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集市嬗变

中国是世界上三个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东亚的轴心，不仅很早就形成“北粟黍、南稻米”的种植业的主业格局，而且较早建立了以狗、猪、鸡和水牛为主要畜种的副业体系，兼之养蚕基础上的缫丝业最早在中国出现，华夏文明从而以成熟而丰富的面貌展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面前。农业的繁荣发展和产品的丰足富余，促成了氏族部落的物物交换。

史书记载，舜曾“贩于顿丘”，这意味着最初的交易由部落首领操控。从字面去考量，商业一词或源于商代，但商之前就存在交易活动应无疑问。交易活动的场所是市，集市是北方的统称，闽粤等地称作墟，川黔等地称作场，赣地则称作圩。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由于不能自给自足，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农户间需要进行交换和买卖粮食、蔬菜、牲畜和手工制品，集市作为一种农村简单贸易组织形式应运而生。集市这种贸易形式应不晚于商周，《易·系辞》即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简单的交易活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管子·乘马》曰：“方六里为之曝，五曝命之日部，五部命之日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交易的发展带动了贩运业务，《尚书·酒诰》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史记·货殖列传》更进一步指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周之际，集市贸易十分发达，《战国策·见田仪于梁南章》载：“梁之东地，尚方五百余里，而与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三十有余。”与此同时，诸侯国采取了一定的管理措施，专业性市场逐渐发端，《周礼·司市》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秦汉出现国家大一统后，车同轨，书同文，货币和度量衡有了统一标准，集市这种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潜夫论》曾曰：“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一度形成了长安、洛阳、临淄、宛、邯郸、成都等六大都会，以及粮食、竹木、铜铁、牛马等三十多个商业行业。与此同时，定期集市逐步由城市向农村扩入寻常百姓家。

魏晋南北朝时，集市贸易在动荡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倡导商业及市面的繁荣，曹操就积极鼓励发展手工业，在他的推动下，“十二镊续机”迅速普及，襄邑锦绣、清河缣总、朝歌缪绮、上党麻布等商品涌入市面。《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还记载：“黄初三年（222），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商业中心内批发零售俱全、行业分市摆布的局面。洛阳城“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西有退酩、治筋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洲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户，阁道交通，迭相临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草市这种新式集市。在交通要道和渡口，草市逐渐成为交易集散地，如《水经注》记载：“视水左渎，又西经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南齐书》卷五十载：“（南齐萧）宝食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

唐代时，长安、洛阳成为大型货易市场，泉州等沿海港口外货市场也次第涌现。以长安为例，在皇城南朱雀门外设东市和西市。市场为有围墙的正方形，经营同一种商品为一行，“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宋之际，商业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集市大量涌现，小商品充盈其间，形成“三百六十行”，不但出现谷市、丝市、猪市、药市等专业性市场，而且牙行、货栈、票号、钱庄以及会馆、公所等走上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固定场所——瓦肆在宋代大量出现。《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随着明清之际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负有展销之责的集市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许檀在《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统计，明代全国主要省区合计集市数量在1万个上下，清中叶11个省区集市合计已有18000余个，清末则超过3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