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二　我在中国当农民

十年前，我曾说自己有个推动健康食物系统的梦想；十年后，可以说，我很幸运地见证了这个变化的历史过程。

2008年从美国回国后，我真的当了农民。

先说说从业十年遇到的尴尬吧：

我去银行办事，在开通手机银行的单子上填职业一项：农民。柜员说：“没有这个选项，要不写‘职员’吧。”需要修改职业内容，这不是第一次了。

参加活动，每次听主持人介绍嘉宾：这位是著名的教授某某，这位是某某医院的医生，这位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某某，但介绍到我就是：石嫣，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现在经营自己的农场。

有一个小伙伴，刚来农场实习没多久，母亲就直接来农场把他带回家了，母亲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儿子又做农民了，那是他们一辈子都想摆脱的身份。

去韩国首尔大学开会，一个大学教授有些轻蔑地问我：“你做农民收入能维持生活吗？”我回答说：“跟做老师的收入差不多吧。”教授有点惊诧，说：“这对农民来说是好事，对教授来说不是好消息。”

爸妈在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每次来我农场，都要带很多吃的东西来，村里只要有沿街叫卖的小贩，老爸就会跑出院子去“购物”，农场里有这么多菜和粮食，他们还是觉得我吃不上啥，觉得我在“荒郊野岭”很孤独。

200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师从温铁军老师。我开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做调研，了解了我们看到的光鲜食物从哪里来。现在留在乡村的主要人群是我们称作“386199部队”的妇女、儿童、老年人。可是农业其实也是在保护水土这些人类的公共品，我觉得很难在农民艰难求取生计的同时再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年轻的力量回到乡村，承担责任和改变现状。而我们论文中的那些政策、建议真正落实到基层，就需要更多有力量的人去执行。再回到学校时，我愈发觉得做论文已经很难解决我的困惑了，我在想：我有没有可能不再把农民和农村只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去改变现状？

美国“洋插队”

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一个研究所需要找一位语言能力比较强、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人，去一个农场实习半年。通过跟农场主一起生活、工作，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模式。这个模式简单一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销、互信、友好的关系，让生产者有稳定的市场保障，让消费者吃到健康的食物。消费者预付的定金作为农场主生产的“投资”，这种模式让中小型生态农场的生计得到更好的保障。

实际上，短暂的“洋插队”并没有让我学到多少农业技术，后来自己经营农场，才感觉中国农民更懂得如何在小块土地上获得更多收成；也没学到多少农场经营的管理经验，因为美国的那家农场只有33个会员，每周只需要配送到附近几个小镇上的配送点，由会员自行取菜，而现在我的农场的会员数量超过了300个。但是，在美国农场的半年的经历却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扎了根：

在地上除草，与大地平行，感觉自己很渺小；

吃到自己种植的食物，不用担心食品安全，这不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吗？

人类本来是使用物品，却随着现代化生活迷失了自己，被太多的物品所使用，被太多的“不够”所控制。

有机农业，不只是一个概念，不只是不使用农药、化肥，也不是我们想象的产量低下，而是农民和土地之间建立负责任的连接的一种必然选择。对于美国很多小农场主来说，尽管产出富足，但他们仍然无法生存——农产品价格无法覆盖成本，只有不断地扩大规模，贷款购买机械设备，以提升产量。很多农场主因为无法还贷而最终破产，渐渐地，农业生产被少数大公司垄断，生产好的食物让位于生产利润多的产品。

回国前一个月，我就开始设想回国后该做什么，怎么能让中国的农民采用生态耕作的方式，同时又能有稳定的市场，用市场的方式减少化学品对土地、水源环境的污染。

“小毛驴”的三年试验

2008年底，我回到大学，正好此时我的导师温铁军在凤凰岭脚下申请了一块试验田基地，我没多想，2009年初就申请去了基地，与基地上的几个做乡村建设的小伙伴一起计划开春后农场怎么做。我们给农场起了名字：“小毛驴市民农园”。既然是试验田，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商业模式，更多想的是怎么实现CSA模式。有位市民朋友听说了我们的故事，希望我们能去社区做个讲座，可能是讲座的时间安排得不好，活动只来了两个家庭，但活动没有取消。这两个家庭听了我的介绍，成了我们的铁杆支持者，还印刷了关于我们农场的宣传单，贴在小区的各个单元的宣传栏里，一下子为我们招募到了近20位感兴趣的消费者。还记得，3月的农场，地里还什么都没有，显得有点荒凉，消费者没有体验、经历过这种模式，我们一群学生也没什么种植管理经验，但那些消费者和我们一定是怀着相同的梦想，一个消费者说：“选择你们，即使种不出来，我们最多半年损失2000块钱菜钱，这是可以测量的；反之，我们吃到不安全的食物，身体的伤害就难以估量了。”

