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消费现状

（一）最终消费支出额度不断增大

从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绝对量角度看，中国消费体现出“增长惊人”的显著特征，见表1-1。

表1-1 最终消费支出绝对量动态统计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的数据，以当年价格计算，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绝对数达到359516.00亿元，比2006年的114729.00亿元增长2.1倍，是2000年63668.00亿元的5.6倍。人均消费水平绝对数达到19308.00元，比2006年的6416.00元增长2倍，是2000年的3721.00元的5.2倍。

（二）消费能力体现出“两个低于”特征

在消费能力发展趋势方面，体现出“消费总额滞后”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低于”上。

一是最终消费额年均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见表1-2。

表1-2 最终消费额增速与GDP增速对比

2000～2015年，以2000年为基期，以当年价格计算，我国最终消费额增加4.6倍，年均增长30.98%。同期的GDP增长5.9倍，年均增长39.51%。GDP增速快于最终消费额增速。

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多年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自2000年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10.26%提高到2009年高峰时的29.95%，之后回落，2016年回落到7.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由2000年的9.7%提高到2016年的10.4%，增速变化缓慢是其最大特征。尽管2007～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惊人，但之后快速回落，并未能改变其明显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趋势，直至2015年，这种趋势虽然有所改变，但从历史角度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时期居多（见表1-3）。

表1-3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比

进入“十一五”时期以后，消费率呈快速下滑趋势。从总体趋势上看，“十五”时期的消费率比“六五”时期的消费率下降了10.2个百分点。进入2000年后，消费率更是体现出快速下滑趋势，到了2006年，消费率降到了50%左右，这比1981年消费率的历史最高点，低了17.1个百分点，比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消费率低了12.1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的消费率在世界排名中，也是处于较靠后的位置。从发达国家的消费率看，美、英、日、德等国的消费率，一般都在75%以上，从发展中国家看，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消费率也在75%左右，中国的消费率都相对处于低位。2007～2015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不足49%。而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至今，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约为80%，我国的消费率大大低于历史同期的国际平均水平。我国消费率自2000年以来快速下降，直到2011年，才开始有所上升。[1]据国家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消费市场发展报告》，到2015年消费率在近十年中首次突破50%，达到53.6%，到2016年达到56.3%，这说明我国已开始重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实践中，也意味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增强。但仍然不能否认，消费提升的幅度较小，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导致消费率下降或上升，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很多，有收入过低、预期收入看淡问题，有消费环境不佳、消费结构不合理问题，还有消费文化掣肘问题，等等。但从消费伦理角度审视，将会发现更多问题，反过来，基于伦理角度的消费审视更能够看出消费质量、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更能总结出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合宜性程度及满足人民全面发展的程度。

（三）消费“双二元”结构及结构失衡

从消费结构角度看，消费体现出三种“二元消费”特征。一是城市和乡村的消费呈现二元特征。城市的消费市场显著发达于农村的消费市场。城市和乡村的居民消费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见图1-3。

图1-3 2006～2015年中国的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06～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基于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速缓慢，而相对应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则是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职务消费与私人消费的“二元消费”特征。职务消费不是自付消费，是公款消费。职务消费在经济增长功能发挥方面与私人消费具有明显差异。职务消费的资金脱离再生产过程，甚至是游离于经济之外，无法形成实际消费，形成经济增长效率损失。虽然公职人员也是国民，但他们的分工、地域及职务与其他人员却不同，而恰恰是这种差异导致消费差异及对经济增长的助力差异。这种双重二元消费结构本身就违背了同等国民待遇下的消费伦理要求，公职人员的浪费、政策失误等的消费性支出损失更是背离伦理要求。三是即期与远期消费结构明显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是即期消费减少，远期预防性储蓄增加，表现为压缩、削减当前的消费开支，大量储蓄，积谷防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即期动力弱。

