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编者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热议2022年“两会”热点[1]

自2014年以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依托专业优势，发扬经世济民之担当，每年“两会”期间，都组织本院学者围绕“两会”热点，紧扣政府工作报告，畅谈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学院官方微博和官方网站开设北大经济学院“两会笔谈”专栏，北大新闻网进行连载、北大校报发布专版、国内重要报刊和新媒体提供了广泛报道支持。如今，北大经济学院“两会笔谈”已然成为研究“两会”经济热点、分析国民经济现状、提供相关政策意见的重要思想阵地，产生了良好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反响。以“两会笔谈”为基础，经济学院目前已推出年度“北大经院论丛”8部，分别是：《中国改革再出发》（2014）、《全面深改关键年》（2015）、《时代节点的眺望》（2016）、《身向雄关那畔行》（2017）、《雄关漫道从头越》（2018）、《变革中看格局，浪潮处听思潮》（2019）、《直面冲击，面向未来》（2020）、《直面新挑战，聚力新征程》（2021）共收录550余篇时评文章。

“两会笔谈”和“北大经院论丛”已经成为研究经济热点、分析国民经济现状、提供相关政策意见的重要思想阵地，产生了良好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2022年3月5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热议两会热点”会议在经济学院101会议室举行。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经济学院教授和博士后紧扣“两会”脉搏，根据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畅谈经济改革与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董志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继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在2022年3月5日上午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又一次强调“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也带来了多方面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区域间发展失衡，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资本要素与数据要素的叠加更加深了经济社会各层次矛盾。因而，新时代资本观应是对资本的扬弃，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控制资本消极作用，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第一，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内生决定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市场经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上具有明显优势，其中资本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也蕴含着投机性和贪婪性，资本逐利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逐利的方式和手段是否合法合规。资本的行为规律也是人性弱点的反映，人性的贪婪是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导致资本在追求利润时可能具有短期行为，资本的无序扩张在局部优化中可能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例如，资本为追求高回报倾向于垄断，通过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在垄断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面临被合并或被消灭的两难困境，抑制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资本获得垄断地位后也往往“有恃无恐”，侵犯消费者权益，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为价格歧视提供了便利。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发挥好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它的前提是社会主义，资本发展本质上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资本，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畅通国内“资本循环”，畅通国际大循环也意味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开放中不断引入新的国际资本。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健康有序的资本。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亟须引导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投向国家战略需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也是加强法治经济建设的应有之义。“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在法律和规则的框架下进行。推进法治经济建设，要持续填补立法空白，不断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要着力堵塞监管漏洞，加快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建设，实现全链条全过程监管“一张图”绘到底；要切实提高执法力度，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对于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格查处。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要树立资本运行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明确不同领域的准入规则，哪些领域准入，哪些领域不准入，并且完善准入领域的监管和风险预警体系；要遏制资本任何触碰社会主义制度红线的冲动，惩处任何违反市场经济法律底线的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背后的腐败问题，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

应该强调的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绝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在这里面，尤其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党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针路线。这条基本原则不仅十分明确、一以贯之、不断深化、从未动摇，而且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应是企业最大的“定心丸”。因此，加强监管规范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引导资本、促进发展，要始终坚持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各级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同时，要着力避免任何过度错位、越位干预的冲动，避免地方政府过度泛化“资本”概念，对任何资本采取“一刀切”管理。“法无授权不可为”，要始终坚持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依法执政，要不断提高政府治理市场经济体系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方能更好地驾驭“资本”。

崔建华：关于乡村振兴的几点感受

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展中极其重要的战略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全面实行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也是乡村振兴——《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需要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需要因地制宜、因时施策。近年来，我从东北到西南、从华东到华北、从大别山到井冈山，走过乡野，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第一，夯实、完善与乡村发展最密切相关的三大政策体系，即土地政策与人口（人口流动）政策构成的基本政策体系、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技术（技术变革）政策体系、农产品市场政策体系。

第二，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产业与城市产业的发展应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要素的差异，形成融合、互补的格局。

