猛地从心底最深处窜起！烧干了眼底那点因为冷雨而泛起的湿意！
“现在我三十岁了！”
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近乎冷酷的决绝，在空寂的房间里回荡：
“我还是不能原谅！”
“我开店！”
用那点微薄的积蓄和借来的钱，盘下一个更小更旧的门脸，卖些杂货。
盈亏自负，不用看任何人脸色。
“我租房！”
搬离了那个阴暗的隔断间，租了一个带小阳台的一居室。阳光能照进来，虽然依旧狭窄，但空气里的霉味淡了。
“我出去旅游！”
不再是年少时幻想的“学旅游”看名山大川，而是去最近的海边，坐在粗糙的沙滩上，看灰蓝色的、永不停息的海浪，一坐就是一整天。咸涩的海风灌满胸腔，吹不散心底的潮湿，但至少能带来片刻的、空旷的麻木。
“我吃喝玩乐！”
买以前舍不得买的、并不昂贵的衣服和化妆品，去小酒馆点一杯最便宜的酒，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在喧闹中享受一份刻意的放纵。钱花在自己身上，取悦自己，天经地义。
“我就是不回‘家’！”最后这句，几乎是咬着牙根说出来的，带着一种快意的、报复般的狠劲。
那个带着梨树的小院？
爷爷后奶奶可能还活着，或者已经死了？弟弟大概娶妻生子了？
那又怎样？
那里没有等我的人，没有我的位置，只有冰冷的回忆和深入骨髓的伤害。
那不是我“家”。
它早已在母亲下葬、王叔溺亡的那一刻，在我心里彻底坍塌，化为一片长满荆棘的、永不回头的废墟。
“你们三肯定骂我了。”我对着虚空，对着那三个看不见的“家长”，扯出一个冰冷的笑，“骂我不孝，骂我冷血，骂我记仇，骂我放着‘家’不回在外面野？”
“我不管！”
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嘶哑：
“我只要我快乐！”
“我没恨曾经的他们所作所为，”
恨需要力气，而我的力气，要用来活着，用来建造自己的堡垒。
“我没形成极端的性格，”没有报复社会，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变成他们嘴里“没教养的野种”那样的人。
“这也是对你们三个最大的尊重！”这句“尊重”，说得无比讽刺。不是原谅，而是我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正常”和“独立”，划清了与那个充满伤害的过去的界限。这是我能做到的，最体面的“告别”。
十八岁那年，蜷缩在流水线宿舍硬板床上，我幻想过三十岁。
幻想里，三十岁的我，应该会幸福一点吧？
有妈妈。也许还有那个沉默但不算坏的后爸。
可能没车没房，但一家人，围着一桌简单的饭菜，灯光是暖的，空气里没有硝烟和药味，妈妈会笑着喊一声“妹崽，吃饭了”。
日子不会太好，但也不会太差。至少，有个能回头的“家”。
现实呢？
现实是三十岁的我，坐在自己小店收银台后面，看着门外人来人往。
店里播放着不知名的流行音乐，声音开得不大不小。
我刚刚送走一个熟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冰凉的屏幕。
很自由。
真的很自由。
自由到可以决定几点开门，几点打烊。
自由到可以随时背起包，买张票去个陌生地方发呆。
自由到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用向任何人报备。
自由到……没有妈妈会在夕阳西下时，站在门口的老梨树下，用那带着疲惫却温暖的嗓音喊：
“妹崽，回屋吃饭了。”
人人都在说，失去亲人是一生的潮湿。
说这话的人，大概只是淋湿了衣角，回家还有炉火可烤，有热汤可暖。
而你们呢？
爸，妈，王叔。
你们是直接给我下雨！
从十岁那场梨树下的骤雨开始，一场接着一场，瓢泼而下！没有停歇！没有遮蔽！直接把我浇了个透心凉！骨头缝里都积满了水，沉甸甸的，甩不脱，晒不干！
我不是矫情的人。
真的不是。
我能忍着骨折的剧痛一声不吭地复健。
我能一个人扛着几十斤的货箱上楼下楼。
我能面对刁钻的顾客保持微笑。
我生病发烧到四十度，也能咬着牙给自己煮粥买药，绝不喊一声疼。
可是……
可是打这些字的时候……
手指按在冰冷的键盘上，屏幕的光映在眼里。
那些被“自由”和“不原谅”强行压下去的潮湿，那些关于梨树、关于竹竿、关于病榻、关于“对不起”、关于冰冷池塘的记忆碎片……
它们像是找到了缝隙的洪水，汹涌地冲垮了我精心构筑的堤坝！
视线瞬间模糊，滚烫的液体毫无征兆地、大颗大颗地砸落在键盘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我猛地合上笔记本电脑！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店里空无一人。音乐还在不知疲倦地流淌。
我趴在冰冷的收银台上，把脸深深埋进臂弯里。
肩膀无法抑制地、剧烈地颤抖起来。
没有声音。
只有滚烫的泪水，无声地、汹涌地浸透了衣袖。
算了。
算了。
你们三个……
现在都是埋在土里的小孩子了。
我一个三十岁的大人……
还和你们计较什么呢……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霓虹闪烁。
这自由的世界，灯火辉煌，喧嚣热闹。
而我的堡垒里，正下着一场无人知晓的、滂沱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