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与启蒙者的双重身份

——五四时期的安徽知识分子

至今五四运动史仍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门显学，著作繁富，立论纷纭。虽然如此，笔者以为关于该运动的研究，存在两项不足。首先，由于长期的因袭，惯于将五四运动及此前的辛亥革命运动截然分割为两个历史时期，忽略两者之间的综合考察，以致在历史理解上出现不少枘凿不通、迷蒙不清的地方。其次，对五四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时至今日，仍然集中于若干主要人物思想的讨论，甚至以之去建立理论架构，容易流于从观念到观念，由理论到理论，而忽略从广深处去挖掘史实以彰显运动的实貌。

举例来说，学术界对五四爱国示威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两者间的关系，理解上相当模糊。另外，关于如何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历史意义，亦存在相当大的歧异，这种歧异集中表现在对救亡与启蒙关系不同诠释上的纠缠。这种理解的模糊与诠释的歧异，往往由于史实挖掘不够详明所致。

本文不从理论分析入手，而试图以近代知识分子为线索，对安徽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作综合的个案考察，透过史事，以彰显五四运动的性质，也试图以之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文化关系，政治和文化上的历史意义，提出些个人的看法。

笔者考察所得，安徽的五四运动，无论是爱国政治运动或新文化运动，有一股指导和倡导力量予以积极的推动和领导。他们是近代中国正式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20世纪初，这股力量一经形成，就成为推动政治社会革新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既是清末民初革命运动力量的组成部分，在其后的五四运动中，他们再次充当了运动的倡导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安徽这股力量是20世纪最初20年最活跃的一股历史力量，其背景和当时的历史作用，与笔者分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的性质并无二致。

一 运动的发轫

安徽在五四运动中，虽被认为是“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可惜在全面讨论五四运动著作中，都不如一些省份，设专章介绍。

由于在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如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的联系，北京5月4日学生示威事件消息很快传到安徽。安徽五四运动最活跃地区是安庆、芜湖和六安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安徽五四运动明显是由一些教育界人物和教育机构在推动。

在安庆，各校代表5月6日在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会议，除学生外，还有朱蕴山等人参与。

在芜湖，首先活动起来的是省立第五中学，并派代表主动联系各校。该校修身教员刘希平和校监高语罕支持学生的行动，并代为策划。经联系，芜湖以五中、萃文和二农三校学生为首，在7日游行示威。5月10日芜湖各校派代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则由高语罕和刘希平主持。会议议决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和“芜湖教职员联合会”，后者由刘希平担任会长。该两会的成立，成为推动安徽五四运动的主要组织。5月12日，芜湖各界代表和各校教职员开会，通电政府和“欧事会”，力争山东交涉。电稿由高语罕拟定，王萧山宣读。在五四运动推动上，教育界的光升、洪子翊、周松圃、李光炯、史大化、朱希文、蔡晓舟、宋竹荪等发挥了指导作用。

游行示威活动过后，安徽继续进行各种运动，如抵制日货，组织街头宣传队等。其中教育改革冲击了军阀倪嗣冲对教育机关和学校的操纵，影响不小。最瞩目的应是在师生的抗争下，分别促成了安徽三所最重要中等以上的学校校长的撤换，并分别由光升担任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李光炯担任一师校长，而由刘希平担任五中校长，并以三人为核心，联系了女职校校长李寅恭等组织了“安徽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形成了教育界抗衡军阀的一股力量。

1921年6月2日，在安徽发生的“六二惨案”，是五四时期全国较著名的一事件。该事件激发了全省的罢课、罢市、罢工运动。该运动的推进，教育界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法政校长光升、一师女校校长徐音浦、一师校长李光炯、五中校长刘希平、三农校长沈子修以及其他教育界人士洪子翊、周松圃、高语罕、卢仲农、王萧山等人发起组织了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到惨案主角学生姜高崎不治，又组织了姜案诉讼委员会。时北京大学毕业生安徽一中校长杨亮功即回忆说：“以省教育会为神经中枢，多由光明甫（光升）、李光炯、孙养癯、孙希文、周松圃及洪某主持其事，芜湖教育界刘希平、高语罕亦参加策划。”

