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的反思
本人能出席今日的演讲讨论会，感到很荣幸。今日的讲座是为纪念讲座创办人马文辉先生诞生九十三周年，本人原来与马先生同毕业于岭南中学，况且今日正是五四运动七十八周年的纪念日，今日的讲题又是关乎五四运动的，所以特别感到有意思。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这是不用怀疑的。本人专题研究过五四运动史，也曾写过一本题为《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的专著，以下是个人基于研究所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些介绍并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及请予指教。
我们惯常说的五四运动，具有两方面的历史性质。一是五四运动是指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革新运动。二是另外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个发生于五四爱国运动前后的文化思想革新运动。这两个运动的关系，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因有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才能酝酿出五四爱国运动，亦因爱国五四运动的发生，才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发扬光大，传遍全国，深入各种文化领域，影响深远。
本人今日的讨论，主要侧重于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格；三是分析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四是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反思。
要充分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运动发生的源流。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胎动。1916年年底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二月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在二人的积极推动下，以北大和《新青年》为中心，结纳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推动新文化运动，是其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新文化运动以致全国知识分子的响应和参与，遂演成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从较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五四运动，得见其具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革新运动的典型特征。
（一）20世纪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革新运动，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文化的革新运动。此前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则具有此种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外的衰败，主要是社会经济的疲敝，国力的不振，从来在文化上都保持着优势。到19世纪以来的中国则不一样。比之当时欧美国家，不只国力甚至在文化思想方面都明显地落后。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新运动要社会政治革新与思想文化革新同时并举的历史环境。
（二）20世纪以来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运动的主导和主体力量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一种近代型的知识分子。在此以前的历史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虽亦有如容闳、严复等接受过较完整的近代教育及对近代文化有切身体验的一些人，但相对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只是个别和少数人。但进人20世纪的几个革新运动则不一样，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其间出现了一代人，他们约略在188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出生，他们一生的教育较均衡地接受过正式的传统教育和近代新式的教育。他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在他们的一生中，具备了参半的中西教育，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代兼备中西两种学问基础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曾在外国生活过，对近代生活与文化有着亲身的体验，所以他们是“第一代近代型的知识分子”。而辛亥革命运动和五四运动正是以这代人为主体和主力的革新运动，所以他们又是“第一代近代型的革命知识分子”。
细心的考察，五四运动的指导者和推动者与此前的辛亥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过往研究上较为忽略的。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和指导者，多数不同程度曾参与过辛亥革命，不少更是资深的革命党人甚至是运动的先驱。如蔡元培，他与晚清革命运动的关系是较为人知的。陈独秀早在1902年已与身革命运动，并与整个革命运动相终始，并且他实际是安徽等地区革命运动的奠基者。鲁迅在1902年则参加了晚清重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其他人物如李大钊、李辛白、钱玄同、高语罕、高一涵、沈尹默，甚至刘半农等无不属之。
除了在人脉上五四与辛亥革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文化思想上，亦有相承的条理。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倡导的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如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西方文学新思潮的介绍、批判封建思想和反传统思想、提倡各种新思想等等，无不在辛亥革命期间见其端倪，只是规模和周悉有所不如而已。换句话说，在辛亥革命期间被陆续提出的文化思想革新的要求，在五四期间，终因历史条件的配合，蔚成一个明确的文化思想的革新运动。最值得注意的，在晚清曾主张各种文化革新的人物中，很多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代近代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最初的政治革新运动和文化思想革新运动中担当了一个主导和主体的角色。