顺利的是，一个月后我们就招到了17位到农场种地的“劳动份额”会员，37位配菜送到家的“配送份额”会员。我们还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坚持要求登门拜访每个配送会员，向会员讲述我们的理念，然后再收费。大部分消费者只有晚上下班后才回家，所以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下午四五点从农场坐公交车出发，到市区大概六点多，再找家门，跟消费者聊一会儿，再带着钱回农场。这段天天进城收款的经历，也给我带来了宝贵的爱情，我的“收费搭档”、当时正在小毛驴休学一年做志愿者的程存旺。据说因为看了《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就从本科的工程管理专业考到了人大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决心跟随温老师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有支农的理想，所以，研究生一年级结束之后他就休学了。2011年，我博士毕业那一年，我们结婚了。而因为不断的实践，程存旺用了更长的时间于2018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顺利毕业。

2009年5月，蔬菜按照计划长出来了，我们开始给会员配送，但当时农场没有多少农业设施，应季蔬菜的品种很少，几乎连续一个月都是绿叶菜。有一次我们给一个会员送菜，箱子被扔了出来，听到有人说：“我们脸都快吃绿了！”消费者的关爱和抱怨几乎贯穿了第一个种植季，不过我们在配送日的凌晨四点多起床采菜的激情并没有减少。应季蔬菜品种少、菜的口感老、不能选择更多品种等问题，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刚开始运营的农场的主要问题。

三年多的时间里，“小毛驴”一下火了，排队要成为“配送会员”的家庭一度有200多个，到2011年就有800多个会员家庭。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着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也回答很多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比如：你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当时团队内部也有很多激烈的争论，比如：我们给这些消费者配送是不是背离了我们为农民服务的初衷？我们是不是要商业化？这么多媒体报道是好事吗？应该说，“小毛驴”的三年间我们这些年轻人为成长交了不少学费。

分享收获，守护大地

2011年，我完成了关于社区支持农业信任研究的博士论文，顺利毕业了。2012年我选择了再次创业。受到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的启发，我和几个小伙伴考虑建立一个连接生态农户和消费者的平台，叫“分享收获”，以村庄为基础扩展消费者的规模。

我们的团队先在通州的马坊村租了个农民的院子，办公加住宿。这个院子也是我们第一个合作农户郎叔家的房子。当时，有人给我们介绍了村里的种菜能手郎叔。郎叔看了两个视频，又跟着我们去“小毛驴”参观了一次，竟然答应了跟我们合作种生态蔬菜。

但合作的第一年就遇到了问题。

我们住在村里，每天都要到地里看种植情况。有一天早晨，同事“秀才”发现已经开始结果的茄子叶片上有异样，一问郎叔，郎叔如实说了：“用了药。”也许是郎叔想试探我们对标准的坚守程度，也许是遇到红蜘蛛，他担心没有产量，但总之，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把现在挂了果的茄子全部摘掉，再长出来的可以销售；第二，茄子全部拉秧，今年不配送茄子，把情况告知会员。团队一起开了个会，决定用第二个方案，将近半亩地的茄子全部拔掉。虽然觉得特别可惜，但我们也是用这次事件进一步确立了跟郎叔合作的标准。那年之后，就没有再出过标准问题。

这一年，我们给郎叔无息贷款盖了四个大棚，每个月也保证结算的斤数。第一年冬天，凑巧遇上了三十年一遇的寒冬，郎叔地里仅有的四个大棚和少量阳畦及冬储蔬菜无法跟上我们会员的供应，只能选择隔一周配送一次。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以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维持着。我们自己都觉得可笑——我们总想支持农民，其实郎叔有地也有房，而我们这群人还要向郎叔租房子。我们得先让自己活下来，得有生产能力，这就需要好的生产设施。

2012年的冬天，顺义区农业部门的一位领导偶然看到我们的采访，心里嘀咕，真会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干农业吗？他没有告诉我们就直接开车到了村里，看到团队几个小伙正在挖地窖储存白菜。这之后，他帮我们介绍了顺义区的一个面积不大的设施农场，农场里有20多个大棚，可以直接投入生产。

2013年，团队大部队转移到了顺义区的柳庄户村。现在我们可以全年每周供应超过30个品种的蔬菜、水果，全年品种超过90个。

到今年为止，分享收获最老的会员订我们的菜有十年了，有的家庭从大宝到二宝都是吃我们种的菜长大，这也是让我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很多时候家长带孩子来农场，能感觉到那种人与土地之间紧密的连接。我觉得孩子们健康的身体是由这块土地上的农人的劳动成果构建的，我们有理由骄傲。

2013年秋天，顺义基地旁边村里一个地痞欺负我们是外来人，经常明目张胆地来农场偷东西，我们说过他很多次，还是不改，有一天中午他又来农场偷拿钢筋，忍无可忍，程存旺带着几个小伙子跑过去，跟他和同伙打了一架。这一架打完，倒是相安无事了。我们得出结论，要想在中国农村立足创业，没有些强硬手段恐怕寸步难行，后来在招聘中，我们刻意多招小伙子，团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心里也就踏实了。