第三，将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更多地应用到乡村发展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广大乡村地区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第四，国家治理中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乡村治理也应该如此。以文化人，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高质量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特别的意义，也应该是乡村高质量治理的特色。同时，重视并充分发挥“乡贤”的作用。

第五，重视乡村营商环境的研究与建设。一谈营商环境，以前多是指城市。实际上，乡村发展中，营商环境如何，同样会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平新乔：要抢救、支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指出：“餐饮、住宿、零售、文化、旅游、客运等行业就业容量大、受疫情影响重，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倾斜，支持这些行业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头。”这就点出了新冠疫情对我国服务业的冲击影响。在我看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在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存在三大挑战与瓶颈：

第一，由于近五年里中国经济增速一再下滑，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放慢了，在一定程度上结构转型实际已陷入停滞状态，这表现为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年（2017—2021年）里一直徘徊在53%~54%的水平上，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相对比重也一直停留在2017年的水平上基本保持不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结构变化的停滞，会导致资源配置改善过程的停滞，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第二，服务业内部的分化加快。尽管大的经济结构变化缓慢甚至停滞，但服务业内部高新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之间在发展上冰火两重天。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八个子产业）由于其“无接触经济”的特点而基本不受疫情影响，随着数字经济革命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在2021年的增速达16%；而传统的服务业由于其高度依赖人群接触，在疫情影响下呈负增长，如公路客运量在2021年比2020年还下降26.2%！

第三，中国服务业里的两个基本子产业——占服务业体量1/4以上的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近年来增长乏力，2021年的增速分别为4.8%与5.2%，不仅远远低于全国GDP 8.4%的增速，也低于服务业整体8.2%的增速。金融服务业与房地产业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泡沫收缩的信号。而“泡沫”（bubble）是不同于“通货膨胀”（inflation）的概念，泡沫收缩会带来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张辉：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发展以创新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能力已经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指引下，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稳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应当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推动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是推动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重要的途径，要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以我国工业体系的规模优势为基点，在保证我国产业链稳定的前提下，推行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产业扶持政策，充分调动工业部门的创新积极性，大力发展新兴技术，逐步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

第二，以国内大市场为基点，着力畅通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国内大市场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根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畅通是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建设，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破除生产要素流通壁垒，破除竞争行业强制性的行政性壁垒，健全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成本，畅通制造业的生产运营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还要注重发挥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作用。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时，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要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崭新机遇，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数字新优势，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的正外部性，为传统产业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全面提升我国产业数字化和现代化水平。

王跃生：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22年工作任务时指出，“推动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这一任务是在全球经济与国际战略新格局下对我国对外开放策略的准确把握，也是对过去几年我国对外开放成功的精辟总结。

的确，在经济全球化遇到巨大阻碍，陷于停滞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仍要积极推进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维护、完善和发展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面，也应根据现实情况，着重以各种双边、诸边（小多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自由贸易协定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因为这些开放与合作形式，既避免了全球化多边机制的利益分歧过大、意识形态因素与地缘政治干扰，又充分发挥了开放市场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最为重视的开放形式与机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如签订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未来，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此类协定的规模、提升标准，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等重要平台，积极推进、落实这些协定，将我国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度。

章政：保持经济行稳致远，实现美好生活向往

临风浩歌、志正守确。在2022年3月5日开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本届政府，提出了202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GDP增长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即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同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担负起稳定经济的责任，不搞粗放型发展，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基本国情，办好自己的事情。

2022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在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要求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尊重发展规律、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办法，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准确、全面理解《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为了应对重大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接下来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防止经济内卷，即生产和生活的不同步，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没有收入改善的生产发展终究是不可长久和不可持续的；第二，防止经济空转，即经济增长和生产、生活的不同步，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经济循环，脱离生产和生活的经济增长只能是表面繁荣和空中楼阁；第三，防止经济缩水，所谓经济缩水就是通货膨胀，由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内防通货膨胀传导和外防通货膨胀输入将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

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亿万人民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坚定意志、共克时艰，未来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顶住下行压力，必将行稳致远。

