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白话报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运动。中国白话文的出现，虽可溯源甚远，
倘若说对白话文能大力提倡，在社会上渐造成风气，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条理相承，有直接影响的，应自晚清始。关于晚清白话文方面的发展，已有了专书研究。本文集平日检阅史料所得，专就晚清白话报方面的发展概况，衍成一文，希望对近代文学运动史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并略作一点具体而微的说明。
晚清白话文的推行，主要集中在白话小说、白话教科书和白话报三方面。以白话报的出现最具特色，成效也宏。自晚清以来报章杂志勃兴，成为大众传播最有效的工具，白话报也相应发展起来。兹按出版的先后，将晚清以来出版的白话浅说报简列如下（以迄于1911年为限），以便下文的说明和分析：
《民报》（日报）清光绪二年三月五日（1876年3月5日）创刊。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缘由，乃以《申报》文字高深，非妇孺工人所能尽读。故出该报，“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谈话”。并使用了简便的符号。
《俗话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陈荣衮创办。旨在改良风俗。
《演义白话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章伯和、章仲和。属小型报纸，凡二版。目的在“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为白话，总期看了有益”。对象是“成童以上学堂”。内容有新闻、笔记、小说等。在第一号“白话报小引”中称，因国运危殆，“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由此，可略窥其旨趣所在。
《蒙学报》（旬刊）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在上海创刊。由上海蒙学会发行，叶澜等编辑。见出版过三十八期，休刊期不详。该报多译述西文通俗儿童作品，适合童蒙阅读。
《无锡白话报》（后更名《中国官音白话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1898年5月16日）在无锡创刊。每五日一期。由白话学会会员裘廷梁、汪康年诸人创办。据该报序言，“报分三大类：一是演古，曰经、曰子、曰史，取其足以扶翼孔教者，取其与两事相发明者；二是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三是演报，取中外之近事，取西政西艺，取外人议论之足以药石我者”。取俗话代文言，“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广开民智之助”。后恐“阅者以为该报专为无锡而办，不足以号召全国，又为了说明有别于土音的缘故”，自第五期起，更名《中国官音白话报》。休刊期不详，1903年仍存。
《常州白话报》约在1900年发行，不久即辍刊。
《京话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中秋前后（1901年9月下旬）。1904年仍存。主持人有张一鸣、杭辛斋和彭翼仲等。该报“全用北京的官话”。宣称“要望中国自强，必先齐人心，要想齐人心，必先通语言”，而白话文则是最方便的语言。内容有新闻、时事、各国风土人情等。“其中议论皆于人有益”。早期言论，在宣扬变法保清。
《杭州白话报》1901年已见，1904年仍存。由孙耦耕、林獬、汪曼锋和陈叔通等人主持。后倾向革命，该报报馆也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机关报。
《方言报》属地方语的小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1902年4月10日）在上海创刊。内容有弁语、朝报、舆论、市声、巷议、情话、游说等。特点是综合各地方语言而成。
《北京官话报》1902年已佚。
《苏州白话报》是在上海发行的吴语小型报。首刊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1902年8月5日）。内容有紧要新闻、论说、中外新闻、苏州新闻、上海新闻、小说等。
《芜湖白话报》由谷平人创办，发刊期不详。后由陈独秀接办。
《童子世界》（月刊）创刊于1903年3月，乃爱国学社附属组织童子会所办。改良号始于1903年10月1日。文字多合于童子的程度，妇孺皆可卒读。旨趣虽表面说在于“浚导文明，发达其国家思想，倡冒险进取之精神”。其实内中多反清革命的言论。
《智群白话报》第三期于1903年5月出版，同年10月仍见。刊行时间不详。目的在于开通下等社会，以“新理新事又重衍，庶几扫除腐败社会恶习，于改良风俗或有补焉”。
《宁波白话报》。10
《绍兴白话报》约在1903年刊行，1904年仍存。由王世裕创办。出版至千号，更名《绍兴公报》。光复后成为社会党的机关报。早期倾向革命。
