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考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儒学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末，海外学术界兴起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80年代中之后，中国内地新儒学的研究骤兴，至今方兴未艾。这现象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突破。至今对新儒学的研究，仍以探讨其本身哲学思想为多。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或思潮史去衡量，新儒学的兴起及其发展，确然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崛起的思想流派，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应补上的重要一环。

近年，已有研究认为，现代新儒家勃兴于五四期间，虽然将之从原有的如“国粹派”等思想学术流派区别出来，并将之归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并视之为五四以后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但一般来说论者仍然视之为文化上的保守派。这种从历史源流的观点去论述新儒学的勃兴，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教授最早。他认为，“新儒家实际上是和五四运动同时并行的，不怕误解而抗衡产生的。”他进一步指出，“相对过去只是用进步的，反封建主义的笔调来描写五四，现在应抓住与五四运动同时产生，而至今仍未承认其积极意义新动向的另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把握五四运动的时代。”近年，也有视“现代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的形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足以和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而三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派别。并认为“把现代新儒学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和这个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还得到这样一个观点的支持，即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而大致同时出现的”，并认为三派“不过对同一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而已。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推动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三派思想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化启蒙的真实内容”。以上称引的研究和论述，有几个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以现代新儒家是始兴于五四的新思想流派，流传有绪以至于今；二是现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思想的组成部分；三是开始改变以负面意义去衡量新儒家的出现，并探究其出现的积极意义。

个人以为对五四时期新儒家的兴起，尤其是第一代，深入发掘其渊源是很重要的。这有助于对新儒家勃兴的因由、思想本质以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的理解。

对现代新儒家人物的界定，学术界看法虽不完全相同，基本上，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三人为第一代新儒学的奠基者，共识较多。本文即试图透过这三位新儒家奠基者从人脉和思潮史的角度予以疏解，从而彰显新儒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意义。

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这三位新儒学首倡者，他们早年经历，有着相同的时代共性。一是他们都是清末最早一代接受由西方传入的新式教育，又不同程度钻研过外国的文化思想。二是他们对传统学问都有造诣，各自擅胜。三是或许程度不同，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也是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笔者曾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与此前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脉相承的条理。即使在人事的系谱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原先则属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系统。”值得我们注意的，作为五四时期新儒家的倡导和奠定者，有着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相同的时代经历。如深究史料，他们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新文化运动前都有相当密切的人事渊源。

除了马一浮两次拒绝赴任北大的邀请，熊、梁二人都曾任教于北大，与新文化运动者有共事之雅。这不能视之为偶然。除了原先早在北大作者教的旧式教员外，民国初期至20世纪20年代进入北大的，几全属晚清的革命系统中人，之间关系密切。新文化运动间在北大分化成西化派、国粹派再加上新儒学派，其实透露出晚清以降的革命派思想的演化过程。研究五四时期思想，我们不仅要注意其间思想的分野，也应重视他们之间思想形态的交叠。简单举例，新儒家的奠基者，尤其是熊十力和梁漱溟，自辛亥革命成功到二次革命失败引至军阀乱政，政局演进带来思想的冲击，再促成他们思想的转变，其发展过程和轨迹与陈独秀、鲁迅一辈新文化运动主流派，极其一致。甚至对当时政局、社会现象以至文化思想现况的分析，也极其相似。若果将1915到1917年陈独秀和熊十力的文章相比较，如不具名，甚至不能厘然分辨是谁的文章。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相同的时代价值。民主、科学、自由、民族思想、社会公义、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进步反对保守、追求世界视野和现代意义，等等皆属之。两者的分别，只在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手段和如何才能创化出理想的新文化而已。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精神

笔者在拙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指出，在辛亥革命期间，近代型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是身兼政治革命者和文化思想启蒙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社会革命与思想启蒙工作同时并举。随便举例以兹说明。蔡元培参加创办“光复会”“同盟会”和国民党等革命活动的同时，孜孜不倦办学校、办报，以求推动文化教育的进步。陈独秀所走道路与蔡氏极相近，从事革命的同时，办报、办学校、介绍新知识，亟亟于要推动文化思想的发展。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人在北大，不单要使北大成为革新思想的中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图将北大办成一所近代型的大学，为近代中国奠定近代大学的规范。他们这种种作为和成果，贡献是卓越的。除北大外，近代的中国大学如岭南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几乎都是由上述同类型的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奠定基础和规模的。

