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在前期，倡导的中心是《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如何结集起来？倡导者的背景怎样？过往无系统和完整的研究。本文试图就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分析研究，从另一角度，显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和性质。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既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为标志，要研究分析该运动倡导力量的结集过程及其性质，自然也应以《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为对象。

《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是陈独秀（1879—1942）在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首卷到次年2月15日止共6期。首卷作者除主编陈独秀外，有高一涵、汪叔潜、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高语罕（淮阴钓叟）、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以上作者，除了用笔名和日后不大见经传者外，较为人熟悉而且是《新青年》杂志主要作者的是陈独秀、高一涵（1885—1962）、易白沙（1886—1961）、刘叔雅（1889—1958）、高语罕（1988—1948）。潘赞化（? —1959）、谢无量（? —1987）和汪叔潜诸人。其中谢无量和易白沙非安徽省籍。谢无量虽是四川籍，但父亲历任安徽诸县县长，自己在安徽公学任教，与安徽知识分子熟稔。易白沙虽本籍湖南，却长期居皖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极密。

其他人都是安徽籍作者，在《新青年》创刊前即与主编陈独秀熟稔，交谊甚深。潘赞化自1902年起以迄于二次革命，与陈独秀并肩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1916年，潘氏与传奇性女画家潘玉良结婚，陈独秀是唯一的嘉宾，可见两人交情之笃。高一涵和刘叔雅是安徽公学或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与陈独秀似有师生之谊。1914年两人同协助章士钊和陈独秀在东京办《甲寅》杂志。高语罕在清末是陈独秀创办并任总会长的“岳王会”外围组织“维新会”成员，有同志关系。另外，在杂志早期专事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兄孟吉的长子。由作者背景了解，《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

首卷完刊后，杂志因战事而中辍了半年。1916年9月1日复刊，更名《新青年》。第2卷止于翌年2月，刚好主编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久。第2卷的作者除原首卷的作者外，新加入的有李大钊、温宗尧、吴稚晖、胡适、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程演生、程宗泗、李亦民、杨昌济、汪中明、陶履恭、吴虞、光升、陈其鹿、曾孟鸣、李张纪南、陈钱爱琛等。该卷作者为日后杂志主要作者而且有贡献于新文化运动者有李大钊（1889—1927）、胡适（1891—1962）、刘半农（1891—1934）、杨昌济（1871—1920）、马君武（1881—1940）、苏曼殊（1884—1918）、吴虞（1872—1949）、陶履恭、光升（1876—1963）、吴稚晖（1865—1961）等人。

第2卷加入撰稿的作者中，只有胡适、光升、李张纪南及以书信形式出现的程演生（1888—1955）属安徽籍，其余皆为外省籍人士，这是与首卷不同之处。从第2卷起《新青年》已显然突破了皖籍作者为主力的局面，作者群扩大。虽则如此，以迄于第2卷，该杂志“圈子杂志”的性质仍浓厚，因该卷作者与主编陈独秀大都是熟稔或有一定交谊的朋友。马君武、杨昌济、苏曼殊、光升和吴稚晖都是20世纪初期在东京、上海共事革命活动的同志。陈独秀1903年春初识吴稚晖于上海，《新青年》创办，吴氏似预其事。陈独秀与苏曼殊关系更是密切。自1902年相识以来，往来不断。柳亚子曾说过“曼殊生平第一个得力的朋友是仲甫”。世人印象，陈独秀是一个勇猛精进的革命家和激烈的思想家；曼殊则是一个浪漫文人、传奇和尚，颇不相类。事实上两人性情相契，意气相投，苏氏文学才能有来自陈独秀的启牖和熏陶。光升是皖省最早的留学生，与陈独秀约略同期。陈独秀1904年、1905年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和从事革命活动，寄居科学图书馆的时候，光升时抵上址与陈氏等聚谈。胡适之与陈独秀相识始于何时，尚待考。或早在清末期间，否则在民初，陈氏与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时，通过汪孟邹互相认识。作者中，只刘半农在陈独秀办《新青年》时，因倾慕而结识的，相识较晚。

《新青年》第2卷第6号的出版，正是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的时候。杂志之正式在北京编辑出版应自第3卷开始。第3卷第6号起于1917年3月1日，迄于同年8月1日。该卷新作者，除日后名字不大彰显者外，主要有章士钊（1881—1973）、钱玄同（1886—1939）、蔡元培（1868—1941），以及恽代英（1895—1931）、毛泽东（1893—1976，二十八画生）、常乃惪和凌霜诸人。