这代“近代型的革命知识分子”有另一种特征。他们一身兼政治革命者和文化思想启蒙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社会革命与思想启蒙工作同时并举。随便举例以兹说明，蔡元培参加创办“光复会”“同盟会”和国民党等的革命活动，他一生孜孜于不断办学校、办报，以推动文化教育的进步。陈独秀所走道路与蔡氏极相近，革命同时，办报办学校，亟亟于要推动文化思想的发展。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人在北大，不单要使北大成为革新思想的中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将北大办成了一所近代型的大学，也为近代中国奠定了近代大学的规范，这种成果和贡献是卓越的。除北大外，近代的中国大学如岭南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几乎都是上述的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奠定基础和规模的。
一般常以为，他们之从事文化革新，目的是为政治革新服务的。个人不作如是看。这辈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尽管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活动的侧重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并非将社会政治革新和文化思想的革新两种取向对立起来。例如陈独秀和鲁迅二人，一生充分认同和积极参与实际的政治革新，也努力于文化思想革新以此推动政治社会的革新，但他们从来不以为文学只是依附于政治，在他们著述中，他们一直主张文学有其独立的价值。至于一直被认为有倾向于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家如沈从文、徐志摩等，其实在他们不少作品中，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关心和要求，也不一定比其他近代文学家低。他们同是五四时代的胤子。胡适虽然曾表示：要“二十年不谈政治”，其实他一生从未真正离开过政治，这都是一些具体而微的例子。
崛兴于20世纪初的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革新有着他们根本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第一，他们认同从破坏中求建设，崇尚不破不立。这样的态度与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自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外国的侵凌，而且在世界新文明的冲击下，日益暴露了旧传统思想的落后，加之社会上充满腐朽封建造成的不合理，他们都是身有所感目有所见，因此不满的情绪特别浓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对之抨击不遗余力，甚至采用激烈的言论去表达他们过分的忧虑的原因。在他们眼中，不破不立，有了破坏才可以建设。不过我们常侧重他们在破的作为，不管对他们的评价是站在贬或扬的立场。其实这一辈人，在他们进行不遗余力的破坏的同时，他们之中不少人一生致力于探索足可导引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新文化的建设。这种新文化的建设，不限于社会文化，近代中国多种新文化学术基础的奠定，都是出于第一代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之手。蔡元培固然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和规模的建基者，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美学、伦理学的建构者。陈独秀及早向中国输入世界文学新的理论，他一生不断探求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晚年虽贫病交困，仍奋力要完成旨在以科学方法去学习中国语文的著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对《红楼梦》《水浒传》和《水经注》等的研究，目的也在建立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谢无量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后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史》《中国佛教史概论》等等著作，都是近代中国学术开山之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成为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另外他之在儿童文学、版面，以至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都是先驱者。高剑父和陈树人之创立岭南画派，于右任之创立新草书，黄宾虹的新山水画，李叔同弘一的美术和音乐，李大钊新史学理论，等等，几乎在每一种文化项目上，都见到第一代近代型革新知识分子所作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以上所举例子，旨在说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型革命知识分子，在从事激烈的文化破坏的同时，也努力从事文化建设的事实。
第二，开放的心灵和创化的精神，也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特征。这类型的知识分子，有着开阔的世界视野和国际性的胸怀。他们热爱民族和国家，愿意为之而献身。但他们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普遍具有一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在文化上，他们态度开阔，具有要糅合中外文化创新文化精神。影响所及，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人，在学术上都有着这种开放而富创化的精神。
清末以来，学术大家辈出，其原因除了由于受到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令思想勃发，思路大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学问，存着一种强烈的使命，要为中国创立新的文化学术。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他们学术生命目标攸关，这所谓站得高看得远，是立其大者的意向有关。比之现今海外的中国学术研究家不一样。很多学人只满足尾随西方学术潮流，一心一意想成为“汉学家”的出发点不一样，结果高下立见，成就大小立分。这里强调一点，这辈知识分子并非只靠单纯的意识形态及几句简单的口号去倡导去推动的。他们真是扎扎实实地做研究，他们真正做实践性的文化基础工作，是一种从根做起的态度。
今天是五四运动七十八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在于作一种对历史的纪念。重要的是从检讨历史的角度，去探索近代中国发展的合理可行的方向，作我们构思未来发展的依据。
近代中国出现了近代型革命知识分子，距今已有百年，人类文明又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结合历史的考察、现实的观察，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说到底仍是在文化教育，自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由于时局及各种原因，文化教育的创化和基础工作任务尚未取得良好的发展，如何吸收前人的经验，开辟我们新时期所要走的文化道路，是我们关心中国前途者刻不容缓的工作。
答问节录
（听众质询，讲者作答）
问：五四运动主导者中，胡适的影响力是否最大？
答：五四运动的主导者，各有不同的长处及思想倾向，若以个别人的立场去理解整个五四运动，往往会出现很大的偏差，我较赞成采用多元的角度，多层面的立体方式去理解历史问题，将会较为站得住脚而且稳妥。人物的影响的大小亦如此。
问：胡适说：“20年内不谈政治之理想”，意思何在？