《中国白话报》（半月刊）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1903年12月19日），在上海发刊。主持人有林獬、陈敬弟、汪曼锋等。今可见至该报第二十四期（光绪三十年八月三十日，1904年10月8日）。门类众多，“主要是论说、历史、传记、地理、学说、新闻、教育、实业、科学、批评、小说、戏曲、歌谣等”。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内中多“黄帝传”“讲民族”“逐‘满’歌”“白话扬州十月记”一类文章。全在鼓吹“排满革命”。
《安徽俗话报》（半月刊）由陈独秀、房秩五和吴守一创办。1904年1月出版。由“芜湖科学图书社”印行。宗旨在“开风气，倡革命”。内容集中在揭露、抨击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的黑暗以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三方面。其他方面也很丰富，颇具规模，形式活泼多变化。发行不久，“流行遍及全国，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媲美”“读者对象包括各阶层”。出版至翌年八月，因受逼迫，而致停刊。
《苏州白话报》与前见的《苏州白话报》虽名同而实异。1904年初出版。
《扬子江白话报》（月刊）1904年由杜课园在镇江创办。“内容十余，著述新奇精确，言语通俗，颇裨初浅之人。”销路遍及全国，甚至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地。后因杜课园被逮捕入狱，报刊中断。宣统元年冬月十五日（1909年12月15日）复刊。复刊号内容有新说、地理、历史、实业、传记、新闻、杂俎、唱歌、小说、礼课、小品等。有革命倾向。
《白话日报》初刊约在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6月），由上海白话报社出版。旨趣在提倡新精神，要“把政治思想爱国感情渐渐地灌入不通文理的脑中，这也是普遍智识的意思”。内容主要有学术、议论、译丛、益闻录、图书等，全用官话。是倾向革命的刊物。
《山东白话报》（旬刊）1904年春由刘冠三创办于济南。李子元、张树德、徐粹庵、王讷诸人主持。旨在使“妇孺易知”，其实乃山东地区鼓吹革命的重要刊物。
《湖州白话报》（半月刊）约在1904年7月创刊。由钱玄同、张界定等创办。内容分社论、纪事、教育、实业、历史、地理、传记、小说、杂俎及来稿等十门。全用官话。倾向革命。
《江苏白话报》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十日（1904年9月19日）创刊。由常熟江苏白话社出版。全用官话，内容分论说、纪事、教育、历史、地理、实业、小说来稿八门。
《白话杂志》（月刊）为秋瑾于光绪三十年八月中秋节（1904年9月24日）创刊于东京。六期而罢。旨趣在开通妇女界，鼓吹革命。报中言论，由秋瑾亲撰的《演说的好处》（一期）、《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二期）、《敬告同胞》（三期）等，略窥一二。
《福建白话报》1904年发刊。乃“鉴于各国比年以来，下等社会受白话文教育者既已著有明效”，故借此报开通下等社会，发“本省对乡土之心，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
《江西白话报》（半月刊）出现于1904年11月，由钱凤翠、张世膺主持，在九江出版。内容分国文、历史、地理、伦理、体操、教育、理化、算学、实业、小说、英文、新闻、时事十六门。刊行时日不详，倾向革命。
《直隶白话报》1905年1月始见，由吴樾创办于保定。
《京师白话报》1905年出版，代表清廷官方。
《妇孺易知白话报》由袁书鼎开办，1905年在山东阜宁发行，以鼓吹女权为主，详情不知。倾向革命。
《河北白话报》（月刊）始见于1905年11月，由保定地方自治白话社发行，主持人有王法勤等，属革命刊物。
《第一晋话报》1906年在日本东京创刊。主持的是景定成、景太昭和王润宾等人。仅出了九期。乃正面宣传革命的刊物。
《兢业白话报》（旬刊）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906年10月11日）由兢业学会在上海发行。出至第十期中断。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九日（1908年3月11日）复刊，共出了四十期。先后由傅君剑（钝剑）、胡梓方（胡诗庐）、张丹斧和胡适等主编。该报宗旨：“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鼓吹革命。”
《中国女报》（月刊）1907年1月由秋瑾在上海创办。“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以妇女为对象，提倡女权，鼓吹革命。
《武昌白话报》1908年由李斌（亚东）创办，以陈绍武司笔政，乃革命组织群治学社的机关报。
《白话北京日报》该报第五十一号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1908年10月20日）。详情不可考。