《新青年》第3卷终刊后，又中断了4个月。1918年复刊是为第4卷。第4卷新作者主要是周作人（1885—1967）、沈尹默（1882—1964）、沈兼士（1885—1947）、陈大齐（1887—1983）、鲁迅（1881—1936）、林损（1890—1940）、王星拱（1888—1949）以及俞平伯（1900—1986）、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96）、林玉堂（1895—1976）等。

第3、4卷新加入《新青年》的撰稿者最值得注意。除鲁迅个别人外，几尽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第4卷尤其明显。这表明陈独秀入北京大学主持文科后，《新青年》迅即成为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最高学府一辈教授的加盟，声威更盛。一刊一校为中心的倡导势力因而形成。

第3、4卷另外又值得注意的是，恽代英、常乃惪、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林玉堂，俞颂华、凌霜等，皆是北京大学为主的专科院校的学生和职员，比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来说，是五四时期年轻的新一代，而且也是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这新的一代之加入《新青年》撰稿行列，表明该杂志已达到创刊初旨，要唤醒青年，推动新的改革。进一步说，新文化倡导力量和新兴青年力量的结合，也标志着《新青年》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新文化运动自此的发展，如火如荼，与新文化倡导力量的形成而且与新兴青年力量结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新青年》第5卷是从1918年7月到12月。该卷第6号新作者有欧阳予倩（1889—1932）、朱希祖（1890—?）、陈衡哲（1890—?）、李剑农（1880—1963）。第6卷是从1919年1月到11月，新撰稿者有李次九、任鸿隽（1886—1961）、王光祈（1892—1936）、周建人（1888—1984）、陈启修（1883—?）。第7卷从1919年12月到次年5月，新增作者是杜国庠、潘力山、张慰慈、张崧年、孙伏园、高君宇和戴季陶等。

从第5卷到第7卷，也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属于北大教员学生的有朱希祖、陈启修、马寅初、高君宇、张崧年、孙伏园等。其他则是全国各地较活跃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这表明了《新青年》不仅在北大继续吸纳和凝聚革新力量，使该杂志更具备全国性的基础，鼓动全国范围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事件”的发生，固是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结果；反过来，五四运动助长了新文化运动的扩大，同时以启蒙运动为主调的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潮，随之迅速转化，社会和政治出现了新的形势。第6、7两卷正是新形势的过渡期。

《新青年》第8卷从1920年9月起，明显成为倡导社会主义的刊物。杂志的编辑出版，再由北京南迁返上海。这个时期的作者，面貌一新。主要作者有李季、李汉俊（1892—1927）、杨明斋（1882—1938）、周佛海（1897—1948）、李达（1890—1966）、沈玄庐（1895—?）、沈雁冰（1896—1981）、陈望道（1890—1977）、沈泽民（1900—1933）、陈公博（1892—1946）、成舍我（1898—1991）、施存统（1899—1970）等。该等作者在当时或程度不同、深浅有别，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到1923年2月第9卷以至1926年7月，《新青年》更已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季刊。

以上简单勾勒了《新青年》作者群的结合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总的来说，《新青年》从创办以至结束，大抵可分三个时期。1915年9月第1卷到1918年6月的第4卷是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首二卷，由主编陈独秀结合与他深有渊源的一辈知识分子为主力的时期。倡导力量核心日渐形成。这里要指出的，这时期的主要作者几全属章士钊、陈独秀办《甲寅》杂志的作者，所以初期《新青年》之于《甲寅》杂志是有一定人事和思想渊源。自第2卷起，以陈独秀为主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和胡适、陈独秀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自第3、4卷由于北大革新派加入《新青年》行列，一校一刊作基地的新文化运动倡导核心势力形成。杂志之由陈独秀个人主编，到第6卷由陈、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李大钊6人轮流主编，具体而微，显示了核心势力形成。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新青年》杂志，从撰稿多寡，内容重要性作衡量，主要而具代表性的作者是陈独秀、高一涵、刘叔雅、高语罕、易白沙、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杨昌济、吴虞、沈尹默、鲁迅、周作人、陶履恭、蔡元培、王星拱等人。对这个核心的进一步分析，会更清晰地显露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心，《新青年》而外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之能结集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使北京大学成了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无疑是人事上的大关键。

蔡元培是在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正式到校视事。当时北大创校已有20年的历史。在20年这不算长的历史中，北大的嬗变也具体地反映了近代思潮发展的脉络。