1921年秋，工会、律师公会、报业公会、西医学会、法政学会等组织了“安徽省澄清选举团”，该团也就以李光炯、光升、刘希平诸人为骨干。

对省内各次运动，皖省旅外的文教界人士如陈独秀、王星拱、高一涵、李辛白、常恒芳等一直积极支援。1919年驱逐三位保守校长，皖省旅外文教人士则派张鸿鼎等回皖活动。1920年8月，北京大学安徽籍教职高一涵、程演生、蔡晓舟等十七人发起了“旅京皖事改进会”；约略同时，陈独秀等十五位旅沪安徽人士组织了“旅沪皖事改进会”，不断声援皖省运动并予以指导。

作为五四运动另一方面的文化革新运动，在安徽也相当活跃。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安庆、芜湖广泛的流通，影响不小。

芜湖被认为是“安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芜湖当时有六个中等学校，即萃文、圣雅各、省立五中、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等。其中省立第五中被誉为“芜湖北大”。运动中的活跃人士朱蕴山曾说：“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从芜湖第五中学开始的。”该校学生被认为在文化革新的认识以至对内外局势和社会情状的分析上，能力较强。该校形成这种气氛，该校老师尤其是刘希平和高语罕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两人努力向学生介绍新思想，宣传民主科学的观念。五四运动的活跃领导分子蒋光慈、李宗邺二人就直接受刘、高二人的启牖。1918年，省立五中有个无政府的秘密组织，并编印了《自由之花》的油印小报，高语罕就是这个组织和刊物的积极支持者。当时亲身参与运动的学生胡苏明日后回忆，认为芜湖的学生运动的基本力量“就其组织基础来说，则以二农、五中为支柱”。五中已如上述，当时任教于二农的卢仲农、王萧山、陈唐卿等对该校学生有较大的影响。

学校而外，皖省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运动，以芜湖的《皖江日报》为重要阵地，《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主编郝大颠（耕仁）曾任教于二农和二女师，他被认为是芜湖新文化拓荒者之一。高语罕、蒋光慈、王萧山和钱杏邨等人都是该报宣传新文化的主力。

五四前后，科学图书社是芜湖唯一的一家经售全国各地新书和杂志的场所，在新文化传播上起了不少作用。运动期间，芜湖科学图书社乃成为领导芜湖以至全省学生运动的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光升、李光炯、沈子修、刘希平、卢仲农、高语罕、李克农等人就常在这里开会，以决定运动的大事。芜湖声援安庆“六二惨案”运动，反对曹锟贿选运动以至全市人力车夫罢工等事件，都是在这里决定的。五四时芜湖商界所以罢市，关键人物也就是科学图书社的职工。

五四后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的蔡晓舟辞职返抵安庆开办书店。蔡氏经常将《湘江评论》《钱江评论》等著名宣扬新文化的书刊赠送给学生。他并创办了《黎明》《周报》和《安徽学生》等刊物，以推动新文化运动。蔡氏在五四前已积极提倡白话文，并著有《白话文作法》一书。虽欠缺直接凭据，笔者颇怀疑蔡氏之由北大返回安庆，是经着意安排而负有推动皖省新文化运动之责的。

五四后，安徽新创办以推动新文化为职志的刊物甚夥。除蔡晓舟创刊的几份外，1920年朱蕴山、宋竹荪等在安庆创办了《平议报》，旅沪皖人创办了《新安徽》，安徽省学联创办了《安徽学生会周刊》，此外芜湖地区另有《芜湖》半月刊、《芜湖学生会简刊》等。

五四后，社会办学风气也甚盛。其中较著名的有以刘希平、高语罕、朱子帆为首办的商人夜校和工读学校，五中学生分会主办平民夜校，以李光炯、刘希平、卢仲农、朱蕴山为首创办了公立职业学校等。