让理想落地，需要更多地关注产品和服务，但有时候在农村工作，却不得不把精力分散到一些别的事情上，比如，去年轰轰烈烈的大棚房拆违，其实质是部分农业土地政策不明，长期只关注农业的生产功能而忽视生活和生态功能。虽然我们受影响很小，但我愈发清楚我们农场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是共振的，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如果没有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我们自己是很难解决的。

“分享收获”的会员靠口碑相传逐年增长，从2012年5月到2019年7月，分享收获的长期年度会员接近1200户，为了会员餐桌多样化的需求，我们提供的有机果蔬、粮油、肉蛋和各类零食的品种已经超过300个；处理会员订单信息成为农场日常管理中最重要的工作内容。程存旺于2015年跨界创业，尝试用互联网来解决农场的订单处理难题，经过一年的研发，终于打造出好农场SaaS管理系统，彻底解决了农场会员订单、生产管理、仓储管理等问题；分享收获农场也因此成为“互联网＋农业”的经典案例。

我们依旧用心地照顾着每一块我们耕种的土地，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都从改良土壤开始。北京的确有空气污染，但我们既然生活于此，就要一起努力来改变它。从土地开始改变，不使用化肥和合成农药，用物理和生物防治的方法，土壤的有机质也在逐年增加，体现土壤活力的微生物和小动物的数量也明显增加，从2013到2018年，柳庄户基地的土壤有机质从1％增长到4％，农场生态多样性也日趋丰富，农场蔬菜的风味也更好了。

2015年9月，我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参加由时任副总理汪洋主持的座谈会，向他汇报了我们这些年的工作。他当时问了我几个问题，而我印象最深的问题也成为我们农场努力的目标，就是：“你同学现在是不是都很羡慕你？”是啊，我们一定要让农民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

2015—2016年，“分享收获”和“小毛驴”联合承办了国际CSA大会和第七届、第八届中国CSA大会。2017年，因每年大会形成的这个全国性的社会生态农业网络终于正式得以注册成非营利性组织，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终于将乡村的发展放入了历史性的重要位置，“一号文件”还将绿色有机农业放在了发展的重要位置。2018年，第十届CSA大会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召开，大会的规模也超过了1000人。这个会议能够让参会者从早8点开到深夜，并非我们组织得多么精彩，也没有什么诱人的经济利益，而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而到这一年，CSA的理念和实践已经遍地开花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1000个这样的主体，上百万个消费者家庭正在参与这场饮食变革。孵化无数个生态农场已经变成了现实。

一百年前，美国的土壤局局长金博士来中国访问，对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永续的耕作方式赞叹不已，而后完成了影响西方农业转型的《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朝鲜的永续农业》。一百年后，中国的农业却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贡献者。

十年前，一位美国的著名大厨来到中国，希望做一次有机餐宴会，却因在出产北京烤鸭的北京农村找不到有机的鸭子而耿耿于怀；十年后，无论是北京还是全国的有机农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校、餐厅开始选用有机食材。

十年前，我刚开始做CSA的试验田；十年后，我仍然觉得自己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刚刚入门。读书十年寒窗，而做农民比做博士更难。

当下，分享收获农场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可持续基础，农场全年向1000多个家庭供应有机蔬菜和其他食材，并构建了“食物社区”线上平台，以支持更多的返乡青年、新农人从事有机农业。“大地之子”的教育内容也日趋成熟，开设了针对想做农业的“新农人”的培训、针对都市人群健康饮食的“新吃货”培训，以及针对亲子的“大地小脚丫”活动。我们甚至还将菜园建设到了北京市呼家楼中心小学的屋顶，每周开展食农教育课程。北京的有机生产者们共同推动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建立。我们还跟农场的会员合伙创办了“吃素的”（The Veggie Table）餐厅，真正实现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变革，让餐厅成为我们在都市中的农场食材体验地。分享收获农场也在2019年获得“世界未来委员会”评选的“生态农业杰出实践”大奖。我个人也在做了两届国际CSA联盟（URGENCI）的副主席后，与另一位欧洲女性一起竞选成为联合主席，除了推动CSA在国际上的发展外，我觉得通过我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农业，也是参与国际组织和会议的价值。

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也不是一首完美的田园牧歌。像温老师说的那样，我们甘做一块铺路石，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爱得太深。

在乡村，自己生产并见证了从土到土的循环，也就更知道珍惜——食用品相不好的菜品、剩余物回田，衣服穿二手，饮食以蔬食为主。乡土生活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也拉远了人与消费的距离。

农民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职业，优秀的农民应该是顶天立地的人——借助最少的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将成本内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照料动植物、建筑、水利、设计……勤劳、勇敢、坚强、节俭。

他们提供：

最重要的公共品：食物；

保护最重要的公共品：土地和水；

转化最重要的公共品：阳光；

孕育最重要的公共品：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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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写于2019年。——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