简单地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是在戊戌维新的气运下，在改良派和开明官僚主张设学堂采西学的教育革新要求下产生的。从倡议创办到清朝覆亡，预其事或主其事的如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孙家鼐（1827—1909，首任管学大臣）、李端棻（1833—1907），许景澄（1845—1900，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管学大臣），吴汝纶（1840—1903，总教习）、柯劭忞（1850—1933，总教习）、劳乃宣（1843—1921，总教习）、林纾（1852—1924，译书局副总办）、孙诒让（1848—1908，经史教习）、张筱浦、严复（1854—1921，译书局总办）、辜鸿铭（1856—1928，副总教习）、屠寄、林启、汪凤藻（1851—1918）、罗振玉（1866—1940）诸人。这些人在当时大都算得上开明官僚和改良派人士。

自创办以来，京师大学堂发展时遭朝廷保守势力的阻碍，几经惨淡经营，日见规模。论者说在清季，从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来看，京师大学堂实质上处于由封建的太学、国子监向近代大学转变和过渡的阶段。不过，即使到了民国初年，严格来说，距真正近代式的大学尚远，其时设置的课程到任职者的行止，传统科举制度遗貌尚深。

民国后，北京大学到底进入了一个较有发展的时期。最明显的，北京大学的主持者已由原来的官僚阶层转移到一批开明学者身上。经他们的努力，大学做了相当整顿和革新，学校规模也有了扩展。譬如严复和何燏时的归并科目，精简机构。到胡仁源担任代理校长，北京大学规模又有扩充。分别调整和充实了本科和预科，学生人数由1913年的781人增加到1919年的1503人。

北京大学之酝酿变革，不全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时，更留意到北大的改造。1912年10月所颁布的“大学令”，则直接关系到北大的改革。令中取消了经学科。改通儒学院为大学院；更本科毕业科名为学士；设校长和各科学长以代替此前的总监督和各科监督；设评议会以教授治校等措施，皆促进了北京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转变。

主持者和制度的转变外，再从学校文风的消长，也透露了民国以后北京大学嬗变的脉络。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时代，先后主事的吴汝纶、张筱浦、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在当时文坛，都是桐城派的中坚分子。其时主宰北大文风的自然是桐城古文派。这种桐城古文独尊北大的形势到胡仁源代理校长职、夏元瑮（浮筠）和夏锡琪分别主持理科和文科学长后才扭转过来。胡氏和夏元瑮是欧美和日本留学生，不满桐城学风，为此特聘请了黄侃、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沈尹默和钱玄同等一班章太炎门下弟子到北大。自章太炎一系学者陆续进校，北大学风明显而迅速有了改变。当时就读北大的杨亮功事后回忆说：“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者，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和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皆已离开。代之而兴的为余杭派。”这种人事和学风的转变，当事人之一的沈尹默日后分析，看做是北大的一种“新旧之争”。甚至有迹象显示，蔡元培之被荐任为北大校长，是北大及与北大人事关系密切的“新派”人物的沈步洲、马叙伦、范源濂、汤尔和及夏元瑮等人策划运动的结果。沈尹默所指“新旧”，不是泛指校内新旧人物，而应指其时新派学者和旧派学者的区别，甚至反映到政治倾向上的分野。民元进入北大的一辈，大都是清末革命分子或是倾向革命的分子。

民国后北京大学课程、制度的更新；学风之由章太炎派取代桐城古文派，诚然是一种进步。如全面的衡量，这样的转变，应还远落于当时文化教育时势新的要求，北京大学之能有根本的兴革，应是蔡元培主持北大始。蔡元培到任后，立刻援引了陈独秀等人，在内锐意改革校政、学风和课程；在外倡导文化革命，遂而使北大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在蔡、陈等人主持下，北大转变之大，当时报刊在一二年间，即有很不同的报导。至于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用人方针，时人或后之研究者，几无异议，说他贵能“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主义”。甚至蔡元培自己也说：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说，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倘不达自然淘汰命运，即彼此相反，也叫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事实上“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主义”只是蔡氏用人方针的一部分，所以有人指出“所谓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主义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

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究竟这是凭印象的笼统说法，一直没有人作具体详细的分析，所以对蔡氏这方面用人倾向，也不太注重。

根据蔡元培自己和当时在读的一些学生的回忆，蔡元培整顿北大之初，是从文科开始的。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也是在文科。这里介绍一下“五四事件”前文科职员情况。

