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生态农业与环保农村

温铁军

本书作者石嫣是我的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她去美国“洋插队”半年。回来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也促使她进一步参与我们这些年艰苦奋斗的生态农业、环保农村的改良事业。遂为之序⁽¹⁾。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²⁾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耕地只占全世界的7％，但很少知道中国耕地中“水土光热”等农业自然资源匹配的只占国土面积的9％。

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作为现代产业的增长，其结果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失去可持续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从现象上看主要是农业的化学化造成的。例如，我国农药年产量和使用量均高居世界榜首，年生产近百万吨，居世界第二，但其中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农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禁用的；高毒的杀虫剂占总产量的56％。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45亿亩次；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2187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16％。全国每年施用量已突破130万吨（成药），以播种面积计，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用量的2倍⁽³⁾。据部分省市数据，蔬菜中农药检出率达54％。这是因为植物保护是需要大面积实施才能见效的技术推广，不可能靠小农经济完成；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购买农药是通过私营个体渠道。约半数农民不能合理使用农药，只有3.57％的农药使用是由技术人员操作的。此外，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仅400多条，而欧盟有27000多条，日本有9000多条；目前蔬菜农药残留监控计划只不过覆盖37个大城市，占全国城市的5％⁽⁴⁾。

再如，我国化肥年使用量已突破4000万吨，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已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⁵⁾。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50％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1/3；但在上海、浙江这类农业产业化发达地区，工业污染负荷只占杭州湾总负荷的10％，另外90％都来源于农村和农业面源污染；此外，仅以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20％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损失氮就达300万吨，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逆转，其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还如，我们国内大城市前些年形式主义地搞“市长菜篮子工程”，投资上了万头的猪场、牛场，也同样造成规模养殖业的面源污染。

农业污染问题的本质尤其值得关注

这些现象虽然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前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却并不能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了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客观地看，这是很多地方大力推进效益目标的农业产业化的后果之一，在过去单纯追求GDP的“非科学发展观时代”，这些教训都被成绩掩盖了。

我们是在人口增长造成对农产品的客观需求增加的同时，进入了庸俗化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一方面是社会盲目地推崇消费主义，从而造成世界罕见的食品浪费；另一方面盲目招商引资、加快城市化，造成土地资源不断被大量占用。再加上在小农分散经营的制度条件下只能放弃集体化时期主要采集天然来水和地表水用于灌溉的农田水利建设方式，改为财政补贴分户打井灌溉，当然会导致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在农业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农业增产与面源污染进入恶性循环。

此外，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西方模式搞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享受政府优惠政策，进入农业的企业一般都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这当然有足够的合理性，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循环经济和综合效益来看，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比如规模化、产业化的粮食、棉花生产，必然要大规模施用化肥、除草剂；越多地改用化学农业，造成的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严重。近年来蔬菜、瓜果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超标严重，产品品质下降、食品致病等等，均与商品化和化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农业现代化相关。就在同期，我国5年来某些农药产品产量增长幅度超过130％，其中化学合成产品2005年利润增长幅度超过45％；这些都直接表现在GDP和利益分配上，自然而然地成为官、产、学、媒联合推进“非科学发展观”的利益背景。

在新时期贯彻新战略的时候，需要反思最近30多年来的农业政策：它一方面确实有利于产量和效益目标，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进一步破坏了城乡生态，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看来，只要各级政府尽快把财政补贴从支持化学化、产业化的农业改变为支持农户使用农家肥的有机兼业农业，只要下决心把在城市事倍功半的环保投资少部分地改变为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环保投入，农业面源污染这个全球性难题就能在中国解决。而现在之所以不能改变甚至难以讨论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某些部门或政府官员与产业资本的利益关系过于紧密。

这些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按照最时髦的西方制度学派理论，都应该属于所谓农业现代化这种制度造成的“负外部性”⁽⁶⁾。