二 运动的指导力量

毫无疑问，整体来说，五四运动乃是以学界为先驱和主体的运动，运动的前期尤然，安徽自不例外。上文粗略勾勒五四运动在安徽的梗概，旨在彰显在安徽整个运动中，一股知识教育界的力量，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其中较活跃的人士有李光炯、光升、高语罕、刘希平、卢仲农、朱蕴山、史大化、沈子修、桂月峰、汪孟邹、蔡晓舟、周松圃、王萧山、洪子翊、孙养癯、张鸿鼎、陈唐卿、李寅恭、徐音浦等人。关于这些人物的教育和政治活动的背景，表引如下页。

至于其他人，因暂缺资料，无法详列。仅知李寅恭在1909年与章士钊、杨昌济同船赴英国留学。常恒芳毕业于安徽芜湖公学，后留学日本，他并且是安徽最早的革命团体岳王会创办人之一。蔡晓舟曾参加熊成基的安庆起义。其他如孙养癯、王萧山、张鸿鼎、史大化等在清末民初是安徽相当重要的革命党人。

根据上述诸人简单背景介绍，首先我们注意到，这股皖省五四运动指导力量的成员，大体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年接受的是严格的传统教育，谙熟中国古典学问，不少更拥有传统的科名。二十岁前后或更早些，他们开始接受近代新式的教育，可以说是安徽在废科举前后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人。不少更曾留学外国，主要是到日本。总的来说，他们是安徽最早由传统教育过渡到新式教育的一代。

其次，这批皖省五四运动积极指导者，几无一例外，包括在皖外的陈独秀、高一涵、李辛白等，皆清末民初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党人，其中不少更是皖省革命运动奠基者和组织者。曾早在五四时期之前，相互间经已是革命同志和文化教育革新运动的同伴。

安徽五四运动不仅在人事上与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使在五四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机构，也与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渊源。在学校来说，芜湖最活跃的是省立五中和二农，安庆是法政专门学校。

五四运动中被称为芜湖的“北大”之省立五中，其前身是在清末建立的皖江中学，又是清末最具革命性质的学校之一。张通典（伯纯）曾任监督，陈独秀、章士钊、柏文蔚、苏曼殊、卢仲农、江等一辈著名革命文人曾先后任教该校。他们的风流余韵影响很深。由于这种历史因素，还聘请了刘希平和高语罕担任教师，胡适、孙毓筠等人也曾到该校演讲过，给学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的前身就是上面屡屡道及的在清末赫赫有名的芜湖安徽公学，被视为是中江流域革命策源地。光复后的1912年7月，该校遂改名为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五四时期尚留在该校任教的卢仲农、王萧山、陈唐卿、汪雨湖、王仁举等人都是原辛亥革命运动的党人，所以该校“革命气氛浓厚”，学生所受的影响也很深。皖西五四运动的中心是六安第三甲种农业学校，该校则由卢仲农、桂月峰、刘希平、朱蕴山和高语罕等人所筹办。学校而外，如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等机构性质也相类似，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 启蒙者的角色

上面关于安徽五四运动指导力量性质的考察分析，主要集中于政治活动方面，仅就这方面尚不能概括二十世纪初形成且具有革命性质的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其实他们自登上了历史舞台，除了参与推动革命等政治运动外，同时担当了思想启蒙和社会文教革新先驱者的角色，这对促进当时社会的蜕变，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安徽新教育开始的契机，虽较迟缓，但是基本与全国新教育的开展，步伐一致。首先，甲午的战败，激发了全国的奋发图强。教育上遂有戊戌新政之废科举，与学堂的新措施，安徽1878年筹建的求是学堂是新学堂之始。其后新学堂的兴办虽因新政的失败而遭挫折。不旋踵清廷颁布了“壬寅学制”（1902）的“癸卯学制”（1903），诏令奖励私人筹建学堂，皖省新学堂的兴办于焉勃兴。从清末到“民国”初建的近十年，是安徽新教育的草创时期。这个时期兴办的各类学堂，包括：蒙养学堂、中小学堂以至专门学堂，其设备虽大都因陋就简，各校学生也以数十人为多，但学堂兴办数目的增长，相当可观，下表可见一斑。