根据1917年到1919年有关资料，北大文科（包括法、理文科教员）约60余人。虽不算完备，大体已具。1917年现职教员名录称文科教授、讲师和兼任的接近60人。这些人中，清末已在北大的有张相文、辜鸿铭、陈汉章、沈步洲等人，民初进入北京大学的有黄侃、朱希祖、贺之才、陶孟和、陈大齐、马叙伦、许季上（1882—1942）、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徐仁锖、朱宗莱、周思恭等。民初进北大的除徐仁锖等一二人不大清楚外，几全是章太炎门下弟子。又除黄侃、徐仁锖外都是浙江籍人士。这些人不少在蔡元培掌北大前，即与他熟悉，甚至是有共事和同志的关系。这是蔡元培之进北大和在北大能顺利从事兴革所不能忽略的人事渊源。至于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后才进北大的是：陈独秀、周作人、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章士钊、吴梅、叶瀚、杨昌济、刘师培、程演生、何炳松、朱家骅、李石曾、王星拱、刘文典、刘复、刘三、钟观光、林损等人。其余的人入北大的时间不能详考，但大都是兼任或普通教员为多。主要文科教授和教员大都是上述诸人。

蔡元培和陈独秀主持北大后进入北大任教的，《新青年》作者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胡适、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叔雅、王星拱等，加上法科的李大钊、高一涵，《新青年》主要作者几尽在其中了。另梁漱溟、叶瀚、刘师培、李石曾、钟观先、章士钊、刘三、周作人等人，与蔡、陈都是熟人，或者有一定人事关系。由此考察，显示了蔡元培之用陈独秀，以及蔡陈的援引胡适诸人，不单纯在学术上的“兼容并包”的考虑。援引思想先进，改革文化教育，整顿社会风气自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在北大初期用人的重要倾向。其实，在1917年蔡氏甫履校长半月不久的1月18日，曾致函吴稚晖，申明了他的用人方针。这是一封最能反映蔡氏当时用人思想的文字记录。信中说：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所以蔡元培接手北大之初，其用人方针则有两项用人原则。一在纯学术的考虑，在“兼容并包”，以充实北大学术研究和教育水平；一在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过往人们可惜只注重前者，忽略后者。事实上，蔡氏在北大用人之初，似考虑前者较多。而所谓“模范人物”，验证其人物时，应包含了学问思想以及用心社会、专致革新的含意。也只有具备了第二项用人原则，蔡元培才能使《新青年》提倡新文学力量导入北大，使与北大原有改革力量的结合，才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应是无争议的事实，也是倡导新文化力量集结的一大关键。另一方面，陈独秀之进掌北大文科，促使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顺带一谈的，蔡元培自要主持北大，则亟亟邀请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这些一同与他搞“工读”、提倡“进德会”、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同路人进北大，改革校政，其中邀请吴稚晖作学生监督、汪精卫任国文教授皆不就，只李石曾入了北大。相信也是蔡氏基于“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的用心。

当然，自蔡元培和陈独秀主持北京大学后才进入的人物，不尽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甚至有持不同见解的。其中如章士钊、叶瀚、黄节、钟观光、刘三、刘师培、梁漱溟、吴梅等。作为学术导师的考虑固然是原因，但这些人物与蔡陈等早有交谊，甚至在早期思想和政治立场上是同路人这点渊源是不能忽略的。同样我们固然也不能否认，这批人物，除了梁漱溟、刘师培、吴梅个别人外，大都是留学欧美多年，是学有专长，有丰富文化活动和教育经验的新型学者。当然政治立场有相同背景，这也是重要的。

三

上述二节，我们分别探讨了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结集的过程，进一步是探讨该倡导势力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力量。笔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统思想》一文中，曾指出这辈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势力，与清末民初革命运动有程度不同的关系，总的来说，他们原是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简单来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苏曼殊、高语罕、李辛白（北大庶务主任）、潘赞化、钱玄同、易白沙、刘叔雅、沈兼士、沈尹默、陈大齐、谢无量、马君武、杨昌济、李石曾、吴稚晖都是程度不同地寓身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可以说，不少是国内革命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年纪较轻，预身革命活动略后的有如李大钊、刘半农、高一涵，虽然并不积极或直接参与革命活动，但立场是倾向和同情革命的有如胡适、陶孟和、周作人等。这样看来，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辛亥革命运动是属同一世代。这种历史事实，是理解新文化运动缘起和性质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般都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辛亥革命人物分成两个世代看，这全非事实。

不仅在人物谱系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文化思想上，也有着一种直接继承发展的条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项目的反传统思想，白话文运动，新思想介绍，与辛亥革命运动的文化革新有源流的关系，或者说使人诧异的，原属辛亥革命的力量而后来致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中，不少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文化革新运动的先驱者。