刘怡：科学引导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又一新的经济形态。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区域集聚性强，数字经济企业集中注册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根据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互联网平台收入排前五位的省市创造的收入占到了全国的87%，信息服务收入排前五位的省市创造的收入占到了全国的83%，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排前五位的省市创造的收入占到了全国的90%。数字经济企业的注册地是集中的，而用户遍布全国各地，用户在数字经济中创造的价值没有很好地通过市场得以充分确认，加剧了地区之间的税收竞争。为了引导数字经济科学有序发展，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反垄断和个人信息保护措施。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从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减少无谓损失的角度考虑，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科学确认数字要素的价值和成本，通过再分配让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引导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杜丽群：推动产业数字化 赋能经济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既强调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又指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的必要性，这为我国发展数字产业助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形势下，特别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要素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主体多元、易复制、准公共品、非均质性等突出特征，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点解决权属界定、利用保护和交易流通这三个棘手的问题。

周建波：传统文化与共同富裕

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条数据显得格外醒目，“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这些转移支付重点向困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减税降费减收比较多的地区倾斜。这是自2021年中央正式提出“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以来的连贯政策。

新时代下，中国已经迈入了在高质量发展中谋求共同富裕的新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牢牢抓住时代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过去，通过市场化改革摆脱贫困是发展的首要目标。集中资源，追求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疑是最为有效的发展战略。然而，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平衡再发展又成为当下最迫切的挑战。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礼记》所描绘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为什么追求共同富裕？儒家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但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贫富分化，而人性具有“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的特性。因此，儒家提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避免贫富过度分化；道家更是指出了贫富失衡引发的弊端。对于财富拥有者而言，财富也有可能是一种风险，正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由道家思想和山东、河北沿海一带的神仙家结合所形成的道教反对无节制地积累财富，主张散财济贫，强调不为名利所累才能达到更高的修行境界；而在中国影响更广泛的佛教特别强调财富在社会阶级间合理流动，以福报轮回的思想鼓励人们积德行善。这些思想共同指向了共同富裕才是经济社会发展更高的目标。

中国传统中不乏共同富裕的思想，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在实践上则表现出显著的特征：一是力争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贫富分化问题，通过减税降费以激发市场活力可以间接助力共同富裕，这充分说明发展与平衡并非对立；二是充分借用市场的力量，从企业社会责任到第三次分配，实现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三是中央准确决策和基层高效执行的有力保障。无论是类似新冠疫情的突发危机，还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难题，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都是重要的制度优势。

有学者曾提出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传统民本经济观的传承发展，乃至超越。那么，共同富裕则是新时代下民本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

郑伟：民生保障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民生保障再次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一定要把宝贵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报告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涉及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社会救助等诸多领域。在养老保障方面，稳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在医疗保障方面，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30元和5元，推动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办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在就业保障方面，延续执行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等阶段性稳就业政策，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社会救助方面，加强民生兜底保障和遇困群众救助，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此外，在民生保障中，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工作思路。一方面，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有着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政府要尽力而为；另一方面，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将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锁凌燕：持续建设养老保障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共有11处提及“养老”，主要涉及养老工作的两个“主战场”：一是养老保障，要持续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并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医疗保险；二是养老服务，将之作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这生动地反映了老年保障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老龄化往往伴随疾病谱的高级化、慢病医疗需求的增加和失能护理社会化服务需求的高涨，老年人群体往往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等健康服务，也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护服务、精神慰藉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社会服务。要构建可持续、稳定的养老保障体系，有必要同时关注养老金、医疗健康、长期护理及其他养老服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致性。国际经验表明，构成社会的个人、家庭、社区和公共部门等主体应“各展所长”、把握好各自的角色分工，这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基础。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不高、居家社区养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康复护理等服务”“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推动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王一鸣：大力发展供应链数字金融 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以稳定促进产业链发展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遭受着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威胁，须增强其自主调控能力，使经济在极端情况下也能自我循环。产业链供应链上大量存在的是中小微企业，它们的稳定运行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不可或缺，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制约着中小微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下发展供应链金融是促使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重要而有效的举措，但发展供应链金融对银行金融服务的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银行应摆脱对企业财务报表的过度依赖，也不再注重评估单个企业的状况，而是更加关注其交易对象和合作伙伴，关注其所处的产业链是否稳固，以及目标企业所在的市场地位和供应链管理水平。

