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本哲明·许华滋编《五四运动的回顾》

此《五四运动的回顾》一书，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五四运动50周年纪念讨论会的论文集，列为哈佛大学出版的《东亚研究专刊》之一。此论集有编者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所撰的长达十三页的导言与正文论文六篇。撰者除Schwartz为享誉世界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者，其主要著作如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和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等皆属传诵一时之作外，其他诸人亦多为在美从事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青年优秀学者，有专著行世，所以本论集实为一有相当分量与代表性的著作。

集中论文依次为（一）Maurice Meisner（著有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的《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偶像打破运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二）Yü-Sheng Lin（林毓生）的《五四时期激烈的偶像打破运动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三）Charlotte Furth（著有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的《历史中的五四》;（四）Leo Oufan Lee（李欧梵，著有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的《五四作家的浪漫气质》；（五）Merle Goldman（著有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的《左派对白话文运动的批评》;（六）Jerome B. Grieder（著有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的《五四时代的“政治”问题》。

睹题见义，本论集的内容可略见一斑。六篇论文所采用的方法和所处理的问题各有不同，但从思想史的角度，通过对一方面问题的探讨，以期显露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则大抵并无二致。各篇所涉及的问题虽多，但归纳其内容，则所针对者不外两中心论题，此即检讨五四运动的本质及特色与探测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演进中所居的承转地位。

就第一论题言，各篇大抵皆以“彻底地打破偶像运动”（totalistic iconoclasm）为五四的最显著的特征。此外，Meisner通过对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皆以“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见称，且被理解为“思想意识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足见即令少数知识界活动分子的思想言论对世人行为亦可发生左右的力量一事，殆为共同所认可。林毓生一文为论集中最长的一篇，致力于发掘五四所蕴涵的本质。林认为在五四时代，西方的价值标准（values）和观念（ideas），如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并未真正在中国知识分子间生根，此种由西方输入的新价值标准与观念只在当时为知识分子的“偶像打破运动”服务，五四运动最后仍归趋于国家民族的目的（第25页）。作者乃至进而以中国古代思想与五四思想相印证，主张五四的思想文化观在中国过去儒家传统中有其根源，于五四当时发而为彻底的偶像打破运动，否定整个传统的价值（第29页）。林因此谓五四运动时期主张彻底打破偶像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是近代化或充分近代化（really modernized or modernized enough）的知识分子，其所标榜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缺乏坚实的基础（第42页）。与林颇相映成趣的是Furth的分析，她认为在五四运动中所有被视为新的思想观念成分早在1912年前已为中国知识人士所悉知（第61页）。Schwartz本人也在序言中指出，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和章炳麟等人才真是输入西方新观念和新价值标准的开山一代。在另一方面，五四时代反对新文化的保守人士，如章炳麟、辜鸿铭、林纾诸氏，也都是在前一时代曾受西方新观念濡染的人（第2页）。然Furth仍同意如就20世纪的中国群众运动言，则仍当以五四为发端（第60—61页）。五四以其民族主义的号召与大学所供给的特殊环境，结合众多思想倾向各异的成分，汇成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李欧梵一文主要以文学作品为其研究的对象，谓五四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是因其与新文化运动相关联，而新文化运动乃以新文学为其中心的运动（第69页）。李认为新文学之所谓新的一面，乃是其具有强烈的主观个性的浪漫精神（第72页）。经此新文学运动而有与旧士大夫异趣的中国新“文人”。新“文人”从国家转向社会，从政治转向文学（第74页）。此主观个性的浪漫精神萌芽于五四以前；其后虽又由于客观社会政治环境的要求，中国文学的发展逐渐由“文学革命”进向“革命文学”，但此浪漫精神迄仍颇具势力（第82页）。Goldman一文所讨论的亦是有关语言文学的问题。作者通过五四后“左派”文人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批评及该运动所提出的对语文改革的理论与进行的情形，认为五四时代（包括后来左派的语文改革）在语文改革上并未收得真正普及化的预期结果，故中国的语文改革仍是一待解决的问题。最后Grieder一文再转向思想文化方面，检讨五四时代及后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或转向极权主义，乃是因为自由主义的价值与中国的现实在根本上不能相容，它的移植受到原有机体排拒的缘故（第97页）。五四时代和以后的自由主义者标榜文化，摈拒政治，可能不得不然，但也以此自趋失败。

本论集为五四运动的各方面提出了可供讨论的问题，由于篇幅和形式的限制，自难望其对于该运动能有更全面性的考察和论究。集中在若干重要论点上所表现的见解的不同，也足见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上尚需要更多彻底和切实的努力。举例言之，林毓生以为五四时代的“偶像打破论者”的“思想文化观”在儒家传统中有其根源，而且也因此得以发挥其威力。Grieder则认为儒家传统合政治与社会权力为一体，规范个人行为的社会环境受政府的规定，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则力图打破此传统的桎梏（第99页）。故二者的所见已是不同。林在其同一文中既提出了儒家传统与偶像（包括儒家传统）打破思想的关系，而又寄五四新思想——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于儒家学说的再解释，（第58页）亦颇牵强。至于林文中叔孙通一名的罗马字拼音作Shu Sunt'ung（第43、44、124页），不作Shu-sun T'ung，自然只是偶然的失误。

就探测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而言，集中论文或捐陈五四的思想观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并不新颖（Schwartz; Furth），或敷述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次在中国试验的失败（林；Grieder），多少皆寓退抑之意。此与大陆历史著作之加意强调五四的重要性相比照，当更为显见。惟思想观念为非累进性（non-cumulative）的知识，相同的思想观念可以反复出现于思想史中，其所提出的问题可以经一再解决而仍然存在。因此思想观念的历史的重要性，应不在其新颖或不新颖，而在其是否蔚起为一广大的历史运动。再者，西方学者的治中国近代史，以重点研究见长，而于戊戌至辛亥的一段用力尤多。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相形之下，也不免使该时期的思想人物的重要性放大。梁启超在历史中的形象之受到逾度的渲染和夸大，是最明显的一例。至于西方自由主义试验的成败，自是研究五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但其成败究竟如何则不易言。事实是自由主义经五四的发扬，洄湫激荡，至少在五四后的一个世代中，影响于历史者至巨。其次，近百年来中国的近代化，就一种意义言固然即是西化。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中心的主题为国家因外力迫来，处境危殆，必须改革以图自存。以西化为国家改革图存的方案，与以西化本身为改革的目标，其间视若芒微，而相去千里。以西化为救国的方案，则无论西法、西学或西方思想观念的采取，皆应以此改革图存的中心主题为衡量的准绳。例如晚清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在中国的传播，其重要不在其所传播者是否与其西方的原义吻合，而在于其为大海潮音，为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促人猛省。

有如上述，本论集的理论观点虽不无可议之处，然尚不失为周策纵先生的大著《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问世以来同类英文著作中较有分量的一册，值得介绍。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2卷第1期，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