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人笔记的世俗态度与小说兴味

尽管取经故事在“佛教社群”内已完成了由“本事”到“故事”的转变，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传奇化，但它仍然被束缚在宗教历史故事的“羊膜”内，距离后来的通俗文学故事还很远。虽然释徒传记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发挥想象，于填补裂隙的过程中，生成了一些虚构性情节，但这些想象基本还属于先验的、构造性的历史思维，去“任意的或纯属幻想”的文学想象，也还有相当的距离，且其背后的宗教意识形态也过于浓重，还不能称为“小说家言”。所以说，在“佛教社群”内，故事仅仅完成了由“虫”到“蛹”的蜕变，仍处于低级状态，只有当其进入“世俗社会”，更准确地说，深入中下层社会这一通俗文艺发育的“基壤”时，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破茧成蝶”的华丽变身。

尽管文人笔记属世俗文本，但它只能代表“世俗社会”的一个层面，且是未能深入“基壤”最底部的层面，这固然是受目前发现的文献资料所限，但笔者以为，即使不受资料限制，以之为考察点，依然是有意义及富于启发性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这些文本固然主要反映的是世俗社会中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与我们所习惯定义的“民间思想”有区别，但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而是可以存在一个交叠的“公共区间”。正如葛兆光所说，“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里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指的是“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收、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41]，我们姑且可以称其为“公共文化底色”。

而文人笔记正是以这种“公共文化底色”为语境的文本系统：尽管其作者都来自精英阶层，其中不乏史官，但这些文本去经史典籍有很大距离，是一种反映世俗社会中更普遍的审美情趣与一般知识信仰的“小说家言”。如果我们在脑海中想象一支分别以“精英思想”与“民间思想”为两头端点刻度的秤杆，而文人笔记则是其上可以自由滑动的秤砣，那么，这枚秤砣似乎应该去“民间思想”一端的距离更近一些，如下文我们将谈到，即使以史官自居的精英文人，作为世俗社会一员，其再现取经故事的原初落点，与“刍荛狂夫之徒”其实是一致的。

从传播的角度说，这些文本又是故事“两极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介。所谓“两极传播”，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经典传播学理论，他指出“观念常常先从广播和报纸流向舆论领袖，然后从舆论领袖流向不太活跃的那部分人”[42]。当然，该理论主要是针对“广播和报纸”等大众传媒而言的，而非用以描述故事传播的专属理论工具，且其后来一直受到质疑，但笔者以为，将其引入对唐代故事流通途径的探讨，是有启发意义的：因玄奘本人刻意回避世俗社会（尤其是中下层社会，下文详述），确实需要一个作为“中介”的小众群体（这部分人与佛教社群的文化关系更密切，对其文献——口头的与文本的——也更为了解）存在，以保证广大受众对玄奘故事相对持久的关注度，并在故事传播过程中起重要的“过滤器”（滤去大量宗教氤氲和历史尘霾）作用，而来自知识阶层的文人作家们，扮演的正是“舆论领袖”的角色，其所撰写的笔记，也正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

而借助“两级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简单勾勒出故事传播的路线图：参照这一理论，故事应先从“佛教社群”流向“世俗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舆论领袖（或称意见领袖），再由其流向渠道内的其他受众，则文人笔记所扮演的，就是中转过程中的大众媒介角色。

本节讨论的文人笔记，主要有刘肃《大唐新语》、段成式《酉阳杂俎》、李冗《独异志》、胡璩《谭宾录》、冯贽《云仙杂记》等，这些文本中有关玄奘取经的文字，不一定符合近代定义的“小说家言”，甚至不一定是叙事性的，但作为世俗社会中的“小道”文化产品，其在故事的世俗化与小说化方面，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