这七八年发展起来的学堂，数目虽达七百余所，其中90%以上属于高等小学或以下的学堂。高等小学或以下的学堂背景资料难于考完，至于全皖中学堂或以上的学堂，根据现有资料，只有二十所，而且大都属府、县改原有旧书院而成。在这为数不多的中等以上新办的学堂，由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创办或主持的为数不少。除上面提及的皖江中学堂（1903）和安徽公学（1903）不再赘述外，另有：怀宁中学堂（1904）邓绳侯任监督，桐城学堂（1902）由李光炯和卢仲农协助创办并主持；省立法政学堂（1906）由杨辔能创办；高等巡警学堂（1907）创办及主持人是徐锡麟；芜湖女子公学（1906），民国后改称为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堂（1913），由李光炯和阮强开办，是为安徽女子师范学校之始。徽州官立新安中学（1906）监督是许承尧；怀宁尚志学堂，邓绳侯曾掌校长职，葛温仲实际主持校务，任教的大都是常恒芳等、汤葆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法政专门学校则由光升和刘希平创办和主持。上述各学校在清末安徽来说，算得上较有规模和成效，到了民国，也成为重点学校。

除了中等或以上学堂外，小学学堂一类由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创办和支持的尚多。粗略举例，孙毓筠创办了寿州蒙养学堂，孙养癯、汤荷明等任教职。寿州另有芍西学堂，由李兰齐主持，吴谷等任教。潘晋华独资捐助创办了桐城崇实学堂，教员有杨希说、史大化、葛温仲、裴书田等人。胡渭清、吴性元、吴谷等在废科举前正在合肥办义塾和藏书楼，到科举废止，他们再先后办了城东和城西小学堂。1907年，吴谷等办模范小学速成师范。怀远的养正、萃华都属清末革命知识分子创办的学校。

这种新教育的兴起之促成社会的变化，亲身体验了其中新旧教育转变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高一涵对此有所分析。他以为辛亥前后，是政治思想变化最复杂时期。那时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对青年学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清廷废科举设学堂这一重大的改革。自废科举设学堂以后，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走出私塾，进入学堂，弃八股，废策论而学西方科学，想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富国强兵之道。

学校而外，报刊是晚清用以启牖民智，宣传新思想的最主要工具。安徽之始有报刊，是因领导湖南自立军起义失败被捕而瘐死狱中的汪熔所办的《白话报》（1899）。根据笔者现今所能找到的资料，由清末到五四前，在安徽办的报刊约有三十多份，其中清楚知道属革命知识分子创办和主持的，计有：《爱国新报》（1903），由陈独秀、潘晋华创办于安庆；《安徽俗话报》（1904），由陈独秀主编，协助的是房秩五、吴守一等；《鸠江日报》（1905），王鹤天办，主持笔政的是齐月溪；《安徽白话报》（1908）由李辛白主编；《安徽通俗报》（1908）韩衍主编，高语罕、朱蕴山、孙养癯等编辑；《共和日报》（1912年），由李辛白、吴伯岚主笔政；《皖江日报》（1910）初由陈子范做主笔，后由郝耕仁继之；《安庆日报》（1911），总编辑是夏印农，总编辑是鲍际唐、焦龙元；《安徽日报》（1912），由韩衍所办；《六安白话报》（1911）社长是张仲舒。这些报刊虽大都倏起倏落，未能持久，但在当时闭塞的安徽社会，其启牖民智的先锋作用，不能低估。就举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该报兼备新闻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内容有政治评论，也有社会新闻动态，还介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新知识、新思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生动。论者认为该报是十一年后出版的《新青年》的雏形，在许多方面它还是《新青年》的先声。

除学校和报刊外，举凡安徽清末民初的新兴文教事业，如图书馆，如话剧团，如书局，几乎一辈倾向革命的新式知识分子起了筚路蓝缕之功，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表述。