《正宗爱国报》在北京发行，创刊期似甚早。见出版过五百一十五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日（1908年5月4日）仍存。思想倾向保皇党。
《白话报》（月刊）今仅见1908年11月至翌年2月四期。
《白话小说》（月刊）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1908年12月23日）创刊于上海。由上海白话小说社主持，何时停刊不详。
《新白话》见于1908年，无进一步资料。
《国民白话日报》创刊于光绪宣统年间（1909至1910年间），在上海出版。主持人是范鸿仙。只几个月便休刊，属革命刊物。
《安徽白话报》（旬刊）宣统元年六月（1909年7月）在上海出版。由李辛白主持，鼓吹革命。
《上海白话报》宣统二年十月朔（1910年11月2日）在上海创刊。谢慧禅编辑。是一份侧重娱乐的小型报，内容分演说坛、见闻录、沪事谭、莺花志、歌吹海、新小说六栏。12月虽曾加以革新，亦无可称的。
《安庆通俗报》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由韩衍创办。编辑有孙养癯、高超、陈百虚，以口语式文字“作革命宣传”“主持正义，揭发百恶”。
《武汉白话报》创刊于宣统三年七月（1911年8月），由余慈航总理，详情不知。
《龙江白话报》辛亥年（1911）由黄岗、胡为霖斥资创办于汉口。聘詹大悲、何海鸣任正副主笔。后因攻击英国水兵的强盗行为，在英领事恫吓下，胡氏退缩。遂由詹大悲筹资接办，改称《大江报》，自任笔政。倾向革命。
《潮州白话报》。
《伊犁白话报》。
《蒙古白话报》。
《演说白话报》。
《金钟白话报》在芜湖出版，由崔明轩主持。
《新中国白话报》在上海出版，倾向革命。
《官话报》在桂林出版，倾向革命。
《初学白话报》革命刊物。
晚清白话报的刊行梗概，已如上见。内中难免有缺漏和错误的地方。但数目已达五十多份，相当可观。此外，在晚清时代，也曾出版过不少适合妇孺阅读的浅说画报。还有一些文言夹杂的报刊。较著名的如1898年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同年出版的《上海晚报》，香港的《中国日报》《拒约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等。进入民国，白话报的刊行依然为数甚夥。由以上史迹显现，自晚清以来，白话文的使用，在社会上渐形普遍，蔚成趋势，隐然汇成一白话文运动。就晚清白话报的发展，我们可归纳成几项饶富意义的历史事实：
（一）近代白话报的出现，以1876年《申报》发行的附刊《民报》为最早。但并未因之而造成白话报出版的风气。直到20年后，即1897年裘廷梁创办《俗语报》，才真正是近代白话报的先驱。自此而后，白话报的出版日见盛行。裘氏不唯是出版白话报的先行者，也是晚清时代倡导白话文的急先锋，值得大书。
（二）晚清白话报的出版和销行，遍及全国，以致远达边城和海外，范围不可谓不广。但总的来说，仍以长江流域下游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最盛行；上海更是出版白话报的总汇，占晚清出版的白话报全数的五分之一强。
（三）自1897年起，截至民国的建立，几每年都有白话浅说报的创刊。而以1897、1904两年及其前后的两段时间，最形蓬勃。特别是1904年，新创刊的白话报达十份之多。这现象殊非偶然，与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
（四）在晚清全数五十多份白话报中，就性质言，绝大多数是当时的进步刊物，具时代意义；再依其立场分，早期进步的白话报是倾向维新的，到1903年初，机运交转，白话报创办更盛，且绝大部分是倾向革命的。其他代表官方或属消闲的白话报，寥寥可数，就质就量，皆无甚价值。
总括说来，晚清白话报的出现及其发展，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脉络，极其一致，有着血肉般不可分割的关系。换言之，白话报的出现和发展是晚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一环。1897、1904两年及其前后的两段时间，白话报刊行骤盛，尤足以说明白话报的刊行与时代的关系。因这两个时期，正分别是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的进行，在舆论上做准备的上扬时期，白话报配合了这历史进程而蓬勃起来。故此，1897、1898年发刊的《俗语报》《演义白话报》《蒙学报》和《无锡白话报》，全是维新时代的典型刊物。庚子后，时代思潮渐变，到1903年年初，随着拒俄运动和苏报案的发生，一新生的排满革命知识团体终得形成，日益壮大，开始活跃于时代舞台，为晚清革命运动开了一新的形势。这辈新知识分子，举凡他们所能所及，如办学、办报和组织团体等工作，纷纷投身其中。而办白话报即是其中一桩首着先鞭的工作。我们可以见到，原先立场依违未定的白话报如《杭州白话报》等，到1903年3月间，言论开始转向革命。同时，《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等革命的白话报，纷纷出现。随之而陆续创刊的革命白话报有爱国学社的《智群白话报》，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王世裕的《绍兴白话报》，杜课园的《扬子江白话报》，钱玄同的《湖州白话报》，刘冠三的《山东白话报》，秋瑾的《白话杂志》《白话日报》，钱凤翠、张世膺的《江西白话报》，吴樾的《直隶白话报》和王法勤的《河北白话报》等皆是。其他如《福建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和《江苏白话报》等，虽欠确据，皆似是倾向革命的。不宁唯是，细加考察，上举革命白话报的主持人，不乏是革命运动的倡始者和领导人。他们之创办白话报，不仅是一时共同的认识，而且是一种默契，分头进行的结果。诚如蔡元培说，他们之发行俗话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工作”。实际上，晚清的革命白话报，确能为革命运动在舆论上作先导，影响靡少。