现阶段供应链金融出现一些困难和障碍，为此建议如下：一是提高发展供应链金融的意识。政府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它对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并采取更多有力措施支持其发展。如，设立政府专项基金为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保，对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政策倾斜，适度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支持。二是加强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战略。一方面是技术创新，打通各种基础供应链信息管理平台；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鼓励银行基于交易场景的线上纯信用贷款业务，挖掘信用风险评价和监管新指标。

苏剑：三重压力考验宏观调控

关于中国2022年的宏观经济形势，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沿用了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观点，就是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经济到底该设置什么样的增长率目标呢？我们2021年年底预判中国经济应该至少保持5%的增长率。在我们刚刚发表的一个报告里边，我们说的是“保五争六”。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预期目标是5.5%，跟我们的预判是一致的。5.5%的增速目标已经是相当高了。2022年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增速，就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当然，报告中说的是“5.5%左右”，那就是说不一定非要达到5.5%,5.3%、5.4%甚至5.2%都是可以的，而且是“预期性目标”，不是硬性目标。这就给宏观调控留下了较大的弹性。

在三重压力的作用下，这么高的增速，应该说是一个完成起来难度相当大的目标。这就意味着，2022年中国宏观调控方面将会出现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会相当宽松。扩张的主要领域应该在基建和符合国家战略的一些行业。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应该会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方面应该也会进一步出台一些配套措施，支持生育率的提高，生育率提高了，孩子出生数多了，当然相应的消费需求也就出来了，因为每一个家庭在孩子身上的开销要远大于成人，所以出生率提高有助于扩大消费，这也是宏观调控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

赵留彦：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推动乡村振兴问题，提出“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出台新的支持举措，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减贫成就和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我国扶贫过程中，金融扶贫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层次的金融机构都深度参与到乡村发展过程中，带动大量金融资源进入乡村，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乡村资金净流出的状况，提升了乡村的信贷可及性，推动了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工作正在向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过渡，这对我国普惠金融提出了很多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伴随着贫困人口的大面积脱贫和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村中小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着业务的大发展和大转型。经济学研究者应致力于总结我国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模式和机制创新，并探索我国未来在新科技条件下普惠金融发展的新途径，这对于我国总体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张亚光：共同富裕彰显党的百年初心与理论自信

历史告诉我们，财富分配状况是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关键因素。工业革命后，欧美国家人民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但它们的解决路径集中于社会福利保障，并未直面财富分配制度的前端环节。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世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跌落到了近百年前的水准。

与之相对，中国正在以共同富裕的方式，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探索出一条应对之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表明，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党从未忘却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关于财富分配问题的基本认识。此后，尽管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党的阶段性任务有所调整，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始终未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历史进程、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理论思考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其中最具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在于，共同富裕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财富分配问题，而是被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理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将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冲：完善减税政策，深化税制改革

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正如总理所言，在减税降费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将减税降费与税制改革相结合，兼顾普惠性减税降费与结构性减税降费。具体而言，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平衡普惠性税收优惠的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未来应在普惠性税收优惠的力度和可持续性间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平衡，在政策制定中更多考虑财政收支平衡等因素；准确把握普惠性税收优惠推出的时机，充分考虑普惠性税收优惠对结构性税收优惠可能产生的替代效应；在保证“普惠”的前提下，在政策的期限和延续方面更加审慎，为未来其他政策留出空间。

（2）普惠性减税因行业特征、税负转嫁能力等表现出差异，需要进一步平衡。在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一些行业中，部分企业议价能力相对较弱，需向下游企业或消费者让渡一部分减税收益；此外，由于增值税各档税率调整幅度不同，上下游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税负变化。因此，未来需要对这些企业和行业进行平衡。

（3）优化结构性减税方式，以行业性优惠政策为主，减少区域性优惠政策。一方面，区域性税收优惠负外部性强，容易造成税收洼地，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另一方面，区域性税收优惠与行业性税收优惠相结合，能够更加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更有针对性地扶持特定区域的发展。

