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阿甲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也不是那么好命。养他那时候哪有医疗条件先进的医院，都是听天由命，安稳的落在乡卫生院的产房里就不错了。
阿甲出生时候天气正在由暖变冷，产房里面只有一张木板搭成的床，竹子编的热水瓶，熏黑的钨丝灯泡，像高压锅似的消毒锅，还有一张长条桌和一个快要灭火的炉子。裸露的砖墙墙面上还钉着一些有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和画报。很多年以后阿甲听外婆说，生他那晚阿甲母亲肚子痛的受不住，母亲的单位也和乡卫生院一墙之隔，她佝偻着身体，从乡政府大楼，忍着疼一步一步挪到病床上，没有电话的年代，大夫就托人去叫外婆。几个护士急急忙忙的从院里的树上拽下几根树枝，抬着一匣子火炭，赶紧把火炉生着。
等着母亲苏醒过来，护士才将阿甲和母亲转移到病房里。母亲脸色苍白，阿甲哭声震天。那天医院生了7个，就他一个男娃。
家庭贫穷，生出来的孩子也会受罪。甚至接生的助产大夫和护士也没好态度。朴树曾直言：‘我觉得人生特苦，我可以承受这些苦并学到东西，但我不忍心让孩子这样’。也确实是这样。羊生更多的羊，狼的群体才会壮大。
外婆到来的时候阿甲已经被剪断脐带晾在一旁，护士用纱布盖着他。外公站在瓦房外不敢进来看。他害怕生出来是个丫头。直到外婆开始叫他，他才进来。“老汉，你看，胖嘟嘟的，带把把着呢。”外婆对着外公说。外公用他枯柳般的手第一次触摸阿甲的时候，56岁的他显的有点拘谨，显得有点无措。他嘴里念着祈祷的话，怀里紧紧的抱着阿甲。根本就没考虑他那麻布粗衣硌疼阿甲。那时候外婆照顾着母亲，而阿甲在外公怀里，被抱了一晚上。
第三天，阿甲才穿了人生当中第一件衣服。那是外婆把病房里不用的棉纱布带回家，洗干净，一层一层的缝起来做成的一件小衣服。第七天，外公抱着阿甲回到了外公的家。自那时起，阿甲就在这个家里被外公外婆操养至今。
七八十年代，外公搞一点小生意，穿梭于青海，XZ，甘肃，宁夏，四川。这一来二去的也有点经济基础，但也勉强裹腹。阿甲出生后外公直接放弃了远走的生意，安心在家做起了专职保育员。和外婆一点一滴的抚养阿甲。
阿甲脾气大，性格急。进奶量大，次数频繁，外公只要闲了，就一天到晚的给他找牛奶，找酥油，找青稞面，找山羊奶。他们尽可能把好的东西给阿甲准备着，储存着，付出着。用奶奶的话说，老村里的奶牛，山羊，都被阿甲吸的干干的了。
白天，外公把阿甲如架鹰一般架在右胳膊上，带着阿甲晒太阳，逛老村，玩土，玩沙子，听八卦，有时候也会蹬着他那个随时会断链条的二八大杠带着阿甲去看黄河，去看隔岸相望的QH省，去看漫山遍野的金露梅。阿甲那时候小，哪里知道外公所指的那个地方叫QH省，光是个嘟着厚墩墩的嘴拿唾沫星子吹泡泡。阿甲也不安份，调皮的，胖嘟嘟的小手拽着车把，前后使劲晃，晃得老二八咣当咣当作响。他外公兴致盎然，还给阿甲讲：那是山，那是石头，那是水，那是车子，民和县委的吉普车。
晚上，他外公穿着都洗了好几回，脱了颜色，皱皱巴巴的，漏着棉花的军大衣裹着阿甲，像烤红薯一样把阿甲揣在怀里，去看公社里放的露天电影。看《红星照我去战斗》《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时，他外公还跟着其他老人一起飙国粹。传到外婆耳朵里，外婆骂他不知羞。他外公抬起手，做着打人的模样，给外婆来一句：咋，屁话咋这么多，扇球一拐子是。外婆也嘴不饶人，犟着犟着天亮了。那时候阿甲倒像是个猫，窝在外公怀里，吮着手指头，瞪着黑溜溜的眼睛看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在那斗嘴。
两人把照顾阿甲的工作五五分，前半夜，外公搂着阿甲睡觉，外婆负责热奶，换尿垫。后半夜外婆搂着阿甲睡觉，外公负责热奶，换尿垫。外公搂着阿甲的时候喜欢把阿甲放在他的胸膛上，阿甲一哭，外公就拍他。外婆搂着阿甲的时候喜欢把阿甲顺长担在她的腿上，阿甲一哭，外婆就抖腿。谁负责值班，谁就眯着眼睛坐着，摇过来摇过去的，还得看着煤油炉子不能灭。特搞笑。
偶尔，舅舅文华从临夏回来，看到俩老人把阿甲宠成这样，气的呼呼呼的，也不敢把阿甲怎么样。倒是疼爱一天比一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