晚清白话报的出现，其作用除了紧把住时代的脉络，为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作舆论的鼓吹外，而别有更广泛、更深远的作用。即作为“开通民智”“浚导文明”的利器。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在救亡图存的同时，其更广远的目标是在国家民族的改造，以臻中国于近代化。所以我们不能一味认定，如创办白话报的工作，只属“狭隘的宣传工具”。1899年，陈子褒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说：“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恒以报纸之多少为准。”“民智之开民气之通塞，每根由此”。而其时中国报纸“多用文言，此报纸不广大之根由”。进而断言，“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文言”。1904年《警钟日报》一篇题为《论白话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社说，也认为“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行固可推矣”。其他倡导白话报的，莫不高标此意。要中国近代化何以要“启牖民智”? “启牖民智”何以要用白话报？其理由：前者着眼在中下层社会，要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这与晚清以来，盛倡女权，广办学堂等活动，用意同一，其背后表现了对平等思想的体认，国民意识的豁醒。故此，陈子褒所以责难那些固执文言，不肯变通的，是对不晓文言的“农、工、商、贾、妇人、孺子”放于“不议不论”的地位，是“直弃其国民矣”。质之事实，晚清白话报的盛行，其内容的丰富，其文字的浅显简明，在社会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研究晚清近代化过程中不能忽略的一环。
最后，我们要略为说明一下白话报与晚清语言文字改革的问题。毋庸置疑，晚清的白话报，性质类同其时各种新生的文化活动，同以改良当前政治、革新社会为首义。但却不能因此而遮拨其在语言文学本身的意义，而谓其从未“涉及文学的范围”,谓其与文学应走的道路是“南辕北辙”。其实在晚清时代，如白话文的倡导者，已明白到语言文学改良本身的意义，对其中的缘由、利弊，曾加以剀切的分析和说明。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因佚出本文范围，兹不赘言。即就以所征引过的几篇鼓吹白话报的文章，也可作明证。他们认识到语言和文学，是依循进化而发展，随时递变。“文章是达意之器”“文学与风气相消长”，但求“明白晓畅，务其达意”“适用与否为标准”。因而语言文字无分雅俗，只分死活。苟“有所以为言者，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进而指出，语言文字合一之必要，不能口手异说。尤有进者，他们也觉察中国方言众多，语言不统一之弊，而提出要统一全国语言，形成国语。至于国语完成的方法，乃端赖白话报的日益深入和普及，这种言论，比对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虽周匝纤悉有所不如，但理论粗略具备。这种说法，并不是将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等一而视。实则两者在认识上、态度上、成效上终究有别。白话文运动在晚清时代仍是暗流，“主张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不过，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确是一脉相承，不能分割。即就人事上看，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辛白等皆曾在晚清时代主持过白话报，已可做相当的说明。从而我们了解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白话文直待五四时代才能演成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与历史背景、时代思潮有直接关系，殊非凭一二人的倡导所能幸致的。
（原载《中国学人》[香港]第6期，197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