四 革命与启蒙的结合

根据本文以上的研究，再结合笔者《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文考察，虽然较集中于史实的疏解上，然而其中所显露的事实，相信能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提供不少可重新思考和理解的地方。由于关涉到复杂的历史问题，这篇短文无法说得周延，所以问题不能一一展开，只就其中二点说明一下。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视五四运动为一划时代的历史时期，过分忽略其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的关联。有所论及，也只注意满清帝制的推翻、民国建立后的几年政局和社会思想之对五四运动所发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去立说。

从各方面史料披露，五四运动尤其前期，与辛亥革命有着一般历史前后阶段所没有的特殊的内在联系。两个时期的特殊内在联系的密切程度，如不予理会，只分别作独立的历史考察，会影响历史理解的完整性，过去的研究显然有此倾向。史实昭示无论从人物谱系还是文化思想的发展渊源，两个运动实一脉相承。

从人物谱系来说，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结集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原先固属清末民初革命力量的组成部分，不过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之与新文化倡导力量关系，至今仍不明朗。不过有迹象显示，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王星拱等都参与进去。而在地方上，如安徽则清楚表明，运动与这股力量直接有关。可见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不能截然分开。这种情况，印证浙江等省，更清楚明朗。

研究也显示，清末民初有着一代表革命思想组成部分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其声光虽因辛亥革命运动特别在后期主导力量本身侧重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加上基层史实挖掘不足，有所掩抑而不彰，但事实却非过往想象的那么沉寂，更非部分学者仍在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维新派有着特殊繁密的联系”。

关于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内在联系的线索，可以从第一代近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历史作用的考察入手。关于近代形态的知识分子的形成时间和世代的界定，众说不一。笔者认为以受新旧教育正式转变为界定的标准较合理。

笔者以为，从1900年到1920年，即由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之间的二十年，是中国第一代近代形态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成长期。该第一代近代形态知识分子的形成，其中具有革命倾向的一群，立刻跃登历史的舞台，成为这二十年间最具活力、最前卫的革新力量，这二十年在历史时期上说，正贯穿了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运动和早期五四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和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首先以革命形态出现的历史运动，而该两个运动的主导和主体力量正是新兴的且具有革命倾向的第一代近代形态知识分子。反之，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与该运动指导力量实属两个世代，不能混淆“五四一代”这观念。审视过去的百年，展望可见将来，知识分子在历史舞台上能起如此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只能是1900年到1920年的二十年。

这里还要指出的，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芒，以及倡导者的思想和学术上的成就，容易使人错置，他们都是“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并谓“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而只承认“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而已。诚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一群，在第一代近代革命知识分子中较具强烈的文化意识，对教育和社会文化的革新，孜孜以求，特别重视。辛亥革命的挫折，更促使了这一辈人要从文化思想去做根本改造的取向。但他们大部分并非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纯粹学者和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知识分子。相对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们更富于浓厚的学者形态，思想上更倾重于文化价值的取向。但是，除胡适个别人外，他们都是当时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离开了他们这种实践的政治活动经历，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也难得真相。他们与清末民初实际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革命者、启蒙者的双重身份也是他们的特点，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并非是作为启蒙者去补辛亥革命救亡者的不足，也非五四示威后由启蒙者转向救亡者。至于五四爱国运动之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和文化性质，都在此展示出来。

顺此理论，我们打破以往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截然二分的历史分期法，结合两个运动，从较广阔的历史视野去审视这段历史，将呈现一幅不同的面貌。

【补充说明】

代表日本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研究重要成果的《五四运动史像之再检讨》中，斋滕道彦教授仍主张应将“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为不同对象进行研究，要分别解释。不认同两者简单的接合，更直接说不认为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存在那么密切的关系。（见绪论：《五四运动史像再检讨之视点》，第7、8页）从笔者分别对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和安徽一省在史料搜集整理作较深入的研究所得结果，正与斋滕教授说法相反。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期间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有着密切的内在有机联系的事实。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1年6月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