消费性支出结构失衡必然导致全社会消费与投资规模失配，比例失衡，造成社会资源配置低效率或无效率，掣肘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基于消费伦理视角，客观界定消费性支出规模，客观公正审视现有消费结构，是减少资源浪费、提升资源效率的重要路径。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是消费结构转型的升级点，但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要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并没有成形的显性制度可供依存。依据消费结构的国际经验是一个方面，但有一点不能不遵循，那就是任何消费支出及其对应下的消费结构都应有效配置，都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等隐形的伦理约束为前提。伦理道德应成为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空间扩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消费制度的伦理含量彰显不同的消费效应

中国的消费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进行着演化，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显性消费制度，不同阶段的消费制度也因与伦理要求（隐性制度）的嵌融程度不同而彰显不同的效应，见表1-4。

表1-4 消费制度变迁

续表

由消费制度变迁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制度经历了由抑制消费向促进消费的演变。抑制消费是自新中国成立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说，抑制消费是这段时期中国消费制度的基本特征。自1953年到1978年，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我国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并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统一安排粮棉油及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样的制度无疑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尤其是随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推进，这种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不断延续深化，结果使得整个社会消费品短缺。虽然这一时期计划消费并没有违背制度，但“压低消费”却违背了人的基本需求，搅乱了消费与积累结构的内在伦理要求和应然性规律，人本来的正当的消费意识、消费需求被泯灭，消费者处于被动消费和消费能力降低状态。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改革，经济体制开始变革，价格体制从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基本结束了产品短缺时期，消费制度也开始转型，居民由被动消费向主动消费转变，消费者意识也开始转变，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从1993年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消费品短缺现象发生根本扭转，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从1998年开始，经济发展主要障碍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转变，买方市场形成，鼓励消费政策出台，中国进入消费经济时代。从2003年至今，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帮助增加了居民的即期消费。从1978年开始至今，是把摆正消费地位和最大限度地提升消费水平列为改革主要目标的时期，也是客观上回归对消费伦理的更加必要的指导时期和更加重视的时期。

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伦理约束型消费保证。在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都被作为宏观经济总体目标，但是在不同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保证机制存在着不同侧重点。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为主。现代社会，以消费为主。就经济增长而言，现代社会由重经济增长数量向经济增长质量过渡已成为社会迫切性需求，如果消费有失伦理内涵，经济增长质量将很难保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会演变成为一种“口号”。以1998年为分水岭，以前的消费制度是以抑制消费为主的制度，消费伦理也是为压抑消费服务的；之后的消费制度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消费规模的扩大，但又因消费主义消费伦理效应的助长，又产生了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消费质量及对应经济增长的非社会性认可。

（五）消费违背伦理

消费应体现伦理。任何消费都不是孤立的消费，都是社会消费的一部分，必须做社会性构想。尤其是政府公共性消费更应体现服务大众的特征。而这些社会性构想不仅为显性制度，也成为隐性约束——伦理约束的内容。就现实而言，诸多消费领域是制度无法或无能力约束的，成为制度空白领域。在这一制度约束空白领域，由隐性制度伦理道德填补空白，发挥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制度之外靠伦理，伦理的升华形成制度，制度必须以伦理支撑，制度和伦理只有有效结合，方可更好地规制消费。

现在的情况是消费与伦理呈现错位，即非对称性特征。消费与伦理的非对称性导致消费活动及其结果违背了消费应遵循的“社会性构想”，产生了“消费实际”与“消费应该”的错位，产生了诸多消费和伦理错位现象，形成了诸多问题消费和消费的社会负效应。诸多问题消费不可能支撑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支撑了高速度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背后也会积聚大量的问题，大众福祉也不可能提升，因此这样的增长不要也罢。笔者认真梳理了消费领域有违消费伦理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图1-4。

图1-4 消费有违消费伦理问题汇总

总之，消费只要立足于消费主体、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消费方向，尤其要以自然、环境、资源、社会关系为参照，就能发觉问题消费。有些问题消费不一定违背制度，或无制度可循，但却违背消费伦理。