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中旬，我持大专毕业证书回到原工作单位报到。9月，国营建设机床厂被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成为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直属的中央特大型国有企业。随着工厂改革如火如荼的深入开展，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也为广大职工提供了展示聪明才智的广大舞台。
我回单位时，处里的技术安全室和环境保护室都向处长提出，力争我去他们室工作。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是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各有各的工作理念、知识体系以及专门术语和专用工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两个互不相干的专业设置在同一单位。不过，因为我读书时属于环保室的编制，但我所学的专业又是安全工程，情况确实有点特殊，弄得处领导颇伤脑筋，左右为难了好一阵。
当年，兵器工业总公司根据原国家机械委颁发的《机械工厂安全性评价标准》，结合兵器工业特点，制定了《兵器工业机械工厂安全性评价标准》，刚刚开始在行业各所属单位推广。正是由于“安全性评价”大量文案工作的现实需要，又考虑到我系统学习了安全工程课程，加上提笔写点东西勉强算得上个佼佼者，最终处领导觉得既然学有所长，还是专业对口为好，便安排我了到技安室，从事安全管理工作，身份也从工人变为了干部（试用期一年）。
我再次由环境保护专业转行，开始了安全管理工作，无意中成了全处唯一从事过环境保护和安全管理两个专业工作的职工。
我在建设厂当了九年工人，凑巧延续了当兵时的“三年”韵律节奏：车间当机加操作工三年，科室当化学分析工三年，大学脱产学习三年。但当干部后终究没有摆脱“事不过三”的规律，三十而立的我从此进入了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工作节奏开始趋于起伏跌宕。
从学校返回工作岗位，我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几年的学习充电使我如鱼得水，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多年练就的写作潜能逐步显现，为我的职业生涯搭建了上升的空间，铺平了成长的道路。
技安室的十几个老师傅非常热情，带着我很快跑遍了工厂的垰垰角角，慢慢熟悉了整个厂区的生产现场，逐步掌握了安全管理要素和工作流程。我还按照“安全性评价标准”的综合安全管理要求，参与了建立完善工厂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教育、事故处理等十四种安全档案。
1990年国庆节后，兵器工业总公司下发文件，要求所属各企业拍摄一部反映本企业安全工作成绩的电视专题片，并将组织行业评比。工厂分管安全生产的厂领导批示：“技安环保处阅办，宣传部协办。”处领导接到文件，二话不说就签给了我。
我这个行业新兵对技安业务啥都不熟，心里直打鼓，又不好推三阻四，急得我抓耳挠腮。可事到临头，只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工厂党委宣传部下属的“建设电视台”，按照工厂领导的布置，组建了由副台长负责的专题片拍摄小组，技安环保处领导挂名组长，实际上就我一个人代表技安业务参与拍摄小组的具体工作。
我们商量了合作分工，先由我用半个月的时间编纂出脚本，经处领导审定并经工厂分管安全的厂领导批准后，我又跟随电视台的摄像师，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在公司各单位和重点生产现场拍摄素材的工作。春节前，我又参加了专题片的后期制作工作。
1991年2月，《安全出效益——建设机床厂安全工作记实》电视专题片拍摄完成，经公司领导审定，送展后该片获得了兵总司电视专题片二等奖。处领导赞不绝口，非常满意，宣传部的领导也对我刮目相看。我的这份“投名状”勉强称得上出手不凡。
大概是能者多劳吧，从此以后，除了一般的技安管理业务外，单位大量的文案策划工作也不断交到了我的手里。又由于我有摄影技术的相对基础，于是单位又安排我负责工伤事故的现场拍摄取证工作。
当时处里有好几台相机，包括一台德国生产的“莱卡”旧相机和一台日本生产的“理光”新相机，这两台高档相机除重大活动外都锁在库房里。平时出现场一般使用一台九成新的华蓥山“三线”军工光学厂生产的“珠江牌”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机身通体黑色，上、下盖及取景器外壳都用黄铜打造而成，附有俯视取景器、倒顺接圈、滤色镜、遮光罩、外摄箱、自拍支架等附件，配备有标准镜头、广角镜头、变焦镜头等。“珠江”相机机械感强，坚实厚重，个性十足，在当时国产相机中属于中高端产品。
从此，大凡工厂的车间出了安全事故，我一般都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人之一。而且，我每赴现场身上便多了一个标配设备——“珠江”单反相机。出完现场后，一般都要关在技安环保大楼一楼角落的专业暗室里，冲洗完照片，作为事故分析和处理的依据之一。
工厂军民结合战略和综合改革的实施，给安全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常常针对在基层车间和生产现场观察到的一些安全问题，运用三年大学学习的理论知识思考一些改善管理的独到见解，这就常常需要述诸文字。一来二去，多年的爱好特长与我从事的专业工作开始得到完美的结合，使我有了释放自身潜能的条件，写作的能量便喷薄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90年12月，我在工厂的《建设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我厂安全性评价工作全面展开”的消息报道。随着投稿不断被厂报采用，我很快被聘为厂报的通信员，此后连续多年被评选为《建设报》优秀通信员。
1991年，建设机床厂再次因党中央领导的亲临视察而载入史册。
当年，工厂的军品任务在经历了1980年、1986年、1987年三次大幅削减后，迎来了军品任务猛增。工厂制定了“军品和摩托车并举”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完成军品生产任务的同时，又开发出JS80型高架摩托车，摩托车产量比上年增产近30%。建设厂成为兵工行业“军转民”的成功典范。工厂厂长以“改革家”之名开始驰誉全国，并很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工厂也再次成为了全国国企改革的知名企业。
上世纪90年代，建设厂除了21和22两个总装车间单纯从事摩托车生产外，军转民以来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摩托车生产机构，摩托车整车、整机及零部件生产均由各个军品车间承担。由于军民品混线生产的特殊性，给安全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工厂1991年被列入西南兵工企业首批安全性评价“达标级”企业计划后，技安环保处安排我带一个新进厂的大学生，从春节后开始清理、编制了综合安全管理的软件资料，着手相关的前期准备。