冯科：论如何正确认识和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

房地产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发展与金融市场紧密联系，房地产累积的风险，很可能向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金融市场传导，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会通过直接放贷和抵押融资向金融市场传递风险；另一方面，在表外资金、理财产品、非标业务等其他融资途径，房地产市场同样累积着大量的金融风险。为此，我国已出台大量房地产调控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在政策执行层面存在一些用力过度、矫枉过正的现象，房地产市场硬着陆风险逐渐累积；二是对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缺乏政策配套措施，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危机难以化解；三是纵向看政策实施，存在层层加码的现象，实行加杠杆政策导致房地产市场发展越发艰难。为建立全面高效的重大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助力房地产风险软着陆，应采取如下应对方法：一是应适当放松对房地产融资的额度限制；二是应明确银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三是要做好配套政策准备，引导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参与到化解房地产风险的过程中；四是可将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收回的资产，做成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解决住房难问题。

吕随启：“两会”精神与货币政策调整

2022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肯定了过去一年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指出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从外部来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争端和利益纠葛日益错综复杂。全球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波动加剧，跌宕起伏，风险和不确定性迅速上升。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加息日期临近。就内部而言，货币政策承受的压力日益上升，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要解决实体经济大幅下滑、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消费领域通货膨胀与生产领域通货紧缩困境交织并存、地方债和企业债高企且违约率上升、房地产市场收缩、资本市场需要维稳等现实问题，同时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做好六稳六保、确保粮食能源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及社会保障、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等重要任务，要求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另一方面，外汇供求格局趋于紧张、人民币贬值预期强化、资本外逃压力加大、通货膨胀预期强化、化解风险等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紧，通过稳定汇率化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患；进一步而言，如果中国政府既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又要通过稳定汇率防范化解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就只能被迫适当加强资本管制，这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有可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很小，空间有限。正是因为内忧外患加上三重困境的制约，我国货币政策必须尽快调整，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稳增长、促就业、发展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可以说，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政府工作报告》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原则、可行性都指明了方向，里面有许多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比如：货币政策“三难”困境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克服？货币政策的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是什么关系？货币政策逆周期与跨周期如何有效结合？货币政策的调整如何促进内外部经济目标的均衡？货币政策的调整如何有效服务于政府工作的具体任务目标？货币政策如何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货币政策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风险？如何确保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张鹏飞：抓住“关键少数”防范债务风险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扩张，形成了一定的风险隐患。截至2021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0.47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3.77万亿元，专项债务约16.7万亿元；政府债券约30.31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0.16万亿元（财政部预算司，2022年2月9日）。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数据仅仅包含了地方政府在限额内依法举借的“直接债务（显性债务）”，地方政府还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隐性债务”。由于测算口径的差异和测算出发点的不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测算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2017—2018年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测算结果基本在10万亿~50万亿元之间，其中30万亿~40万亿元是比较集中的测算结果。[2]我们通过对YY评级官网（

我们收集统计了2008—2020年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3个市级（241个地级市、17个自治州、3个地区、2个盟）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以及市级政府及其部门（如国资委、财政局等）直接控股的751家融资平台的债务余额，同时收集了市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954位党委主要领导和1044位政府主要领导）和融资平台公司高管（1758位董事长和1682位总经理）的相关信息，并对他们的任职时间进行匹配。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市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通过任免市本级融资平台公司高管有助于该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第二，2014年修正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直接举债权限，但是这种通过“修明渠、堵暗道”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成效甚小；第三，2017年7月，中央高层一个月内连续三次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厉表态，但是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只有2017年这一年的强政策冲击显著抑制了市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的债务扩张。

王熙：回顾过往 展望未来

四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跃升，可谓筚路蓝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但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还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不断调整分配体制，以达到人民收入增长与宏观增长相协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

在当前波谲云诡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发展理念贯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不但在实践工作中已经探索出一套针对短期经济波动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也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行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描绘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明确地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百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虽然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但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也必将奋力攻坚克难。值此“两会”召开之际，我们期待看到我们的党和政府会如何规划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期待看到党和政府会如何积极面对接下来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把造福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