在辛亥革命勃兴的同时，则出现了反传统的思潮，而且正达到全盘地反省和检讨传统文化的程度。蔡元培办的《警钟日报》在1904年有好几篇文章批判了孔学和儒教。陈独秀和章士钊办《国民日日报》（1903）内中如《箴奴隶》《道统辨》，其反传统的论调异常激烈，有不下于五四时代的地方，这些文章或出于陈独秀之手。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内中不乏攻击孔儒的地方。陈独秀在1905年办的《安徽俗话报》上，揭露和批判旧伦理道德如《恶俗篇》等文章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清末已有激烈非儒文字。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是燃起文学革命的火头。胡适一再强调白话文运动是他偶然在美国发明的。这种说法不是事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有人指出晚清其实有一个“白话文运动”。不过论述集中在改良派贡献上，缺革命派的贡献。其实清末革命派的文化革新活动才是五四白话文直接渊源，胡适在《尝试集自序》和《四十自述》中透露了来自晚清白话报的影响。在前者，他说：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1906年），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文做的。……自民国前二七年到民国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

在后一文，胡适说：

在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许多做白话文的训练。……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辛白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同样，胡适1931年在美国《论坛报》发表《我的信仰》时，不仅以白话文为写作工具，且承认“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工具的才能”。

后来白话写作和提倡，晚清有一时之盛。据不完整统计，晚清出现的白话报刊达70份，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也是不能小看的一个文化现象。晚清白话报的大规模刊行，是伴随着1903年、1904年国内革命思潮而起的。其时大部分白话报的立场倾向革命。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少在晚清办过白话报。上面胡适办《竞业旬报》、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1905）、陈独秀和李辛白（日后北京大学庶务主任）主持《安徽白话报》（1907—1909）、钱玄同办《湖州白话报》（1904）、蔡元培等办半文半白《警钟日报》（1904），等等。晚清白话报最重要作用是“鼓吹革命”“启迪民智”为首义，但不能摭拨语言文学改革的本身意义。很多人已提“文言合一”和成立“国语”的主张。吴稚晖、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在民初即办“国语统一会”。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曾建议在蒙学堂增设“国语教育”一科，即推行一种全国通行的官话。晚清白话文运动比之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虽周匝纤悉有所不如，理论未够系统，观点尚未够明确，但不能不承认，晚清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奠下了基础，是直接的渊源的事实。

以往研究近代新文学发展史者，几乎一致认为在五四前，只有代表改良派的文学革新运动，而无视代表辛亥革命思想一部分的文化革新活动和思想。或以《国粹学报》和“南社”作革命派的文学思想的代表，这种看法不大全面。关于这个问题另撰文论述。以下仅介绍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在五四前的文学革新活动和言论，以见一斑。胡适曾说“把法国文学各种主义详细介绍入中国，陈先生（独秀）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胡适所说，似是指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所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谈》。这篇文章虽确是较早全面介绍欧洲文艺的作品，不过在清末陈氏在《神州日报》撰写过《论欧洲文学》的文章。1915年陈独秀在苏曼殊的《〈绛纱记〉序》等文章，已涉及当时最新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问题。陈独秀在所办的《安徽俗话报》上撰写过不少要改良中国文学的文字。他的《论戏曲》一文，应是清末戏剧革新的重要文献，怪不得论者以《安徽俗话报》思想言论为日后陈独秀办《新青年》的先声。

在清末民初时期，苏曼殊在外国近代文学的译介上应是一个重要启蒙者，近年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点，视苏曼殊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先驱。鲁迅在1906年拟结合苏曼殊办倡导新文学杂志《新生》，就透露了其中意义。苏曼殊在《与高天梅书》中曾论到：“近世学人，均以为泰西文学精华，尽集林（纾）严（复）二氏故纸堆中。嗟呼！何吾国文风之不竞之甚也！”另指出了虽则辜鸿铭邃于西学，但訾其缺陷“不在文学，而为宗室侍臣牢其根性”。他对改良文学译介的不满，溢于言表。苏曼殊小说创作，以近代文学发展史来看，有重估的必要。