一般研究者常以为，他们之从事文化革新，目的是为政治革新服务的。个人不作如是看。这辈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尽管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活动的侧重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并非将社会政治革新和文化思想的革新两种取向对立起来的。例如陈独秀和鲁迅二人，一生充分认同和积极参与实际的政治革新，也努力于文化思想革新以此推动政治社会的革新，但他们从来不以为文学只是依附于政治，在他们著述中，他们一直主张文学有其独立的价值。至于一直被认为有倾向于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家如沈从文、徐志摩等，其实在他们不少作品中，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关心和要求，也不一定比其他近代文学家低。他们同是五四时期的胤子。胡适虽然会表示：要“二十年不谈政治”，其实他一生从未真正离开过政治，这都是一些具体而微的例子。

崛兴于20世纪初的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革新有着他们根本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首先，他们认同从破坏中求建设，崇尚不破不立。这样的态度与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自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外国的侵凌，而且在世界新文明的冲击下，日益暴露了旧传统思想的落后，加之社会上充满腐朽封建造成的不合理，他们都是身有所感目有所见，因此不满的情绪特别浓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对之抨击不遗余力，甚至采用激烈的言论去表达他们过分的忧虑。在他们眼中，不破不立，有了破坏才可以建设。不过我们常侧重他们在破的作为，不管对他们的评价是站在贬或扬的立场。其实这一辈人，在他们进行不遗余力的破坏的同时，他们之中不少人一生都致力于探索足可导引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新文化的建设。这种新文化的建设，不限于社会文化，近代中国多种新文化学术基础的奠定，都是出于第一代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之手。蔡元培固然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和规模的建基者，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美学、伦理学的建构者。陈独秀及早向中国输入世界文学新的理论，他一生不断探求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晚年虽贫病交困，仍奋力要完成旨在以科学方法去学习中国语文的著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对《红楼梦》《水浒传》和《水经注》等的研究，目的也在建立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谢无量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后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史》《中国佛教史概论》等等著作，都是近代中国学术开山之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成为了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另外他之在儿童文学、版画以至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都是先驱者。高剑父和陈树人的创立岭南画派，于右任之创立新草书，黄宾虹的新山水画，李叔同弘一的美术和音乐，李大钊新史学理论，等等，几乎在每一文化项目上，都见到第一代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所作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影响所及，也见第二代新文化运动的胤子，在各方面传统中国导向上有出色的创建。新文学不同说，学术上的顾颉刚的国故整理；傅斯年新史等，冯友兰等人的新哲学建构：匡互生和叶圣陶等人通过办白马湖中学；办《中学生》；办开明书店，出版众多丰富多彩的读物，以建立新式教育。以上所举例子，旨在说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型革命知识分子，在从事激烈的文化破坏的同时，也努力从事文化建设的事实。甚至欧阳竟无的佛学院，太虚的佛学现代化，都是这辈有相同背景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建设成果。这种例子可举出的尚多，发掘史料集拢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会呈现出新的图像。

其次，开放的心灵和创化的精神，也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特征。这类型的知识分子，有着开阔的世界视野和国际性的胸怀。他们热爱民族和国家，愿意为之而献身。但他们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普遍具有一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在文化上，他们态度开阔，具有要糅合中外文化创化新文化的精神。影响所及，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人，在学术上都有着这种开放而富创化的精神。一个很好的例子，1927年郑振铎编写一套四册的《文学大纲》，这是一部不仅是中国即使在世界上，在当时来说，是真正意义的世界文学史。另外郑振铎为倡导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其“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他们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在于“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都以世界视野去创化新文化和学术。

清末以来，学术大家辈出，其原因除了由于受到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令思想勃发，思路大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学问，存着一种强烈的使命，要为中国创立新的文化学术。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他们学术生命目标攸关，这所谓站得高看得远，是立其大者的意向有关。这辈知识分子并非只靠单纯的意识形态及几句简单的口号去倡导推动的。他们真是扎扎实实地做研究，他们真正做实践性的文化基础工作，是一种从根做起的态度。

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在于作一种对历史的纪念。重要的是从检讨历史的角度，去探索近代中国发展的合理可行的方向，作我们构思未来发展的依据。

近代中国出现了近代型革命知识分子，距今已有百年，人类文明又将进入新的一个世纪——21世纪。结合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观察，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说到底仍是在文化教育。自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由于时局及各种原因，文化教育的创化和基础工作任务尚未取得良好的发展，如何吸收前人的经验，开出我们新时期所要走的文化道路，是我们关心中国前途者刻不容缓的工作。

（1999年4月20日）

【补充】

代表日本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研究重要成果的《五四运动史像之再检讨》（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中央大学出版1996年）中，斋滕道彦教授仍主张应将“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为不同对象来研究，且要分别解释。因为他不认同两者简单的接合，更直接说不认为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存在那么有机的关系。[见《绪论：五四运动史像再检讨的视点角度》，第7、8页]从笔者分别对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和安徽一省在史料搜集整理作较深入的研究，所得结果，正与斋滕教授说法相反。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期间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有着密切的内在有机联系的事实。

（1999年北京“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大会发言稿，收入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