答：胡适及五四运动的主导者，大多数曾一腔热诚参与辛亥革命，并成功建立民国，可惜中国没有因此天下太平及富强，反而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革命参与者却变了质、分化出来，腐化贪污、作官僚作政客，令人大失所望。当时革命党人，就有不同的反思。即国民党要员的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等人成立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也亦不以孙中山偏重于军事政治上单纯革命的方面为然，至于包括胡适及各安徽同乡创办《新青年》杂志，认为中国富强之道，必须从思想启蒙开始而不应单从政治上去考虑，故此胡适当时就说：“我们在20年内不谈政治之理想。”这是文字意义以外针对当时情况的一句说话，我们不应当作纯理论来演绎。
问：五四新文化的推广有何成效？文化的通俗化会否拉低高深学问的水准？
答：中国五六千年历史中，一两个世纪的时间相对来说并不太长，如春秋战国，如魏晋南北朝等文化的革新，往往需时数百年，况且在19世纪开始，中国面临的文化挑战是空前的巨大，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这背景下，只能按自身能力去提出各种提议或方案，可行与否甚至在目前仍未有定论，只可说他们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而很多问题仍未能解决，而且还须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取舍，故此我相信到21世纪时，中国各方面才会走上比较全面健康的道路。另外文化的通俗化有可能牺牲高层文化，也可能相辅相成，其间关系如何，要实际考察，不能简单化。
问：中国人历来尊孔，五四运动期间，因何提倡“打倒孔家店”？
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本身的精神文明，而孔子及儒家学说历来就是中国精神文明的主流，是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的最高规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层面下，孔子学说就会有不同的评价。首先，原始孔子学说是最接近孔子本人原来思想的，并且它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是大多数人自动去接受的。其次，在不同的朝代中，孔子学说往往成为某些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和工具，例如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也加封孔子为圣人，并且提倡尊孔，这是当时统治上所需要的，历代如此。到了近代，世界新文明新思想输入，新思想倡导者认为当中很多已不合时宜，故此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有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然由于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最具主导性，因此孔子就最自然成为批判目标。
问：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先要有破坏才能有建设，其中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是否推行得不够彻底？
答：新文化革新者所做的启蒙工作，有一个十分积极的意义，正如在美国的学者林毓生所著的一本书：《中国意识的危机》，他认为革新文化目的在于创化一个更适合近代中国的文化。另外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特征是偏重伦理而缺乏法制观念，西方的文化却偏重法制而缺少伦理，在迈向21世纪未来构想时，我认为理想的中国文化应该是两者兼备，若有所偏废，就会导致中国文化产生很大的危机。
问：从近代的生物演变论来看中国历代在文化上如何革新和演变？
答：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革新和演变，大体上都是淘汰不合时宜的旧文化，再吸纳外来的文化，创化为一个更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化，就算生活方式也会演变，例如古代当北方民族入侵，为了方便作战，就会将不适宜作战的宽袍大袖服式改穿为方便骑射的胡服。当一个文化能够长时间存在于当时社会，是表示它有可行的方法，否则就会被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重新创造时期，较显著的有三个：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近代革新运动及五四运动。
问：对五四新文化的反思，我们应持什么态度？
答：本人有一个意见，就是历史学家应如科学家，是不可将自己的主观倾向放在研究的事物上，应以客观的科学态度去反映事实的真相，并提出各种合理见解及可行方案，给各人来参考、思考。对于目前中国文化的出路，各方面仍未有一致的看法，但我较赞同多层次多元的思考是可取的。
问：从文化革新到宪制革新的过程中，有何制度可以防止变成政治改革上的争论？
答：本人有一个感想性的见解，就是任何一个制度的制定都不会“一劳永逸”，各种措施都会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要不断作出修改，而文化思想方面，也会因不同的时代、地区有不同的标准，一个社会制度的推行，不外乎要依靠的是法律与伦理道德。
问：现今中国道统不受重视，道德价值混乱，中国人应如何自处？
答：现代中国人不懂得重视中国道统，甚至有点已无古今中西的价值观念混乱。至于传统价值不一定是没有永恒价值的。现代的学问及科技，甚至各种制度，都不断急促地演变，但有些文化价值是永恒不变的，如文化艺术、哲理等，是值得我们予以重视的，因为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精华，并可以帮助我们重塑新的价值观。当前中国人坐而论道者多切实去做得少。我认为现今中国人最大的道德情操，不是要立志做什么伟大的事业，要定出什么思想方向，而是首先从基本开始，就是各人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则天下太平就会有希望了。
问：现今中国人很多仍不遵守秩序、容易混乱，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答：百多年来中国人首先的问题是寻求温饱，较少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况且在20世纪各方面对现有文化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令价值观念十分混乱，但当中国的经济好转，文化教育普及之后，就将会如香港人所经历的一样，逐步去遵守社会上各种的秩序，这就是所谓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对此我的意见应抱谅解的态度。
问：现今有十多万中国留学生往西方留学，会否因此形成全盘西化？
答：十多万的留学生对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是少数，留学西方会对自己及世界增加认识，将来世界成为地球村，各地交流了解，更是好事。吸收西方文化是不会形成全盘西化的，亦会因各人的思想倾向而异，例如懂十种外语的史学家陈寅恪等人，就因留学西方多年反而更加中国化，更加重视中国的文化。
问：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香港过渡期当中，文化经济方面有什么演变？
答：我在多年前已经体会到，不单在1997年前后，而是在整个现今大变局中，香港人仍不清楚本身的地位，例如普通话的不普及，就难与邻近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或商业竞争。香港的地位与百年前的上海相似，都是亚洲最发达的大都会，不同之处是上海历来发展经济的同时，有一个在各方面都领先的本土文化相配合，而且上海更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反观香港就有所不及，香港人不单不清楚本身所处的地位，而且视野太小，甚至仍抱着以香港为中心的态度——“大香港主义”，令香港在文化经济方面的竞争力存在很大危机！
（原载《海德公园自由言论集》，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