5月，我参加了西南兵工局举办的“现代安全技术”技安员岗位培训班。7月，我在干部管理岗位的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被工厂聘为了技术安全员，正式由工人转为干部。10月，工厂派遣我参加了总公司在BJ举办的“安全性评价标准”培训班，既学习了知识，也结识了兄弟企业的同行。回厂后，由我组织对工厂各单位技安员进行了“安全性评价标准”培训。我撰写的“建设机床厂安全性评价工作进入实质阶段”的长篇报道，在《兵工安全技术》杂志（1991年第四期）上发表。年底，我获得了工厂1991年度“先进科技工作者”和“优秀职教教师”表彰。
1992年，工厂军品生产任务十分繁忙。3月，工厂组织了“375工程”（当年3月至5月，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7.5万支56式冲锋枪）。7月，组织了“515战役”（当年7月至11月，用5个月的时间完成15万支81式自动步枪）。建设厂举全厂之力，动员全体员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生产，一波接一波的“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
运动式的生产组织方法，既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优势，也因打破常规，不可避免造成了一些管理上的混乱，间接带来了工厂的事故频率显著上升的弊端。为确保顺利完成国家下达的军品生产计划，5月，工厂在安全生产委员会设置了安全防火、交通安全、防毒防尘、防汛防跨塌防雷击的领导小组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那时的企业管理手段较为简单，安全管理采用“严防死守”的笨办法，在“375工程”和“515战役”期间，全处员工轮换“两班倒”，不分白天黑夜，在主要生产车间、枪弹库房及靶场、产品试验场及加油站等来回巡察，现场制止违章作业，督促整改事故隐患。
由于工厂厂区很大，特别是偏远地方往往容易成为管理的盲区，所以我们经常要下到长江边的工厂码头和靶场、成渝铁路边的边远车间和鹤皋岩的几十个山洞车间，或上到袁家岗鸡公嘴半山腰的傅家沟库房区去巡回检查。每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往往来回要大半天的时间，尤其是在长江的汛期，夏天强烈的太阳把大地烤得跟蒸笼一般，天气不是一般的酷热。工厂为全处职工发了一顶草帽和一副墨镜，我又特地买了一个不锈钢保温杯，出发前泡好茶放在挎包里，走热了或走累了时，就拿出来喝几口，缓解疲劳与炎热。全处职工克服了漫长的酷暑和持续的汛期，尽心尽责，不辞辛苦地埋头工作，到年底，总算遏制了事故上升的势头。
1992年，我的写作也收获颇丰。2月，我撰写的“对企业安全教育形式更新的探讨”论文，发表在《兵工安全技术》1992年第4期，开了在行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先河。同月，我撰写的“建设机床厂安全教育成绩斐然”新闻稿，被西南兵器工业安全技术教育中心评为“好新闻”奖，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获奖。3月，我撰写的“建设机床厂积极推行安全科技管理，提高本质安全”新闻报道稿，在《劳动导报》头版发表，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上露面。
3月19日，我被处里的党员推选为党小组长。3月30日，技安环保处领导宣布由我协助室主任工作，说是要培养我的管理能力。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小插曲：4月初，工厂接到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文件，要求所属各企业负责生产和安全的副厂长，要上交一篇有关安全生产的论文。经技安环保处领导推荐，工厂党政办把撰写论文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不负重望，出色地交出答卷。厂领导看完后眼睛一亮，抬起头来多看了我一眼，称赞该文“很有功底”。我也由此进入了工厂领导的视野，引起了干部管理部门的注意。
6月底，该论文被兵器工业总公司收录成册，下发行业各单位后，党政办领导就开始打我的主意，打算调我到厂办给厂领导当秘书。走完相关的组织程序后，人劳处下了调令，通知我立即到厂办报到上班。那天是星期五上午，我因为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西南兵工局去开会，便擅自决定推迟到下周一上班再到厂办报到。
谁知几天的耽搁导致情况生变，过程说起来挻复杂也很简单。要说党政办的两个领导各为其主、自成派系的内幕，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具体到我这事就简单了，因招兵买马的正主任星期六突然发生职位变动，副主任转正接掌权力后，一个电话打到人劳处，叫停了我这个“主任招的人”的调动手续，我当秘书这事因而告吹。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说气不气人？同事们纷纷摇头，为我惋惜不已。也有兄弟伙直言相告，说假如星期五就到厂办报到当了秘书，生米煮成熟饭，先在领导们身边打打杂，历练几年便有机会下放基层当领导，怎么也不至于把“仗”打成“滑铁卢”。还有一个同在车间干过活，后来当了工段长的师兄大骂我“无知”：他指着我的鼻子斥责我：如今世道，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司空见惯：投机取巧的有，大把花钱行贿的也有，甚至还有出卖人格的。“你娃不当回事，你傻了吗？”我却不屑如此，我只不过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干，去寻求为工厂更好的服务和贡献！我错了吗？
刚有起色又陷入迷茫的1992年，让一门心思默默奋斗的我深受伤害。但出奇愤怒的我很快平静下来：既然被人忽视，那就放弃了吧！反正我不能倒下，也没有时间悲伤。俗话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似乎不完美才是人生常态。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还有很多愿望需要实现。我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暗暗立下誓言：我要用我的方式继续奋斗，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专注度都投入到工作中。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再也没有机会当上领导的秘书，却在十几年后当上了领导秘书的厂办领导，并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