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一　我的“洋插队”生活

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插队”这个概念是陌生的，尤其是对于我这样从小生活并成长在城市中的孩子。最初了解到“插队”这个概念是从父母那里，爸妈都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因插队而相识并结合。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听到父母讲述那段生活经历以及其间发生的故事。更多地了解“插队”是从我的导师温铁军先生那里。跟随先生读硕士、博士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一言一行，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精神，无不渗透着11年基层生活对他的影响。

“插队”这个概念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的社会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大幅度降低，于是从1968年开始，有2000万城市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干部以插队落户为名到乡下劳动。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尽管现在这些知识青年对当时那一段经历有不同的评价，对于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人认为几年的插队生活耽误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有人认为那是一种生活中不得不做的选择，但是，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来说，他们的到来却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农村有了赤脚医生，有了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有了知识青年带来的新鲜事物，有了对于农田水利劳动力的巨大投入……很多东西至今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当我们提到农村时，更多的年轻人想到的还是当年晏阳初想到的那样，农民是“愚、贫、弱、私”，农村是荒芜和衰败的代名词。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进城打工的农民，更是不能得到和市民相同的国民待遇。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鸿沟被体制和人为的原因越拉越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天面对着的是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孩子们更是“五谷不分”，我们逐渐失去了对生养我们人类的土地的感情。对于我们所吃的农产品，我们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又是谁种植了它们。我们想到更多的是如何从农村走出来，如何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下去，如何让自己的钱包更快地鼓起来。

如果一味强调城市的发展，而忽视了城乡之间的和谐，城市就变成了一个解不开的困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像井底之蛙，难免一叶障目，看不到自己生活在城市的代价是什么，比如垃圾流向了何方？又给那个地区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现代城市成为一个源源不断对外制造麻烦、转嫁成本的地方，而农村也由本应在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这个循环链条中起到涵养环境、保持水土的作用，变为消化城市转移的垃圾、污水、废品的地方，也因此，如今，农业的立体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污染中比例最大的污染。同时，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在我们所追求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大潮流下，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可能经过了几万公里的运输，在包装、运输等环节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营养流失和污染。同时，农民在农产品销售的最终利润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农业收入，就要增加产量，于是逐年追加化肥和农药的用量，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似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吃的蔬菜、水果、馒头、米饭、肉都不知道是否安全，从种植、养殖到餐桌的过程，充斥着各种农药、化肥、添加剂、激素……近些年来，每个人都注意到癌症、白血病等以前的罕见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这与我们饮食中所含的化学物质相关度有多高，但我们确实可以体会到近30年来的变化与这方面的内在联系。据新华网报道，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癌症发病率上升69％，死亡率增长29.4％，全球每年约有近1000万人新患癌症，每年约有500多万人死于癌症，也就是说大约每隔6秒钟就有一名癌症患者去世。与此同时，各种“富贵病”，如糖尿病、脂肪肝的患病率也迅速提高。

传统上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共同体社区，原本起着“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和城市的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在城市遇到各种危机的时候，帮助城市“软着陆”。由于乡村是一个与外界关联很少的、相对封闭的社区，农业生产者拥有两种选择的力量：首先，农民可以选择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的过程，包括种什么和种多少，以及投入多少。当然，这些选择总是受到当地气候、土壤的情况的限制和本地农产品市场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其次，农民是商业产品生产者的天然竞争者，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自己保留种子、使用畜力和自己的肥料。

但，这样的乡村越来越只存在于相对偏远的地区，很多地方的乡村就像皮影戏中的皮影，双手和双脚都被外部力量控制着，工业资本已经夺取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迫使他们最大化投入，以匹配一些有能力决定价格的购买者的需求。伴随着农民逐步丧失对农耕的投入、进度的控制权，以及将产品销售到市场的能力，农民成为被大资本决定的食品系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链条的最终产品与生产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种植中的传统智慧基本被现代的农药化肥企业的技术所代替；农民的教育、医疗也依赖于复制城市里那一套高成本的体系。由于大部分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里，大量农村中青壮年进城务工，很多农村成为空心村，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所谓的“386199部队”），农村似乎真的向我们想象中的衰败走去了。

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似乎越来越成为“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了。