五四新文学运动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他们兄弟俩在南京读书时代，已受到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到日本留学，仍保持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兴趣，涉猎日广，也开始从事译述。1903年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创作有《斯巴达之魂》。这些译作多少局限于当时译界流行的科学趣味。但自1906年后，鲁迅决意要从事文学工作，文学观念也有进一步发展。拟办《新生》就是要“第二次维新”的宣言。而后译作内容也由科学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和思潮上去。1907年译了英国H．哈葛德·兰格著的《红星佚史》，撰有《摩罗诗力说》；匈牙利赖息作《裴家飞诗论》,1909年与周作人分别译出和出版了二册《域外小说集》。鲁迅对该书看重，所以序里说：“异域文艺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不限译作，鲁迅之介绍世界文学思潮，在当时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如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及《摩罗诗力说》都概括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摩罗诗力说》以诗派为中心，全面介绍了19世纪欧洲文艺思潮和文学观念。内中介绍的作家有英国拜伦、雪莱，俄国普希金，波兰密菲凯征支斯、其托句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等；或介绍了不少东欧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作家。由于鲁迅对世界文学和作品译介的努力，不少研究者视他为近代新文学的先驱。对这方面的努力，鲁迅在晚清是相当有贡献的一个，但并非唯一的先驱，而是清末文学革新先驱者之一。

四

根据以上三章的论证，清楚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努力，基本上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尤其在前期，与辛亥革命运动党人，也基本上属同一世代。同时我们也可知道，辛亥革命运动期间，代表革命派的文化层面的革新思想和活动，非如过往所了解的那么沉寂，甚有可观。其中及早从事革新的先行者几乎全是10年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由此看来，无论就人脉的谱系或文化思想，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有直接的渊源。后者之于前者，其内涵远超出了一般前后历史时期的影响关系。换言之，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断乎不能割裂与辛亥革命的内在渊源。

近年，国内外学者开始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的“集团性”，也试图在当时既存的政治和社会势力及派系中为之定位。有谓与光复会有关，有谓渊源于晚清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归属于同盟会和国民党，有强调与民初政学会等有联系，不一而足。要在既存政治势力和派系中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定位是不容易的。倡导力量中人，在民初之有属光复会，有属华兴会，有属同盟会，有属岳王会；民国以后，有属国民党，有属社会党，有属政学会，有崇信无政府主义，有加入“中华革命党”，有的却加入“欧事研究会”，相当纷纭。民国初年政局尤其混乱多变，政治团体起伏不定，也非有长远鲜明的宗旨，难以之去局限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

有一点是事实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自一刊一校的革新力量结集起来形成了自我势力，而且直到1920年前，这个势力与孙中山领导的主流派或实力派颇为疏离。辛亥革命党组织和党人的观念，与日后革命政党迥异，党人身份和思想差异很大，而整个辛亥革命维系党人的共识主导思想只是“排满革命”。民国成立，“排满革命”主导思想任务完成，思想分歧造成了党人的分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期同属于北京大学文科教员的黄侃、刘师培、马叙伦、黄节、章士钊、刘三、陈介石、梁漱溟、朱宗莱、贺之才、叶瀚、朱希祖等，同样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党人，背景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并无二致。他们在五四时期却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相反的阵线，这是思想分化的结果。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两股力量之间，原本站在同一阵线，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同学、同事和同志关系，交谊不浅。五四时代却分道扬镳，思想分化是主要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所代表的是20世纪初所产生具有较强烈“文化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中国真正第一代的“近代主义者”。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年龄上，以蔡元培（1868）、吴虞（1872）、杨昌济（1871）、吴稚晖（1865）几人较长，与戊戌维新一辈人物约略同期。其他如陈独秀（1879）、鲁迅（1881）、马君武（1881）、沈尹默（1882）、苏曼殊（1884）、钱玄同（1886）、易白沙（1886）、高一涵（1885）、周作人（1885）、陈大齐（1887）、刘叔雅（1889）、李大钊（1889）、刘半农（1891）、胡适（1891）等大都是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代人的教育历程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和近代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国和西方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他们之间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有异，总的来说，他们大都是“书香世代”的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基本上在20岁前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式教育，蔡元培、陈独秀等不少人拥有进士、举人或秀才的科名。他们大都邃于国学，有所专精，能撰述；另一方面，他们也适逢其会，处于1900年前后，晚清前袭800多年的科举和传统教育的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勃兴的时期。他们大都率先进过新式学堂，继续学习传统知识学问外，也开始系统学习西语西学。更有幸的，他们大都有留学外国的经历，不少受过完整的近代大学或更高学位的教育。这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是他们能推完以启蒙为目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也造就他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历史性格。这种种所有的历史性格，也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取向。这些方面的分析，笔者将有另文讨论。

（原载《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