新农村建设应该突出强调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

无论是强调科学发展观，还是强调生态、环保，都应该尽可能把重点转移到农村去，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我们最近这几年提出的看法仅供参考。

我国资源紧张条件下的弱势农业也被迫追求GDP，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因为给定的目标仍然没有超越“大跃进”式的思维，即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的农业现代化。的确，欧、美、日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现代化成功吗？我在国际上到处寻找，始终也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典范。

所以，如果愿意反思，那么可以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所实现的农业现代化，由于造成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不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据此，如果我们确实打算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三农”工作领域，应该强调的就是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

就现在的条件来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农业差别太大，农业领域的根本制度是不可以照搬的。美国农业主要是靠拥有大面积土地的17万个农场主，而中国的农地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约380万个自然村；特别是那些平原地区的农村，往往是上千人甚至几千人聚居在一个村里。如果我们也按照美国农业追求规模效益的方式搞，其结果恐怕很难乐观。但如果止步于维持小农经济，那也很糟糕——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追求细小单位面积农业的高产，其结果仍然是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大量投入。

从民航客机上，我们能鸟瞰黄淮平原，很多地方被大片青灰色覆盖着，那就是地膜覆盖或者塑料大棚。在没有全面使用可降解的农膜之前，塑料薄膜都会污染土地；只要是大棚覆盖，基本特点都是高耗水、高化肥、高农药、高除草剂，这已经造成华北平原地下水过量开采超过80％，再加上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地表土壤板结，沙化将是必然的结果。有些著名蔬菜产地由于大棚里的土壤被严重污染和有机质丧失而不得不挖地三尺以换掉棚内土壤！

如果说20世纪沙尘暴来源于蒙古高原，那么，21世纪很可能来源于黄淮平原。曾经有人说过，一只蝴蝶在亚马孙森林振动翅膀，就会引起太平洋的风暴。将来的中国，也许一个小孩在华北跺跺脚，就会引起北京的沙尘暴。

近年来，为了试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循环经济、有效经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志愿者们已经筹备组建了绿色合作联盟，郑州的花园街道也开始从帮助兰考农民卖健康大米，进一步与南马庄村形成了城乡社区结对互动。北京的“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宣布成立；在本书作者与其他5位中国环境大使发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洽以及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获奖者廖晓义等联名签署的“文明消费倡议书”发布之后，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们深入社区，发动城市居民组建消费者合作社，帮助农民的生产合作社与市民的消费者合作社直接谈判，让农民能够以合理价格销售健康食品。接着，本书作者石嫣接受国际组织的安排到美国做了一个学期的参与式社区支持农业（CSA）的研究，即俗称的“洋插队”，在美国就引起很多关注，归国后也得到国内媒体和各地干部群众的重视。这个时期，我们与北京市海淀区联合建设产学研基地的有机农业和市民农园实验点（小毛驴市民农园）也在后沙涧村的土地上诞生了。

如同我们2002年配合十六大开始了新农村建设试验一样，相信再有三年，通过城乡良性互动来形成有效经济的试验也会产生初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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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荐序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曾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先后担任过多个国家级项目首席专家。本文写于2012年。

(2) 指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中，溶解的或固体的污染物，如农田中的土粒、氮素、磷素、农药重金属、农村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物质，从非特定的地域，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下，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使大量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河流、湖泊、水库、海湾）所引起的污染。

(3) 平均每亩（667平方米）用量接近1千克。

(4) 摘自“我国农药使用现状调查和对策建议”（2005—2006软科学要报汇编，pp.222-232），原载2004年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应对国外农药技术壁垒的对策研究”，2004DGS1B001。

(5) 我国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高达400 kg·hm-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几乎是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225 kg·hm-2的安全上限值的两倍。

(6) 据此，西方学术界推出了“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学科，所提出的主要解决办法是“排污权”拍卖。但这种办法对于在世界上都属于弱势产业、需要政府补贴的农业而言，特别是对中国这种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客观上难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