农业耕作的过程是体力劳动的过程，如将原材料——种子、水、肥料投入到初级产品——谷物、蔬菜和牲畜中。但体力劳动并不是农业生产的全部特征，农产品系统更不是简单的农业生产，它包括农场的经营、生产、营销，也包括产品的运输、加工和营销。尽管体力劳动在农业食品生产的链条中是一个必需的过程，但农场的投入和农业的产出并转化为消费者的商品，这样一个食品系统开始逐步控制了农业经济。

20世纪初，农民可以获取农产品销售的40％，大部分投入形成的产出直接在农业的再生产中以种子、饲料、粪便和绿肥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到20世纪末，耕作本身只能获得相当于农产品销售的10％，另外25％为农场的投入，而剩下的65％则被从农产品到消费商品的运输、加工和营销过程所获取了。而那些投入到农场中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现在则用来购买商品化的种子、拖拉机和燃油，用机械和人造化学品来替代劳动力。

因此，农场生产和产出的转变为工业资本获取农业的利润创造了机会。正像其他工业加工过程一样，农业机械、化学品、种子和小麦转变为我们在超市所购买的麦片的过程，就被资本及其需求所控制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阐述了这个转变带来的社会影响。到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研究开始专注于土壤养分的循环和资本农业的剥削特质。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

资本生产，混乱了人与地球的新陈代谢，所有资本主义农业的努力不仅仅是吸食工人而且吸食土地，所有的努力的增加肥力都是朝向毁坏更多长期肥力的来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科技和社会生产的程度，而与此同时不断侵蚀了财富本来的来源——土壤和工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个论点，并且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生态可持续能力”的概念。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食品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快速而巨大的变化，这个系统不仅包括那些耕作的农民，还包括那些大型的农业企业。这些企业提供给农民种植中的一切投入，从种子、化肥到拖拉机和燃料；再大一点的农业企业甚至提供包装和运输服务。农产品的世界贸易已经开始几个世纪了，而如今大型农业企业控制、主导了农产品的世界贸易，从而加速了这个过程。资本的集中给人类提供了不断增长的食品产量，甚至是过剩的。可是另一方面，纵观世界，更大的问题表现在：少数农业企业控制了食物生产的各个环节；农民在使用农药时存在安全问题；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的广泛传播对于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对不可再生资源越发依赖；农民收入、生活条件差，动物福利极低，饥饿还在不断地蔓延，可食品产量的增长目标却不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不是为了减少饥饿，而是利润的增长！

难道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这个世界总是有人可以跳出制造问题的思路，另辟蹊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社区支持农业（CSA）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早出现在日本、德国、瑞士，最初的出现就是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在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关系，消费者会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在这里，社区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之内有共同消费理念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所支持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人类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有人曾经这么描述社区支持农业：“CSA是一种类似物物交换的方式，就是你今年用钱支持了一个本地的农民，来年可以获得免费的农产品。”

2008年4月18日，在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后，通过美国农业贸易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IATP）的帮助，我来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开始了我近半年的美国农民生活。在这里，我真正成为一名农民，每天和他们一起劳动——从种植到收获，从农场寻找社区成员到配送这些农产品到社区中，从浇水除草到采摘。与此同时，我的身份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不仅要劳动，同时还要观察、访谈，从另一个角度来做我的研究。

或许是因为目前中国学生出国大多选择到大学学习，并且每次提到美国的农业，大农场、高度机械化就认为那是农业现代化的典范，而我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却是到美国的一个小型生态农场当农民，而且是整半年的时间，这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温铁军先生说我是第一个中国公派到美国“插队”的研究生，意义是很大的。有人说这是“划时代的”。但从我内心来说，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享受这样的生活，并且相信“实践出真知”这句对于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来说更是要遵循的原则。我真实地面对现实，而不是矫情地钻在书本中。一个人的一生中或许很难有几个这样的半年吧。

这本书的内容，是我对半年“洋插队”生活的回忆和总结，本书以我的故事为线索，穿插了很多我对于这种参与式研究的思考。希望通过这本书，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食品运动中来，爱护我们的土地、珍惜现有的资源，让地球母亲可持续发展。更希望以此引发对现有的一元发展观的思考，激励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人生多样生活的选择，看到我们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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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旧版名为《我在美国当农民——“80后”的“插队”日志》，2012年出版。本文为旧版序。——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